张庆丹

(闽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开始登峰造极的时代”［1］62，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并将二者奉为官方哲学，麻痹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在科举制度上，大力推行八股取士，使得大批知识分子追名逐利，忽视了对文化学术的研究。另外，为了钳制民众的新思想，朝廷还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史学的状况与整个思想文化界大体一致，明代后期也是在粗疏纷杂的史籍流行之中，出现不少注重考订、致力辩伪和做出理论性探索的史学家史书。”［2］218

一、明朝的修史机构与制度的演变

中国的史官制度早在先秦业已出现。相对于史官制度而言，修史机构的出现相对较晚一些，北魏时初设修史局，北齐正式设立了史馆制度，隋朝基本沿袭北齐的修史制度。唐朝在前人的基础上，设馆修史，建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撰史的专门机构，并设宰相监修国史，这也是中国官方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史馆制度的完善为这一时期的史学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朝完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南史》和《北史》等八部正史的修撰工作，八部正史在二十四史中约占了三分之一，这是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比拟的。到了宋元两代，修史机构空前完善，除了有沿袭前代而置的实录院外，还设有起居院、雨牒所、日历所、国史院、会要所和时政记房等，它们分工细致，各有专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