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

惊闻黄济学长仙逝，无比悲痛，彻夜难眠。我所以称黄济为学长，因为我们都是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统称北师大）教育系的校友。他1946年入学，我1949年入学。如果他1948年不离校去解放区，我们不就是先后同学吗。说是学长，其实也是师长。我1956年从苏联回到母校，就在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主任是王焕勋教授，副主任就是黄济。我虽然在苏联学的是教育专业，但食而未化，对教育理论没有深入理解。回国以后立即上讲坛，都是在黄济学长的领导下，集体备课，钻研教材，才得以完成教学任务。后来教研室编写《教育学讲义》和《教育学阅读资料》，我承担了一部分任务，那时几乎每星期都会到黄济家里去讨论。这种研讨使我向黄济学习良多，受益匪浅。因此他既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师长。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合作就更多了。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中师，教育部要我们编写教育学、心理学教材。当时我正担任教育系主任工作，学校领导责成我主编教育学，我自知学识浅薄，不堪重任，于是敦请黄济学长协助我，他竟欣然接受。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中师用的教育学教材。1986年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副会长刘佛年、吕型伟一致要求我主持编纂《教育大辞典》，其中“教育哲学卷”非黄济莫属，我又请他出山，他又欣然答应，屈尊成了大辞典教育哲学分册的主编。他在工作中严谨求证，一丝不苟，保证了辞书的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