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俊（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



论道德进步中的加速与飞跃
——基于临界理论的应用研究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

摘要：与自然物态的发展一样，道德进步同样涉及临界与相变两个重要因素。根据临界理

论原理，社会道德发展也存在一个个“临界时期”。临界状态是道德进步必然经历的坎：道德临界跨越必须有道德建设的加速度；促进道德相变必须增强负熵渗透。此外，在“临界时期”时期，必须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进行有效的统整，并加大新型道德的灌输与引导力度。

关键词：临界；相变；道德进步

临界，又称阈值，它是一个数值，也可以是一个区间，一个分界线（带）,可以理解为一些累积过程的上限或者事物发生质变的界限或转折点[1]。当一种物理过程或物理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物理过程或物理状态的时候，出现了分界现象，就是一种临界状态[2]。临界理论主要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其实，人的道德进步中的加速与飞跃过程也是渡过一个个从道德临界向道德相变的发展过程，所以道德教育应该关注道德的“临界”与相变问题。

1道德进步必然经历的坎：临界状态

人的道德行为与人的道德需要有关，而人的道德需要又是由人的价值取向所引发的，所以，一个人从一种道德行为转化为或发展为另一种道德行为，必然要经过临界状态，并从临界状态向一种新的行为相变。同样，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向另一种道德观念演化也是经过道德观念的临界点而向新道德观念的相变。可以说临界状态是道德进步绕不开的坎。

事实上，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也是人的道德相变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道德水平与道德观念、道德动机、道德行为等多种因素有关，而从道德观念到道德行为的产生，道德动机起着撬动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行动指向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主要由个人的目的来决定，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点，即人产生行为的直接原因是行为所隐藏的一个深层因素——动机，而动机来自于人的需要。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是生存需要，第二是安全需要，第三是社交需要，第四是尊重需要，第五是自我实现需要。同时，马斯洛又认为，人的需要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主导性，即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其需要是多方面的，但总有一个需要是主要的。一旦这一主要需要得到满足，则其需要也就处于临界状态。当然，这种临界需要只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最终会达到一种稳定态，即有新的主要需要出现，又产生新的行为动机。这种从一种需要变化到另一种需要的过程就是人的需要相变。同时，由于人在主要需要满足之前，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需要，这些需要的产生也都要经过临界状态，产生一定的需要相变。从道德的角度说，道德需要引发道德动机，进而产生道德行为。需要相变的过程，也是道德相变的过程，且这种相变过程具有普适性，每个人都不例外[1]。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与之相应的道德，道德只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是道德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道德的变化。道德发展一旦进入临界状态，这时道德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危机阶段。这时的道德危机主要在于“失范”，即传统的道德规范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形成，这样，人的行为也就失去了社会规范的指导、约束，因而导致了人们行为上的“错乱”。临界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其内外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并往往是由内环境起主要作用。当内环境因素作用(自组织)达到一定程度时，人的行为渐渐趋向一种不稳定状态，一旦环境稍有变化，这种不稳态便趋向于某种稳定态，这种新的稳定态即为新临界状态。所以道德进步的过程实际上是跨越一个个临界点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情况来看，社会上之所以出现若干的“不道德”现象，主要因为我国的道德主要还处在“临界时期”，许多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动机、道德行为还处在道德的临界区间内。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着手进行了深入的一系列改革，在社会的经济手段、结构、位置和功能上，在领导体制的结构与功能、职能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说中国对原有的社会肌体做了一次“大手术”，这个“大手术”还没有完成，现在所推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六大方面的全面改革，仍是“大手术”的继续。“大手术”期间必然要使人的观念、心理及道德规范等发生变化——传统的一些观念与道德规范被否定，而新的适应于新的社会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的道德规范又未形成，或虽然建立但难以一下子被人接受，更难以一下子深入人心，这时社会道德便进入了“临界”状态。

2道德临界跨越必有的量：加速度

临界理论认为，临界区间，新旧合力为零，加速度为零，速度相等，相互作用力为零[3]。要走出临界区间，其条件必须提高新物发展的速度，使新旧物发展速度由相等变为不相等[4]。道德发展也是这样，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道德从一种传统走向另一种传统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相变的过程，它必然有一个临界时期。钱钟书曾说：“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5]钱钟书这里指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传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发生变化；二是传统的变化又是客观必然，因为“事物的演化”。即社会的发展又使它非变不可；三是旧传统的破裂，必然标志着一种新传统的产生。这里，从旧传统的被迫破裂到新传统的建立之前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临界时期”。而要冲出“临界时期”，必须有高于旧传统的加速度，使新传统能够占领上风。

当然，从道德行为临界现象产生的协同机制来看，社会整体道德的临界与个体道德的临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社会整体道德也好，个体道德也好，都是多种需要协同作用的。社会整体道德行为与个体道德行为的根本动因都是“需要”，只不过社会整体道德行为来自于整体社会的需要，而个体道德行为来自于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整体的主要需要，这就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做文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整体的主要需要不同，而这种主要需要的转化，或者说，这种改革的“加速度”，必然会促进社会整体行为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方向相变。个体的需要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社会整体的主要需要作为序参量相对于社会系统中其它因子变化较慢，而个人的主要需要相对于社会整体的主要需要则较快，因为个人的需要除了受自身较为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以外，还受到外界各种刺激的较大影响，在主体不同的情绪和客体的不同情境之下，个人的主要需要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变化。

在临界时期，社会整体和个人的心理或多或少地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振荡，社会道德处于临界时期，既有对旧道德传统的否定，又有旧道德传统的延续；既有新道德观点的产生，也有对新道德观点的否定；既受国内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又受国外道德观念的冲击，所以整个道德领域，会呈现“规范”与“失范”、退步与进步、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交杂状态，从而引起社会整体道德领域的振荡。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各种道德的冲击，加之本身道德规范的变化，很容易让人无所适从，也容易使人的行为走向某一极端。对于个体的道德临界，我们也可以从个人的心理矛盾角度来解释；同时还必须把个体道德临界现象放在整体道德临界时期去考虑。就是说，个体道德临界与整体社会道德临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角度上，具有一致性。但是个体道德临界还有着特殊性，如个体道德选择有时因处在一种特殊的、具体的活动中，其心理矛盾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矛盾，与社会的整体道德矛盾不一致。此外，有时道德临界，其矛盾很弱，甚至于见不到矛盾，例如，一个人某一方面的道德需要满足了，其行为便进入临界状态，即“无所求”的状态，直至有了新的“强刺激”，新的道德需要产生，才会产生新的道德行为相变。

总而言之，社会整体道德临界与个体道德临界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临界时期，道德观念、道德需要都处于新旧交替之间，可以说临界状态，实际上就是“待发展”状态。我们研究社会道德临界和个体道德临界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整体道德行为和个体道德行为向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所要求的良好方向相变，即促进人们良好行为的产生，但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要跨越道德临界必须有一定的增量与加速度。

3道德相变必经的过程：负熵的渗透

在临界时期，人的心理具有“无所适从”的相对紊乱性，而要由紊乱性发展成新的稳定性，也不是无序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发展方向问题。就道德发展来说，跨越道德临界必须面向更高的道德境界。由此，“加速度”需要确立方向。而方向的确立又在于道德的教育与引导。但有一点必须注意，道德相变由于观念演变的自身缓慢性和观念的惰性影响，其相变速度一般较慢，甚至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根据相变理论，物体从某种特性转化为另一种特性时，会“发生质的飞跃的转折状态”[3]。但这种质的飞跃不是骤变过程。迪尔凯姆也认为，道德的变化不是一个急骤的巨变，因为道德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方面，旧道德不会一下子消除，另一方面，新道德也不会一蹴而就。道德进步的过程，本质上是道德正向相变的过程。

道德行为的相变与人的一般行为产生的动因具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前所述，人的行为产生的直接动因是人的动机，而动机的产生与动机的强度一般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主体需要，二是环境诱导。通常，人的行为发生必须受到强烈的动机的推动，这就要求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道德需要和良好的道德环境引导。所不同的是，由于道德处于临界阶段，主体的行为取向具有不定性。所以，这时不能象平常的道德教育那样来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要有针对性地从内部增“熵”（这种“熵”相对于系统原有的“熵”为负“熵”）和外部扰动两个方面进行。内部增“熵”也就是要改善道德本身的“内环境”和道德主体的“内环境”。这里引出道德本身的“内环境”和道德主体的“内环境”两个概念，目的在于要说明新型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道德行为的产生，首先要靠的是道德自身的力量，同时还要将新型道德意识、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主体(即人)的内在的道德结构，促进主体的自组织而形成良好的主体道德内环境。

临界理论认为，相变的过程，就是新的形核过程。“形核被定义为母相体系中由于局部结构、密度（或成份）及变动，使得母相中的新相团簇尺寸超过临界值，形成可以稳定长大的新相核胚的过程。”不过新相核胚形成有个过程。从热力学来说，“母相中产生新相会导致体系中一些热力学量发生变化，因而形核过程需要克服热力学障碍；动力学则认为，母相中新相团簇的出现不是突变，它需要一定时间，具有一定速度，且涉及到母相中分子（原子）的运动、重排等微观过程。”[6]这一过程也是“负熵”战胜“正熵”的过程。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把系统的熵分为两部分，即ds=des+dis。其中，des叫熵流，它反映了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熵的交换，这部分可正、可负也可为零；而dis则表示系统内部熵的产生，这部分绝不可以为负，即：dis≥0，ds≥des。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述。由传统道德理论输入的是正熵流(des1>0)，它一方面可以加强道德系统内部的熵(dis≥0)，一方面抵销由新的社会所输入的新型的道德观念，即负熵流(des2<0)，保持了原道德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平衡分布，加强其对称性，从而使整个道德系统不离开稳定态。但由于社会改革的深化，新型的道德观念(即负熵流)的不断输入，破坏了原有的平衡态，出现了道德系统内部的失稳状态。这时如果继续输入负熵流，就可以在道德系统自组织的作用下，走向新的平衡，即建立新型的道德体系，促使社会成员产生新型的道德行为相变。由此，我们要使整个社会道德系统和社会主体(含个体)的道德顺利地由临界状态过渡到新的正确的道德观念体系和道德行为，必须加大新型道德的灌输力度，即增加负熵流。

旧的道德有许多不合理因素我们可以大胆地让它“滑坡”，但是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又有着批判地继承的特性。对于传统道德中一些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道德精华仍需要接纳、发扬，特别是对那些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合理的道德精华，我们还可以让它“爬坡”，得到光大和发展。同时，我们必须强化新型道德观念的输入，以使人的道德体系从“无序”走向新的“有序”，从而能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道德倾向。对于个人从道德临界向正确道德行为的相变，我们也应该先从内部因素抓起。目前我们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澄清社会道德观念的是与非，促进人们有效而正确地进行心理自组织，改善道德行为相变的内环境。要促进社会道德观念和人们道德行为的良好相变，除了改善内环境以外，进行良好的社会外环境的扰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扰动是一种外部环境的力量。从辩证的角度看，人的行为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不仅受内部因素的支配，同时还受到其外部环境各因素如文化、自然、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内部因素，即内部的自组织，实际上许多外部因素可以转化为内部的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对整体社会道德临界的扰动，重在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包括引导环境、激励环境和控制环境。引导环境就是建设良好的新型道德理论体系。激励环境，就是要对符合社会主义新型道德标准的人和事进行肯定。控制环境，就是不让违背社会主义新型道德标准的人有立足之处。对于个体的道德临界状态的环境扰动，主要是抓住个体的心理需要，用积极向上的、高级需要吸引个体，使其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产生良好的行为相变。

参考文献：

[1]陈邵锋，牛文元，杨多贵.可持续发展的多维临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1）：25－29.

[2]杜静.初中物理中的临界状态[J].理科考试研究：初中版，2010，（10）：27－30.

[3]王玉力.高中物理常见的临界问题[J].信息教研周刊，2011，（8）：10－10.

[4]周永康.分离的临界[J].数理天地：高中版，2012，（7）：32.

[5]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N].光明日报，1996-08-24 (5).

[6]张柯，刘峰，杨根仓，等.材料相变过程中的开核理论[J].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12.（12）：947－958.

（责任编辑刘红）

In the Theory of Moral Progress Acceleration and Leap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itical Theory Research ZHANG Shu-jun( Party School of CPCTai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Abstract：W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state of matter, moral progress is also involved in critical and phase transformation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ritical theory, social moral development is also a“critical period”. Progress of critical state is inevitably experience: the moral critical span must have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ral; Promote the moral transformation must strengthen the negative entropy infiltration.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critical period”, must be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s moral behavior effectively, and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he new moral inculcation and guide.

Key words：citical; phase change; moral progress

作者简介：张树俊(1957- )，男，江苏姜堰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文章编号：1671-0142（2015）03-0028-04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B8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