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怎样“无力”的<br/>——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问题的考察

“知识”是怎样“无力”的
——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问题的考察

2015-02-12李强

天府新论 2015年6期

李强

“知识”是怎样“无力”的
——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问题的考察

李强

中国现代化之路与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现代“知识”密切相关。农村的“知识”既是传播到农村的现代科学知识，也是关于农村的历史实践和想象建构。本文从当下的热点问题“知识无力感”出发，从历史、文学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与农村“知识”的关系。从现代“知识”的启蒙的边缘辐射，到田园牧歌的“乡愁”想象和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建构，再到当下“后革命”的历史叙述，农村“知识”在历史实践和文化想象上逐渐“无力”。今天我们仍需要在历史总体视野上看待农村的“知识”问题。作为可能召唤“阶级意识”的农村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才是最应该珍视的农村“知识”，是“有力”起来的最大可能。

新文化运动;农村知识;知识无力;历史想象;现代性

2015年春节期间，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①王磊光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返乡笔记》本来是王磊光应邀为2015年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演讲稿。该文2015年2月13日在微信公共号“市政厅”发布，2月17号被澎湃新闻转发之后，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次。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截至2月24日晚9点，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市政厅”上阅读量已超过4.6万多次(刘素楠:《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作者回应争议》，《南方都市报》，2015年02月25日第AA05版)。相关讨论及报道:《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古鱼，澎湃新闻，2015年2月23日)，《无依的乡愁谁来解》(铁永功，《中国青年报》，2015年2月26日第2版)，《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知识的无力感”引争论》(《大河报》，2015年02月26日第A13版。)此外，有网络时代中文百科全书之称的“百度百科”在2015年3月4日还出现了“知识无力感”词条，其词名来源即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参见百度百科“知识无力感”词条，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NdFL98kktQFlBcVPiYITWqZimeTBzzfAf2aQHIAJovocronc6c2PRfxWkOYusnpL15dNb WmruOvMgA2NNFKwellFiwZfcUD2TOH0b0HZGeXacHxZoejbbAhlvElJ6－j．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起热议，该文提出的“知识无力感”成为焦点话题，在讨论中，“知识无力感”被误读为“读书无用论”〔1〕。本文无意就“知识是否有力”“读书是否有用”这一类问题展开争论，而是力图在理解“误读”的具体语境基础上进行视野更广阔地思考。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将从两个层面来定义“农村知识”。第一是指现代科学知识，是“知识就是力量”到“知识无力感”所指涉的现代科学知识。农村的“知识”是城市启蒙知识的边缘辐射，也是农村人摆脱土地、走向都市的工具。第二，“知识”也是一种历史经验，包括各种力量在农村进行的历史实践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美学意识形态宣传所塑造出来的历史记忆。作为历史经验的“农村知识”，有“革命”到“后革命”的历史实践，也有乡土书写中的“乡愁”/“田园牧歌”想象。作为历史经验的“农村知识”尽管不是当下“知识无力感”讨论直接指涉的对象，但却是“无力感”产生的深刻背景。本文将梳理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神话建构与崩溃的脉络，将农村的“知识”问题历史化，进而探讨今天“知识有力”的可能。

一、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知识”的边缘辐射

人们今天强调“知识无力感”的时候，其实是在质疑“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点。有意味的是，这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几代人励志格言的话，其实是对弗兰西斯·培根的话的“误读”，常见的说法例如:“培根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归纳感知经验，才能获得关于客观外界的知识，科学的目标就是用新发明和新方法来改善人类生活。为此，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来强调客观知识的威力。”〔2〕有学者对“知识就是力量”的出处以及译介进行考据后认为，培根的观点其实有三种解读，“‘知识就是能力’，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命题。‘知识就是力量’，又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学论题。至于‘知识就是权力’，则容易使人联想到许多政治学问题。”〔3〕其中，为社会所认可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就是力量”。支撑“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现代知识观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在中国将这一观念真正推向大众的，是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启蒙思潮。

在一般表述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旗号的。但需要指出的问题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专门讨论、鼓吹“民主”“科学”的文章其实并不多①根据王奇生本人的统计以及对金观涛、刘青峰计量分析数据的核实，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中“民主”“科学”相关的词汇在《新青年》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德先生”与“赛先生”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相反，新文化运动是“德先生”“赛先生”长期酝酿的结果。陈独秀、胡适等人竖起这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4〕可以说，在成为口号被正式喊出来之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便已酝酿，推动这一过程的便是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文化运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群体所以被视为同一个文化运动，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可以相互交流的语言和符号系统。”〔5〕“科学话语共同体通过科学分类最终建立了一种统一的、一贯的世界观或‘真理之完体’……正是在这里，科学的分类体系为五四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这个运动中，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最终被理解为中国文明与客观的规则之间的较量，文明冲突也因此被理解为知识冲突。”〔6〕

现代“科学”逐渐转化为现代“知识”，“知识共同体”的行动最后落实到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实践上，就是新文学/白话文运动。“德先生”又赋予了新文学运动其政治特征。周作人在讨论新文学运动功绩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新文学运动在政治方面的影响要大于文学方面的影响，“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我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情感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7〕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文学革命论》的文学观念演进，“不论是晚清梁启超还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等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本身都不是纯粹职业的文学家，而是从政治领域跨入到文学的领域，是从政治的目的出发来从事文学活动的。他们从政治的目的出发，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8〕因此，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实践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政治色彩，最终走向“政治解决”。〔9〕这也是以后部分文学转向“左翼”，完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的重要原因。

对于农村而言，上述转变的发生要滞后一些。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城市的启蒙运动，其影响力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然后逐渐辐射、渗透到农村。“他们试图以一种城市文化来改造建构在乡村经验之上的具有宗法色彩的传统文化。”“在启蒙话语悲壮性的洞烛之下，乡土作为一个被重新赋予阐释的所在呈现在知识者面前。在启蒙意识、平民意识、劳工神圣等诸多意识的规约之下，农民和乡土既成为认同的对象又成为启蒙的客体。”〔10〕启蒙乡村的迫切愿望，在鲁迅的《故乡》里可以看到。小说开头对农村破败景象的描写是含有深刻寓意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11〕最后，“我”对宏儿和闰土提出希望，“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12〕这段话表面上是对下一代人之间关系的希望，实际上是对乡村/城市、落后/文明等一系列潜在对立的思考:“我”已经通过现代“知识”走出了农村，而闰土还是农民，下一代的“隔膜”看起来是注定的。所以最后那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也是对变革时代中乡村出路的一种期盼。这种期盼里还隐含着淡淡的惆怅情绪，这便是接下来“乡土文学”中随处可见的“乡愁”。

二、“乡愁”与田园牧歌的想象建构

在研究“乡土文学”概念的产生时，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引到鲁迅的这段话:“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却和许钦文是两样的，许钦文的苦恼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13〕在这里，鲁迅强调的“乡愁”，是一种失去、离开故土的忧愁。事实上，引发“乡愁”的缘由是很多的，“尽管描摹原乡题材的作者背景、年岁有异，怀抱亦自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却共享不少叙事抒情的模式:或缅怀故里风物的纯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绵亘于其下的，则是时移事往的感伤、有家难归或惧归的尴尬，甚或一种盛年不再的隐忧——所谓的‘乡愁’，亦于焉而起。”〔14〕“故乡”成为中国新文学书写中重要的一个主题，在“故乡”这个空间，乡土社会变迁中的聚散离合得以展现出来。“但同时‘故乡’的召唤也极可以视为一有效的政治文化神话，不断激荡左右着我们的文学想象。”〔15〕在新文学中，“故乡”所召唤出的“乡愁”的文学想象，也在不断塑造关于乡土社会的记忆，久而久之，这种记忆也会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农村知识”。

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对乡村意象的建构过程做过细致的研究。他梳理了英国文学中关于乡村与城市的种种描述，将它们与社会历史现实对照后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乡村”，这些美好的想象都是经典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神话，是对真实历史做出的误导性的回应。关于乡村的意象，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土地财产。乡村意象常常也包含着复杂的情感，而且与写作者自身关系很大。在分析哈代小说中透露出来的怀旧情感的复杂性时，雷蒙·威廉斯认为“观察者坚持使用受过教育的人的方式进行观察，却又无法在感情上认同当下受过教育的阶级，随之而来的孤立感会非常严重。这并非是穿着城里人衣服的乡村人感到的不自在，而是被自己的历史困在了教育和阶级之间关系(实际上是智识和同情之间的关系)的普遍危机当中的人所感到的更为重要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也有其不自在感和不时迸发的尖刻与怀旧情绪。”〔16〕

雷蒙·威廉斯的分析，对研究中国的“乡愁”书写也具有参考意义。最有代表性的是沈从文的《边城》。其实就现实环境来说，沈从文成长的湘西地区无疑是偏远而贫困的，“要在这样一块穷山恶水间建立一‘世外桃源’般的故乡，沈从文的野心不可谓不大。化穷乡为神奇景致，甲边城于中原之上。沈浪漫激进的写作姿态往往为他平淡谨约的文字所掩盖。”〔17〕沈从文从湘西进入城市之后，通过在大学旁听或报纸等媒介接受现代“知识”，成为“文学青年”①关于“五四”之后“文学青年”的论述可参见姜涛:《从“代际”视角看五四之后“文学青年”的出现》，《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他来北京后最初的作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都市绅士和市民、大学生和教授的嘲讽与调侃，二是对青少年时代在偏远故乡度过的儿童生活与军旅生活的温馨怀念与追忆。”〔18〕很多研究者将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仅仅是视为“练笔之作”，仿佛他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最终写出那篇《边城》。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农村出来的“文学青年”在成为职业文人之后的写作也与耕种一样，生存才是首要意义。沈从文在北京时，他的读者不再是等待“启蒙”的大众，更不是生活在“边城”里的农村人，而是有着文化消费能力的都市读者。他的创作走向成熟的过程，是锤炼现代写作技巧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找、迎合读者期盼的过程。一般说来，作家的早期作品多是讲述自我记忆、书写本能情感的。因此，不是圆熟的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反倒是最初写实的尖酸刻薄与惆怅怀旧，最能够看出一个受城市“知识”感召的农村年轻人的困惑与无奈，这也成为他书写“乡愁”的情感动因。不难看出，从鲁迅所说的“被故乡放逐”到沈从文的田园牧歌，现代的“乡愁”情感其实是农村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面对都市现代性的一种反应/反抗，是一种都市文化的想象建构。

三、激进的现代性:革命与农村“知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想象里，与宁静、保守的“田园牧歌的”中国农村形成对照的是“革命的”中国农村。新文化运动后期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很快在中国扎根、壮大。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实践，许多农村的年轻人发生了转变:“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9〕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这段话，许多研究者从中读出的是夸张、不切实际的政治宣传主张，甚至认为这是对将中国文艺推向灾难的“讲话”的一个虚假的注脚。那是因为他们仅仅把毛泽东理解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政治家，而没有考虑到他本人的成长经验。要知道，毛泽东和沈从文一样出身湖南农村，也是被现代“知识”感召而走向城市，还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作为较早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青年人，新文化运动对于他而言，当然不是边缘辐射那么简单。但是他在转向革命后所反思和最终厌弃的，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都市逐渐建构起来的“乡愁”，他将其命名为“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种激进反应与沈从文的“田园牧歌”书写一起，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图景。

这种想象图景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这些小说里表现得更为直观:当时的中国被描述为“黑暗的旧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被地主剥削而生活困苦的农民只有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农村书写被革命话语所规训，这种书写召唤革命意识的方式是制造一个极端“恶”的形象——“地主”。地主的罪恶都源自他们的财富，现代的革命诉求与“为富不仁”的道德判定迅速契合，归根结底是过多的财富激起了群众的愤恨，清算他们的财产就是理所当然的。清算地主这个“恶人”的根本目的是农村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特别是穷苦农民，他们获得了土地，“翻身解放”。

通过“斗地主”“分田地”，乡土的传统经济结构被进一步打破。但是“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20〕另一方面，优先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必须从农村获取，特别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想统购更多粮食就必须快速推进合作化”。〔21〕

在意识形态规训的乡土书写里，“合作化”的诉求是通过对传统的农村“知识”的转换来完成的。在《创业史》扉页有两句话值得注意，一句是“创业难……”，出处是“乡谚”;另一句是“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出处是“中国农村格言”。这里的并置，虽然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向工农兵学习”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将农村传统“知识”资源里注入现代“知识”的诉求，进行话语的转换，即“创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个体的“创家立业”思想，而是集体“共同创业”走向“共产主义”的阶级意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2〕这种“教育”不是简单地为了革命或建设而展开的“动员”，“显然，所谓的‘动员’并不仅仅是寻求一种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就中国革命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也即成为政治主体或者‘国家的主人’，起码，在叙事层面，这一设想，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想象方式。”〔23〕例如，《创业史》就要通过一种全新的“创业”的想象召唤“共同富裕”的政治命题。“创业”最初是梁三的爹的梦想，直到梁三变成了“梁三老汉”，家业还是没能创起来。到了梁生宝这一代，自然应该紧跟父辈的步伐的，但他却不顾“创业”的使命，而去忙活生产互助组。在这里，党的事业与家族的“创业”发生了冲突。而且，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家族“创业”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宣传“合作化”的小说，便需要处理这个矛盾。在说服梁三老汉时，梁生宝便置换了“创业”的意义:要想真正图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就必须由单个家族的“创家立业”走向集体的“共同富裕”。

在革命的诉求下，“创业”一类的乡土经验不断地从乡间谚语被改造为现代“知识”。接着，“知识”的地缘关系似乎也发生了颠倒:农村不再是城市思想文化的边缘辐射，而是成为生产革命知识的“大学”，成为都市“知识者”接受教育的地方。农村成为年轻人的“广阔天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大有作为”。但是，被注入现代“知识”的“创业”观念，最终并没有成功动员农村起来“继续革命”。“在农村，而且不只在农村，阶级是在陌生和欺骗性的旗号下传播的。它们并未被理解为幽灵般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完全的人的方式、以特殊的个体和群体方式、以特定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式出现的。”〔24〕农村虽然轰轰烈烈的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但还是发生着“生产力暴动”①“生产力暴动”这一说法来自毛泽东针对1954年底农民因为反对人民公社而故意破坏生产、杀猪宰牛的事件的评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暴动。”(《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五期，第4页。)一类的反抗事件。最终，“人民公社”体制还是宣告结束，成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李杨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践其实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为什么‘反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部分，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西方之内还是西方之外对现代性的反抗都只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而二元对立恰好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形式。”〔25〕例如，现代主义以“人”对抗“非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成为了非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的一种手段。反抗得越强烈，进入现代的速度就越快捷、越彻底。”〔26〕在这个急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革命话语将“农村”建构成为一个神圣的领域。农村“知识”神话奇妙地变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现代性的最激进一种实践。

四、“再颠倒”的农村历史想象

激进的实践带来的创伤使得“改革”变成必然，其后的历史过程被人们表述为“新时期”，一切进入历史的转折之中。《创业史》呼唤的“合作化”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体制“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7〕在这个逻辑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在“改革”意识的召唤之下，“勤快人”再次成为被赞扬、羡慕的对象，这意味着“多劳多得”意识的复苏。未来/城市“知识”是孙少安、孙少平、高加林他们走出农村的动力。“到了90年代，中国文化话语的支配性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移位，即由乡村经验以及黏着于其上的传统文化的支配性力量转移到了都市经验以及黏着于其上的现代观念的支配性力量上。”〔28〕作为昔日“革命历史”发生的主要场域，在“后革命”的时代氛围里，农村的历史“知识”也成为被颠倒性重述的对象。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看完《逼上梁山》后写给编导者的信中就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29〕这种“颠倒”，造就了“工农兵文艺”。“后革命”时代，作家则通过“再颠倒”开展全新的历史想象，生产新的农村“知识”。

莫言的《生死疲劳》就是对“土改”后农村历史进行“再颠倒”的叙述。这种叙述更像是在与两个文本对话:一个是给了农村“共产主义社会”承诺的《创业史》，一个是给了农村“新时期改革”承诺的《平凡的世界》。《生死疲劳》里设置了一个倔强的“单干户”蓝脸，他以“单干户”的身份活到了“改革”时代，村民觉得最后还是蓝脸的单干路线胜利了。蓝脸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我就是认一个死理: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没想到，这条死理被我认准了。”〔30〕这与柳青在《创业史》开篇所引的“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形成了对照。两种话语都在处理家庭、社会与生产致富之间的关系。《创业史》竭力让人相信，既然“家庭”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用共同劳动来“共同创业”;《生死疲劳》则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家庭”分裂都不可避免，那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杂姓人”身上了，更不能相信所谓的“大家庭”承诺。这可以看作是《生死疲劳》对《创业史》中“共同创业”承诺的回应。《生死疲劳》对《平凡的世界》所召唤的农村改革的“新时期”美好期许的回应则是借助西门金龙完成的。农村改革后，西门金龙踏上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那样的致富征程，却被老党员洪泰岳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最终洪泰岳和西门金龙同归于尽。小说所揭示的农村物质和文化双重失落的状况，与“新时期”的美好想象相去甚远。

《生死疲劳》的叙述者“生来就不寻常。他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31〕莫言将80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内核揉进一个“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的“六道轮回”佛学框架之中，农村历史在纷繁复杂的变换和反复的揉搓中变形扭曲，愈发不可靠。问题就在于，莫言只能借由这种“不可靠”的叙述才能展现如今的农村历史想象。农村的历史叙述在20世纪实际上经历了被各种话语借用、改写的过程:40年代被革命话语借用来动员革命，50－70年代被集体主义乌托邦话语借用来动员“合作化”，80年代被“改革”话语拿来召唤“新时期”，到了90年代之后被个人话语“再颠倒”过来瓦解宏大叙事。时至今日，“农村历史”成为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历史感欠缺之后的茫然、无奈，在《受活》等农村历史叙事里也很突出，〔32〕整体来看，当下的农村历史想象呈现出“无力”的状态。

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正如《生死疲劳》所表现的那样:地主还是历史的叙述者，地主的子孙还是新的富裕阶层。因此，在整个社会似乎都要进入“重新开始的19世纪”①参考汪晖的表述:“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市场社会如何将教授、医生、律师、诗人、学者、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语)，见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力图压抑的各种社会要素如何破茧而出，成为新秩序的基础——伴随20世纪的大幕落下，那些构成‘19世纪’之特征的社会关系重新登场，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毋宁更像是‘历史的重新开始’”。(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页。)的时候，农村同样也面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地权改革，实则表现为一种历史性回归:从50年代末期以来的社会化或集体性土地经营模式回归到传统中国的家庭经营模式。该一模式选择本旨是为了寻求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有机耦合，短期内确乎实现了农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从长时段考察，家庭承包方式不仅未能引导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反而加剧了土地的零细化经营事态，最终在强调公正价值的同时，背离了效率价值，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33〕这也是今天农村破败、凋敝的一大原因，也是各种历史实践之后，知识分子感慨当下在农村“知识无力”的原因。

五、结语:“知识”“有力”的可能

梳理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的脉络后不难发现:真正让人感到“无力”的不是“知识”，而是农村的历史和现实。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启蒙”“革命”“后革命”的轮番实践，已经让农村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乡村内部当下与历史的对立，日益彰显。这些对立和田园牧歌式“乡愁”建构起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下关于农村的复杂认知。一个令人尴尬的历史事实是，在农村，也许从来就没有一个纯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产至上’的社会，生产管理者(官僚阶层)和生产者(农民)的地位相对较高，非生产的‘有闲阶层’，包括服务性行业的手工业阶层，还有商人阶层，地位都相对低下……书生这种典型的有闲阶层，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却破例有着暂时较高的地位(有条件的还配书童)，那是因为他们正在做官的路上狂奔。尊重读书人，并不能证明中国乡土社会对‘知识’本身重视。乡土社会所重视的‘知识’，属于经世致用的‘知识’，而不是纯粹的‘知识’。常言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表明了他们读书的目的，而不是读书本身。”〔34〕

在《返乡笔记》之前，王磊光在一篇质疑贺雪峰的“老人农业有效率”的文章里批评未来的“老农民”也就是今天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没有感情和信心。②王磊光:《老人农业有效率吗?》(该文首发在当代文化研究网，2013－10－19，http://www．cul－studies．com/index．php?m= content＆c=index＆a=show＆catid=6＆id=518，后在《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第4期刊载。)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值得反思的是，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里，在“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神话里，“博士”这样的从农村出来的读书人，可能是比那些打工者更有意识、更决绝地逃离土地的。这种逃离的“历史”可称“悠久”，自从农村走入“现代”便已开始。在把农村变为城市工业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输出地之后，“现代”留给农村的只剩下田园牧歌式的想象。正如前面所揭示的，很长一段时间，“边城式”的带有感伤意味的想象成为乡土文化想象的主流。《平凡的世界》那种在变革的农村现实中寻找力量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通俗易懂，但是读者普遍的“励志型读法”〔35〕又忽略了小说中的历史与现实。想象“农村”的方式，面对“农村”的姿态，总要依靠“外来者”的视角展开。很多时候，他们的情感是打上了“乡愁”烙印的都市情感，支撑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现代“知识”想象，而非土地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博士的《返乡笔记》只是写给都市知识分子的《笔记》，是在按照他们预定的想象去“发现农村”，自然而然地，“发现”的情感就是惋惜和同情。王博士敏锐地发现了农村现实与自己“知识”之间的裂缝，却没有反思过自己那种被知识分子建构好的“发现乡村”的视角，他的“观察”更像是“我的导师王晓明先生在L县的体验”的无数注解①王磊光在《老人农业有效率吗?》中说“农村变成了这样，正如王晓明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写……”，在《跨越百年的追寻:评＜晚近黄昏一片云——周锡恩传＞》(《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中也说“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我的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下的一篇引起学界广泛讨论文章《L县见闻》……”，王晓明先生的文章参见《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续)——L县见闻》(《天涯》2004年第6期)。。王晓明先生正是当年在“新启蒙无力”之后引领“人文精神讨论”的代表人物，“1989年以后，国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36〕“一些坚持启蒙主义姿态的人文学者把现实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他们重新回到向西方和中国的古典哲学，寻找终极关怀和伦理规范，最终把问题落实于以安身立命为目的的个人的道德实践。”〔37〕显然，王晓明先生是背负着独特历史经验的另一代人，是带着人文关怀在言说一个叫做“农村”的空间。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青年来说，“农村”应该是内嵌到他们生命体验中的。他们应该懂得，真实的农村并不是各种想象所建构的那样，要么美如天堂、要么惨如地狱，而是自有模样，并不需要拿着现代“知识”的滤镜去“再发现”。王磊光特别澄清，他所说的“‘知识无力感’表达的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却不能有所为。”〔38〕这其实是近乎本能地把“博士/农村”的关系置换为“知识/愚昧破落”的对立关系。他给自己选定了“知识启蒙者”的位置，就像雷蒙·威廉斯所说的“被自己的历史困在了教育和阶级之间(实际上是智识和同情之间)”，“知识无力感”就更加强烈。

“无力感”的产生是因为之前对某种力量深信不疑，这种力量的建构，如前所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是一个由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学想象构造出的文化神话，那么“知识改变命运”则是中国农村这三十多年来由家庭、学校乃至社会都在一直精心构筑的社会神话。恢复高考确实改变了很多农村人的命运，“十年寒窗”的苦读成为相对公平的逃离农村的机会。但当下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人们很难再按照传统标准来定义“成功”，“读书人即是精英”的神话早就破产。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相对固化，轻松、安稳的上升通道已然对普通阶层关闭，“知识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知识无力感”其实是对“价值多元”“阶层固化”的现实的直观感受。

正如我们需要在百年历史经验中理解新文化运动一样，我们也需要在总体视野里看待农村的“知识”问题。对于今天的现实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意识”，类似于卢卡奇所说的“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39〕的“阶级意识”。在历史总体论被质疑的今天，阶级意识的表述、思考都进入了困境，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回到自身，回顾那些笼罩在各种“知识”神话之下的历史经验和个人体验，把这些经验和体验置于更大的历史现实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当年，《人生》里的高加林被人们批评为“背叛了土地”，今天的农村年轻人同高加林当年一样急切地离开土地，走向建筑工地，走上“富士康”的流水线，走进写字楼，或者成为研究现代“知识”的博士。在《返乡笔记》引发的讨论中，“无力感”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说明他们的疲惫和无奈是普遍状态。“知识就是力量”这个神话当初是召唤他们前进的动力，也成为造成他们痛苦的缘由——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利用科学“知识”尽快“现代”起来，进而摆脱土地。他们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农村“知识”的产物，也将在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命体验基础上生产出新的“知识”——那才是从内部“有力”起来的最大可能。

〔1〕〔38〕王磊光．《博士返乡笔记》作者的最后回应〔Z〕．文学报，2015－03－26．

〔2〕成素梅．“知识就是力量”的跨学科反思——现代知识观的困境及其趋向〔J〕．探索与争鸣，2014，(11)．

〔3〕周林东．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三解——兼论弗兰西斯·培根的宗教观对其知识观的影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4〕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J〕．近代史研究，2007，(1)．

〔5〕〔6〕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24－1125，1204－1205．

〔7〕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A〕．钟淑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八卷，1938－1943)〔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85．

〔8〕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07．

〔9〕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J〕．近代史研究，1996，(4)．

〔10〕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5．

〔11〕〔12〕鲁迅．故乡〔A〕．鲁迅全集(第一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1，510．

〔1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2003．9－10．

〔14〕〔15〕〔17〕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A〕．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25，22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