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世界和平是抗战留下的最重要精神遗产

2015-02-12陈廷湘

天府新论 2015年6期

陈廷湘

珍爱世界和平是抗战留下的最重要精神遗产

陈廷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素爱和平并自古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的古老民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开始形成了在现代意义上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思想。无论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作用上看，中国率先反抗强敌，坚持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却又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这是中国精神，同时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广泛认同的精神，是人类未来永远需要发扬光大的精神。由于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如果再试图以武力改变世界格局，结局很大可能是没有胜利的人类完全毁灭。因此，在当今世界，中国抗日战争及整个历史发展所留下的追求人类和平共处的精神遗产尤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精神遗产，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存亡。

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精神;和平;民族尊严;国家独立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过去70年了。在人类历史上，这场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惨剧又一次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又一次尖锐地提出了人类如何才能和平相处的问题。人类如何合理相处，是人类思想史的永恒主题。在人与人之间如何合理相处的问题上，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众多十分成熟的理论和可供实际操作的解决方案，但在由人组成的国家之间如何合理相处问题上，理论的成熟性却相对滞后，且至今未形成一种完全合理的解决方案。在世界反法斯战争中及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如何合理相处的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留下了一份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至今仍对世界各国解决如何合理相处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相处而战

学界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时，关注最多的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这些研究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发动强大武力侵略之际，中华民族到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亡国灭种关头。作为一个尚未走出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中国能够不畏强暴，奋起抗战，付出罕见的重大牺牲和沉重代价赢得胜利，不仅捍卫了民族独立与尊严，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反思与肯定，具有永恒的意义，理应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传承。但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与反思，到此为止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战后为人类和平相处留下的功业和思想是具有更深远意义的精神遗产，它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人类未来能否走向更高福地的重大问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素爱和平并自古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的古老民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开始形成了在现代意义上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思想。当时的许多文化人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祸归罪于以竞争进化学说为表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对竞争进化论加以否定，且希望战后国与国之间彻底消除竞争，实现永久和平。此类论述十分普遍。杜亚泉的表述就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杜亚泉1915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社会协力主义》一文，明确指出，“竞争与协力”是人类相处的两种对立的方式，“协力者利害相共，竞争者利害相反”。国家主义者主张以“政治上之关系或民族上之关系所构成之国家为界”，相互竞争，以求强大。“平和主义”“则以全体人类为界”，相互亲爱，和平相处。杜亚泉则力主“现今时代，将由国民之协力，进而为人类之协力”。一个国家不仅应“确保国民之协力”，而且应“进而谋人类之协力”。并指出，这是“二十世纪之问题”，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1〕上述观点表明，当时的文化人认定二十世纪全球国家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国将由过去为利益而竞争转而谋求人类共同幸福和世界的永久和平。

正是站在上述思想地基上，国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理解为人类普世公理战胜强权的表征，并认定人类得到战争的教训后，将根本放弃强权竞争，走向国际互助以至世界大同。因此，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组织国际联盟”以保障各国的“自由”和“土地管辖权”及“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等主张的十四条原则时，〔2〕国人普遍相信人类永久和平将从此开启。《申报》等大报广泛阐扬威尔逊的宣言可以造成“世界平民主义以达永久和平之目的”。陈独秀甚至提出了破国家偶像的主张。他说:“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3〕李大钊也说:“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这样，“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就将实现“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这些热望尽管不免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但却无疑是中华民族热烈追求人类永久和平的精神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但是，由于其时的西方大国尚在很大程度上奉行实力至上主义，因此，巴黎和会及和会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尽管为人类和平相处做出了一些成就，却仍然漠视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侵略，尤其是在中国山东主权问题上做出了迁就日本，使中华民族再次蒙羞的决定。然而，中国人民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将日本侵华事件提交国际联盟裁处，并派出使团在国际社会广泛活动，争取事变通过国际干涉得到和平解决。对国民政府的这一举动，学界已进行了极其广泛的讨论。不少学者指出，国民政府的做法是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以图集中力量消灭异己、消灭红军。这些论断无疑十分正确。但也还须看到国民政府这一决策另一面的意义:国民政府将“九一八事变”提交国际联盟裁处，并派出众多外交家，以各种方式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对国际法的践踏行为，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同情，呼吁各国采取措施谴责和制止日本的侵略，“以求公理之战胜”①《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1日，(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 Nos8，Folder Nos10。，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对国际法的尊重，对按国际公法和平解决事端的良好愿望。“公理战胜强权”虽然早已被证明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这一理想却无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中国在遭受侵略时首先向全世界证明日本的侵略“无任何法律之根据”〔5`〕，力争国际社会主持公道，以国际公法制止野蛮暴行，博得了当时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对中国的同情。1931年10月，国际联盟理事会14国以13票对日本1票的表决结果支持中国关于解决满洲事变“先撤兵后谈判的规则”。按国际联盟的原则，议案需全体赞成才能通过，因而投票结果仍不能使该议案得以成立。但国人认为，这一表决毕竟使“日本以武力”“威逼中国屈服”的强盗行为“已被理事会揭破”，使之在世界面前“无可辩护”，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6〕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②顾维钧1931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指出，由于西方大国采取绥靖主义立场，他在国联的活动成效虽然并不理想，但并非毫无意义。在国联的多次会议上，小国都“团结一致”，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决不承认伪“满洲国”。〔7〕国联十九国委员会于1933年2月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此报告问题虽多，但毕竟“明确的谴责”了日本在东三省的“军事行动以及扶持和承认‘满洲国’”等侵略行径。中国为和平解决日本侵略做到了仁至义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界普遍反映中国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8〕

与中国相反，当时的日本上下却把以武力侵夺别国的领土视为天经地义。1928年，日本签署了《非战公约》。《公约》规定，签字国不能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时间仅过三年，日本就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制造了以武力强占中国广大领土的“九一八事变”。1934年10月1日，日本陆军省新闻组提出的《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赤裸裸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天赋的使命”。〔9〕这表明日本当时的国家意识中对人类和平毫无关怀之意。因此，中国当时为和平解决满洲事变作出的努力，国际社会对侵略的谴责，都无法阻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国际法范围争取和平解决事端的众多努力都因日本不断扩大武力征服而归于失败，中国被迫开始了捍卫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全面抗日战争。1937年7月29日，蒋介石指出，中日之间的战争除全国一致，不计失败，“牺牲到底”，“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明确宣告中国必须与日本打一场全面战争。〔10〕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非完全是以牙还牙，也不仅是被迫以武力捍卫本国的主权，更是不计本民族的牺牲以捍卫人类和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不仅“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世界的命运”。〔11〕蒋介石也指出，中国的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也非单为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自由”，而是为了“奠定东亚中日永久和平之基础”，消除“人类幸福之隐患”。①《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3日，(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 Nos39，Folder Nos21。学人胡适对此做了更明确的阐论，他说，“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国”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践踏，更是“世界和平被破坏的开始”;“中国民族抵抗目本”也不仅仅是中国捍卫主权之战，而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开始”。作为一个弱国，中国“从‘九一八’到‘七七’”，“足足忍了六年”。这种忍耐“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的忍耐”，中国的抗战“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到了忍无可忍时候的抗战”。最终目的是要“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12〕国共两党和一些学人不约而同的见解表明，民族的抗战不仅是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而战，更是为世界和平而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显示，当法西斯主义逐步席卷世界，人类临到灭顶灾难之际，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四大支柱，即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对支撑人类正义大厦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是四国中最弱的国家，却能在1937年8月率先向上海的日军发起主动进攻，投入70多万精锐之师血战3个多月。这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第一场牺牲惨烈的大战。胡适对此曾做了如下论述:相对于日本，当时的中国“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新式的武器”，本来“没有抵抗一个头等海陆军强国的力量”，但中国却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来”“抵抗侵略”的国家。〔13〕有正义感的国外学者也指出，中国的抗战把日军主力之大部吸引到中国战场，使日本背上了“超过负荷的沉重包袱”，在军事上、政治上发生了“尖锐的危机”。〔14〕同时，中国抗战也惊醒了“许多民族的和平迷梦”，并给了“他们十多年的时间可以做一点抵抗侵略的准备”，〔15〕为华盛顿、莫斯科、伦敦三大反法斯世界支柱的相继树起争取到了更多时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而中国这根在国共合作基础上最先树起的支柱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最早支撑起了世界反法斯战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天空。而且，无论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作用上看，中国率先反抗强敌、坚持八年抗战，都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却又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这是中国精神，同时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广泛认同的精神，是人类未来永远需要发扬光大的精神。

二、中国为重建世界和平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付出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牺牲。但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盟军的打击下，日本败局逐步显露之际，中国上下首先考虑的不是复仇，而是如何重建战后和平体系。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重建战后国际和平体系的工作始于1942年《大西洋宪章》的签订。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但国人对重建国际和平体系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胡适当时即表示，相信人类世界必然以“和平计划”取代“恶棍主义原则”。〔16〕1944年，法西斯国家失败的大局更加明显，各国开始具体商讨战后国际和平问题。是年，反法西斯主要国家在华盛顿附近召开讨论组建联合国及其基本原则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会议筹备和召开期间，国人对建立更具权威性的战后和平组织开始了认真的讨论。邵力子当时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只是中国解脱百年的枷锁，而是反侵略国家同向人类崇高的理想迈进”。〔17〕邵氏虽未直言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设，但其见解实已展示了对建立新国际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东方杂志》的文章进而指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建国际和平的会议不能只是战胜国处理战败国的会议，而应是重建世界和平的会议，因此，“不论交战国或中立国，都须出席”，共同“建立未来的世界和平”。文章明确指出，人类“和平是不可分的”，建立战后和平体系与“战胜战败及中立国都有关系”。处理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必须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机构”，“战胜国与战败国都应当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共同为全人类谋幸福”。〔18〕作为一个近代以来饱受欺凌，二战中历尽艰辛的民族，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势虽成定局，但还在与日军殊死拼杀，还在喋血牺牲之际，中华民族不是首先考虑复仇，而是希望与包括敌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建立一个常设国际组织，以保证实现战后广泛的世界和平。如果没有一种历史长期积淀的文化精神起支配作用，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上述民族精神的作用下，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参与战后世界和平体系建设的立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召开前后，中国为新国际关系体的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会议筹备期间，中国政府就为成立新国际组织一事，“拟订了五个草案”，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制订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观点”。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及时提出了供大会讨论的14个问题，〔19〕其中包含关于战后“国际争端”必须“根据正义的原则和法律原则加以解决”这一最重要的主张。这一原则受到与会国家的支持，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4月，正式通过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成立的旧金山大会召开。中国上下对大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了表明中华民族全民族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性的态度，国共两党经协商派出了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在开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出，为了把联合国建成一个有权威性的国际和平组织，中国“准备抛出一部分主权，交付与联合国”。〔20〕联合国是一个世界和平组织，但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中国把一部分主权交付联合国显然不符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与组建联合国并成为其中平等成员国之一者的身份，但这一尽管不切实际的提议却表现了中华民族维护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和无私精神。

联合国是当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广泛认同的世界和平组织，但是，世界并未因联合国的成立而完全脱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西方大国在参与或主导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仍然更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为谋取本国利益争斗不已，甚至视小国弱国的利益于不顾，信奉的仍然是实力主义，而不是人类平等与共谋和平原则。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失望感，但仍未完全抹去中国人对国际和平组织的信心。论者王克浪指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虽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联合国，但联合国宪章仍将是“今后若干年代国际社会的根本大法。这是联合国家追求世界和平的初步胜利，也是我国八年抗战”的“一大成功”。〔21〕另一学人陈友松也说，“各国都应拥护这个新世界大宪章，相信它的原则，能发展和衷共济的行动，在战后世界维持永久和平”。如果“蔑视这个大宪章”，就要“种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恶因”。〔22〕这些言论不仅是个人的见解，而且是中华民族一贯追求借助国际和平法则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三、中国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不懈努力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以后，世界上曾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冲突，甚至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严重对抗，但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正义原则，一贯主张在保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下，在国际法的正义原则下，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

1954年，周恩来总理与印度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次年在万隆会议上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这一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23〕这应是当时最公正的国际关系准则。虽然由于国际社会当时仍为许多信奉社会达尔主义的大国所左右，和平正义的原则只能得到部分国家的认同，但是历史的发展进程显示，经过人类长期的共同努力，周恩来提出的原则在以后70余年内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他指出，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国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4〕并一再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声明的和平政策不会改变，重申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强调“中国是维护和平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的目标不是称霸，而是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25〕因此，他向全国军民宣告，中国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实际地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这个角色”。〔26〕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工作重心大转移，在确定中国转向新时代的关头，邓小平不仅认定新时代发展的对外政策是要更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明确指出，中国发展的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

现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去70年，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已存在70年了。70年来，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由当年的农业国发展为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二位的现代化大国，现有国际关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很多方面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已再次临到发生转变的关头。在此形势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这一重大战略不仅是中国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方式，也是为寻求新历史条件下世界和平共处道路做出的努力。《经济日报》载文对世界格局和中国在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了深刻度的论述: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该文还论道:

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27〕

上述分析表明，经过改革开放几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已由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中国已有大量过剩产能需要在世界广大地区找到用武之地，而一些发展更滞后的国家又亟需输入中国过剩产能以发展其经济。这一事实客观上要求改变既成世界格局的不合理之处。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要寻找一条通过经济输出与文化交流，和平改变现存不合理世界格局的新途径。《人民日报》指出:

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蕴含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坚持不干涉地区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28〕

另文指出: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①《一带一路》baike．baidu．com/2014－07－08

众多论述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要通过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方式，与沿线国家建构“利益”共同体，在和平和发展的旗帜下改变既存世界格局下已经不合理的世界利益关系，与沿线国家共同谋求和平发展。中国不谋地区事务主导权，更不是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一战略的实施的根本目标不是形成对抗，而是开创国际社会通过经济文化交流方式，不断地和平改善世界格局，谋求世界各国在更高水平上的和平共处。这一理念在习近平主席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讲话中得到了总结性的确认: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①《习近平阅兵式讲话全文》news．youth．cn/gn/20150．．．6967．htm－中国青年网。

《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指出，习近平主席短短的讲话18次提到“和平”。②《习近平阅兵式讲话全文》news．youth．cn/gn/20150．．．6967．htm－中国青年网。充分现体出在当代世界条件下，在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正向更高阶段发展之际，国家仍然把维护世界和平视为自己的崇高目标，仍然十分关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关系人类未来的最重大问题。二战以后70年来，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始终把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国策，在任何条件下都一脉相承地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政治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悠久传统精神使然。

四、结语

在中国和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捍卫了世界和平并重建了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由于联合国不是国际政府，它的和平原则必须通过各国的和平主张与行动得以维系。在过去的70年间，由于一些国家仍然不同程度地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给世界和平带来了诸多障碍，但在世界和平力量的推进下，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由联合国按公正原则和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纠纷，国际社会的和平原则越来越展示出具有实际的意义。国际政治学家保罗·詹姆斯、纳夫扎特·索谷特在其主编的《全球化与政治》中指出，“如今，联合国通过各国首脑及政府的宣言承认，为全球化提供了‘伟大的机遇’”。〔29〕该书的评价是否准确，我们在此处不加讨论，但这个评价至少表明，世界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十分看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对人类走向和平的积极影响。中国为国际和平的不懈努力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世界未来的希望。历史早已向人类昭明，凡是企图以武力谋取国家利益都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而且也必将最终归于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等国家试图以武力改变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格局，发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现代性世界大战，给人类带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也给德国等国带来了灭国之灾。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再次谋求以武力推翻不符合本国利益的世界格局，又一次挑起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法西斯主义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造成了更为巨大的人员伤亡，把数不清的人类财富化为灰烬，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间悲剧。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仍然是战争发动者的灭亡。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构的国际和平组织和新世界格局已经存在70年，随着世界的飞速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已显示出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世界已经又一次临到改变国际关系格局的关头。但“改变”只有以和平方式进行方可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发展，相反则会造成更为不可想象的人间惨剧。而且，由于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如果再试图以武力改变世界格局，结局很大可能是没有胜利的人类完全毁灭。因此，在当今世界，中国抗日战争及整个历史发展所留下的追求人类和平共处的精神遗产尤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精神遗产，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存亡。

〔1〕伧父．社会协力主义〔J〕．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

〔2〕美国总统威尔逊国会演说〔A〕．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17－1932)〔C〕．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188．

〔3〕陈独秀．偶像破坏论〔J〕．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A〕．李大钊选集〔C〕．人民出版社，1959．134．

〔5〕抗战史料丛编初辑(第一册)〔C〕．(中国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1974．142．

〔6〕无灵．东省事件之国际观〔J〕．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1931－11－10．

〔7〕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M〕．中华书局，1985．91，92．

〔8〕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M〕．中华书局，1985．176．

〔9〕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13．

〔10〕蒋委员长答记者问平津局势骤变之后政府方针(1937年7月29日)〔A〕．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C〕．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75．

〔1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3．

〔12〕胡适．抗战五周年纪念〔A〕．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