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宣传，还是写史论?<br/>——关于抗战时期新闻遗产之思考

做宣传，还是写史论?
——关于抗战时期新闻遗产之思考

2015-02-12刘宪阁

天府新论 2015年6期

刘宪阁

做宣传，还是写史论?
——关于抗战时期新闻遗产之思考

刘宪阁

抗战爆发之初，张季鸾已有“这是做宣传”之战时自觉;而范长江一度仍坚持“写史论”。相关的战时新闻观念，抗战爆发前即早有酝酿，甚至直到今天，仍不无当年抗战时代以及更早的革命时代的影子。因此，这里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后抗日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后革命时代的。尤其是新闻武器论的背后，实际上也反映了新闻媒体在近现代中国缺乏独立自主的身份之尴尬。幸运的是，战时新闻学包含丰富的遗产，文人论政等良性因素也得以延续与传承。

做宣传;写史论;抗战;《大公报》;文人论政

1938年9、10月间，年轻记者范长江离开了他赖以成名的《大公报》，而肇因之一即在于他和报社主持人张季鸾在战时新闻观念上的分歧乃至冲突。因为后者明确告诉他:“这是做宣传，不是写史论”。而范长江起初仍坚持理想主义的平时新闻观念;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演进，特别是成为共产党人，他自己也逐渐认同了战时新闻的宣传路线，而且在实践上比张季鸾当年走得更远。当然，这些观念涉及的不仅仅是抗日或战时问题，抗战爆发前即早有酝酿，甚至直到今天，一些新闻观念、业务操作等仍不无当年抗战时代以及更早的革命时代的影子。因此，这里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后抗日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后革命时代的。尤其是新闻工具论、武器论的背后，实际上也反映了新闻媒体在近现代中国缺乏独立自主身份之尴尬。幸运的是，战时新闻学包含丰富的遗产，文人论政等良性因素也得以延续与传承。

(一)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一事，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桩公案。尤可注意者，离开报社之后，范长江继续主持抗战爆发前在上海即已筹组成立的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又组织创设了新的机构即国际新闻社，并于1939年5月加入中共(思想上入党则更晚些)，逐渐走上了一条和张季鸾、《大公报》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实际上，诚如张季鸾去世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评述其对中国报业之贡献的一则短评所言，张亦爱国者，不过秉承一种与共产党人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国家观念。〔1〕循此思路，可以认为范长江之离开，乃至他与张季鸾等之分歧背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抗战时期乃至预示出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各大新闻媒体的政治格局。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羽翼未丰的年轻记者离开了本可以庇护他、甚至帮助他取得更大成就的《大公报》?范长江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做出过解释，并强调在抗战期间的党派问题上，与报社和张季鸾存在“根本政治观点冲突”，甚至称之为双方关系走向破裂的“惟一原因”。〔2〕〔3〕不过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相关史料的渐次披露，尤其是可资对照的港台回忆的出现，逐渐有人提出异议，并形成一些新看法。但无论在具体的史料运用，还是一般的立论解释上，这些探讨都有可以进一步展开的空间。〔4〕

就立论解释而言，尽管个别研究者注意到范长江与报社冲突背后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政治分歧，但是往往叙述非常笼统，没有说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分歧，甚至被简单代之以非历史化的国共两党冲突意义上的对立。

而新闻观念之冲突，尤鲜见研究者注意和提及。其实，此点亦真实存在且非常重要。抗战爆发之初，张季鸾曾对来访的友人说，半年来自己在《大公报》所做的工作可以四字概括:“抗战到底”;在另处又谓:自己的全部工作就是给国人“打气”。正因深知形势严峻、难言乐观，他和报社同仁才丝毫不敢懈怠。尽管了解到很多内情，内心非常忧虑，甚至也对一些情形非常不满，但在公开发言和主持报道时他仍很克制。

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仆仆于塞北江南各地前线的范长江，此时也发现一些不太好的黑暗面，并拟在报端有所披露和报道。他指出，如果以为只写写战报，就算尽到了新闻记者的责任，“那是大错特错”。必须注意抗战整体，研究各种新现象;同时，“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5〕后来在另处，他还称:“我们新闻记者说话，责任重大，万万不可昧了良心。是好说好，是坏说坏。即使环境困难，可以少说甚至不说，万万不可颠倒是非，误己害人。”〔6〕

新闻记者的言行要为国家民族尽责，对此张季鸾应无异议，不过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则另有意见。尤其抗战爆发后，他不太赞同像范长江那样毫无保留地发布各种消息，而是力主“报喜不报忧”;尤其反对“揭黑”，发表一些内容有暴露性的新闻报道。他说:“我们这是在做宣传，而不是在写史论。”〔7〕

“做宣传”相对比较好理解，而“写史论”则约等于要恪守新闻本位，特别是体现出要为历史留底稿之意。这大概可见战时背景下，张季鸾对新闻与宣传二者的理解与判断。正是这种战时背景下的新闻观念之冲突，再加上若干政治观点的分歧，以及诸种因素的逐渐累积，最终导致范长江与张季鸾和《大公报》之分道扬镳。概言之，这种新闻观念冲突，至少有这样几层因素值得注意和考虑。

第一，随着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关系之日益密切，特别是随着抗战时局的逐步推进，张季鸾已经体现出战时新闻观念之自觉，即明确“这是做宣传”;而范长江彼时似尚非如此，还停留在比较理想主义的“写史论”亦即平时而非战时新闻观念上。

第二，随着形势演变和个人成长，范长江政治上逐渐左转，乃至最终成为中共组织上的一员，他也开始形成某种战时新闻意识;不过，基于阶级斗争和革命观念等差异，他与张季鸾在新闻报道的处理、新闻机构的组织等方面的设想亦不尽相同。

他们的观念歧异，也反映了新闻记者的代际更替。尽管同代人之间也不是没有差异(如张季鸾和沈钧儒在对日见解上即差距不小)，但“一·二八”事变后，王造时即曾明确表示自己和张季鸾可谓两代人，在如何应对日本的危机问题上双方设想不同。类似的，范长江在若干问题上的看法一度也是这样。不过，随着阅历的积累，他逐渐认同和接受战时新闻意识，对张所言的“这是做宣传”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尤其解放战争期间在新华社，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日报》，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新闻干部，更是如此。在“做宣传”的实践上，范长江走得比张季鸾更远;尽管这样做时未必总能得心应手(毕竟内心深处还有张季鸾和《大公报》“写史论”的影响与痕迹)。

(二)

“这是做宣传，而非写史论”，可谓战时新闻观念的重要遗产。很多今人看似不太理解的现象、事件和观念，其实都可以从战时角度得到理解与澄清。而且，当时不少人的确倾心于战时做宣传。不光张季鸾一个人是这样，那一代人都很有危机感。比如1936年元旦成立的平津新闻学会，即把“努力研讨如何使新闻事业能适应现今民族和国家的需要”作为中心任务之一。除了《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原北平晨报社长、后来服务于中央社的陈博生，以及燕京大学的梁士纯等52人参与其事。面对民族危机，他们矢志于“新闻救国”，可谓“战时新闻学”兴起的重要标志。①庄廷江:《新闻救国:“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http://media．people．com．cn/GB/n/2012/1016/c40628－19281700．html．

1936年5月，燕京大学以“新闻事业与国难”为主题，举行了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大公报》的王芸生、《益世报》的罗隆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潘光旦等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诚如系主任梁士纯开幕词所言，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感觉到中国的国难，不会在一二年内就可终了”，何时结束“全看我们的应付如何”。因此，“要晓得至少在这十几或二十年内新闻事业应负的使命是什么?服务的机会是如何?并有何特殊问题，及此特殊问题的解决方法”。②庄廷江:《新闻救国:“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http://media．people．com．cn/GB/n/2012/1016/c40628－19281700．html．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国难背景下，有关战时新闻的思考与讨论非常热烈，还出现了“战时新闻学”。1938年7月，汉口光明书店出版了任毕明的专著《战时新闻学》，首先揭橥这一概念。指出，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新闻学须“配合时代进化的需要，而负起一种报道、批判、领导社会斗争的使命”;“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压迫而斗争的战争的工具”;在现阶段，更是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或者说是和“武器”相对应的“文器”)。〔8〕

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出版的将近70种新闻学著作中，以战时新闻学、宣传学为核心内容的就有25种，占三分之一强。有的论著题名即有“战时新闻”字样;即便题名没有，往往也会设专门章节讨论战时新闻采访等问题。当时还出现了以“战时”命名的新闻学会，如1937年7月成立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该会还出版了以“战时”命名的会刊《战时记者》(范长江的若干文章后来即刊于此)。不以“战时”命名的新闻学会也表现出鲜明的抗战立场。典型者如1938年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1941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学会，明确宣示新闻界“对于抗战建国实负有重大责任”，旨在“打击败北主义的倾向”，“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抗战的勇气”，“激励英勇的士气”。

1938年11月3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决议案”。至此，“战时新闻”已经成为抗战时期的一种现实和国策。当然，战时新闻观念的出现不但有现实的刺激，也有相当的思想渊源和认识基础。比如抗战爆发前左翼新闻学家张友渔关于舆论统制的论述，作为潜隐的思想资源，在战时新闻的理论思考及实践运作中都可窥见其影子。无论是后来的任白涛、任毕明、杜绍文，还是张友鸾、刘光炎、孙义慈，他们不过是与时俱进，将这种潜隐的思想资源由“阶级”改换为“民族”;由“斗争”转换为“战争”;由“阶级斗争”的新闻统制转换为“民族战争”的新闻统制，从而在战时条件下形成更加符合政治和军事斗争需要的时尚表述。〔9〕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思考一样，“战时新闻学”也体现出浓重的工具理性。这一特性，“甚至可以追溯到晚近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新闻思想家、革新家和革命家那里”。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下，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从其诞生起，“就始终处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10〕因此，出现一些看似悖谬的情形就不奇怪了。

就像晚清苏报案以来，章士钊等为达宣传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乃至不惜标举“我为革命造谣言”一样，抗战前后报人张友鸾亦认为，古人讲兵不厌诈，而“新闻纸要与军事配合，新闻也得不厌诈”。要对国家民族尽忠，“就得放弃目前不必要的小信用”，而讲求意义更远、层次更高的大信用。当然，他不是劝记者去歪曲事实或造谣。毕竟“我们悲壮慷慨可歌可泣的新闻有的是，不必像敌人那样捏造作伪”。但是，战时新闻“因为宣传上要求发生宏大的力量，我们该使每条新闻都能生动活泼，人人都看得懂，人人看了之后都留一个深刻的印象、伟大的感动。于是有时与新闻学的原则稍有出入，我们不必去顾忌。”也正是基于抗战的大背景，他别有韵味地提出:“新闻是最近发生然为多数读者注意‘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件事实。”〔11〕

由此也不难理解抗战初期张季鸾在新闻报道的一些选择，也难怪当时仍然坚持“写史论”的范长江不很满意。当然，战时新闻学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三民主义新闻学”亦为重要一面，其中的若干命题，以及体现的专业主义与意识形态之复杂纠葛，与当时以及后来一些人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新闻学”概念，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共产党人在延安对党性、党报原则的追寻与探索，在抗战期间也得到重大发展，并通过若干事例(典型者如怎样描述抗战胜利，是“屈原”还是“苏武”)将“做宣传”的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在战时条件下，“做宣传”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到后战争年代，尤其和平时期还坚持这样的做法，而不回归“写史论”的新闻本位，则颇足深思。好在就像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延安以外的重庆或南方新闻传统可以借鉴一样，战时新闻学内部也包含着多样的遗产。比如与业界出身的任毕明等之“战时新闻学”研究不同，受美式新闻学教育和实践熏陶出来的梁士纯，则从宣传视角切入，形成了不同的思考路径。简言之，任毕明等更注重新闻媒体在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属性，梁士纯承认这一点，同时也看到了另一面，即新闻活动应该拥有独立自主的空间:政府与新闻界各有职守，战时宣传乃是特定时期政府与新闻界的合作。〔12〕类似于这样一些丰富的思考，为现代中国新闻之探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源。

(三)

说到战时新闻遗产之丰富与延续，也不能忽略曾于1941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的《大公报》，特别是该报所体现的文人论政传统。

确实，随着张季鸾、胡政之的先后辞世，《大公报》荣光不再:先是1949年天津版宣布新生，改称《进步日报》;随后大公王虽一度“收复失地”(毛泽东语)，但没多久上海版即于1952年举馆迁京;1966年夏又短暂改称《前进报》，出版百余天后，最终亦难逃停刊的命运。至少从形式上看，这张曾为汉语新闻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报纸，在中国大陆确实没了(香港版倒是发行至今)。但是，这是否也意味着它所代表的那种新闻传统就此中断了呢?或许未必那么简单。尽管有人一再宣称要与旧的办报作风决裂，不再“招(旧《大公报》之)魂”，但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印证了这一传统的有效、韧性与生命力。以至于我们经常发现:即便在占主导地位的诸多党报媒体中，也还活跃着不少老《大公报》人的身影，相关业务实践方面的指导亦是依稀可辨。〔13〕

比如1949年秋，范长江从上海《解放日报》调往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当时很多老报人刚从根据地进城，还不太熟悉和了解如何在现代城市环境下办报。一向很看重《大公报》的毛泽东，觉得曾服务于该报的范长江懂新闻、会宣传，可堪重任，因此调他北上。实践也证明，在范长江主持下，《人民日报》确实“完成了从战争状态向和平建设时期正规化大型日报的转型，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了，有许多沿用到今天”。〔14〕这背后，很难说没有《大公报》所代表的那种新闻传统的影响。

再如1956年春，《人民日报》酝酿改版期间，曾专门总结了解放前国内报纸的长处，比如新闻比重较大、政治新闻占第一位、重视副刊等。特别是重视通讯，对于国内外重大事件都有本报记者的特写、通讯刊登在二版或三版，“其中以《大公报》为最突出”。〔15〕另据袁鹰回忆，当时胡乔木曾叫报社把老《大公报》人萧乾请来当副刊的顾问。萧乾很热心，隔一天来半天，一个星期来几个半天，一些编辑向他请教，请他帮忙;萧乾还带他们去向作者约稿。“他出了一些好的点子”，这些经验随后亦被落实到《人民日报》的改版中。

诸如此类的微妙承袭，在一些人看来或许很难想象;但的确是真实发生、难以抹煞的历史。而且《大公报》所代表的那种传统，在当代中国新闻版图中的延续与传承，还远不止这些。除了范长江，老《大公报》人杨刚、刘克林等，1949年后亦曾服务于《人民日报》，并担任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而且这种延续在1980年代以后亦多有体现，比如海外版创刊时，四人筹备小组中即有三位是老《大公报》人(高集、谭文瑞和余焕椿)。诚如改革开放之初，不用荣毅仁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海外人士未必接受和认可中国的一些投资行为;同样，如果不借助这些老《大公报》人的经验，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未必那么容易就打开对外宣传的局面。还可一提的是，高集为新记《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妻侄;高的女婿张宝林1980年代亦服务于《人民日报》，后供职《华夏时报》等。翁婿二人都很珍视《大公报》的精神，并在新闻实践中身体力行。〔16〕

尤可注意的，是党报以外的各种市场化媒体对《大公报》的追慕与效法。比如最近二十年媒体时评兴起的动因之一，即得益于该报社评特别是当年“星期论文”等之启示。许多媒体人明里暗里亦私淑张季鸾，尊之为典范，更表明这样一些新闻传统其实并未真正中断或被人遗忘，而是以各种形式在延续，并被切切实实地践行着。〔17〕

“抽刀断水水更流”。厦门大学当年筹办国内第一个新闻传播系时，就曾向老《大公报》人徐铸成等取经。而早年的《南方周末》在怎么办的问题上，亦得益于老《大公报》人萧乾之指点。据左方回忆，他曾向黄文俞请教《真理报》模式的本质是什么，黄推说没办过解放前的报纸，要有对照才能看清楚，建议去问萧乾。后来左方到北京还真去问了，萧乾一听就知道黄文俞在推脱，不过他还是说了这么几条:第一，只根据红头文件，而不是社会实际去办报;第二，只是对上级，而不是对读者负责;第三，用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第四，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用政府的钱去办报和卖报，使报纸成为喉舌和工具。可以说，正是萧乾的话，让左方等对以《真理报》为代表的那套办报模式有了更明晰的了解。据称萧乾还说，“要满足现在的自由平台，新闻自由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有耐性，不要硬争，现有的平台对一个有才干的新闻人来说，就足可以发挥他的才能，为民众做许多有益的事情，问题是你们怎样利用好这个平台”。左方后来说，他提出“先做瓶，后酿酒”的策略，就是受萧之启发而来。①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53785＆ALL=1．

(四)

至于在海外，尤其香港和台湾地区，张季鸾和《大公报》在后抗日时代之影响更是不容小觑。著名传播学者李金铨教授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年轻时读大学，他曾获陈博生新闻奖学金，后考取台湾“中央通讯社”，一心跑外勤，想挖掘惊天动地的大新闻。总编辑沈宗琳先生很看重他，视之为子弟兵。沈先生给台北的五家报纸写社论，也希望训练他往这方面发展，某日让李过去谈话，说起在戒严情势下台湾出不了张季鸾，劝他不要跑外勤了，干脆到“中央社”国外部把英文学好!李教授后来回想，在那个肃杀年代，党媒老总肯向他这样的年轻后辈“交心”，实在格外呵护。虽然不知道那天沈先生是写社论遇到苦闷还是怎么回事，但重点不在此，“而在他心目中以张季鸾为榜样”。

创办《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被称作“最后的报人”，其办报也是以张季鸾和《大公报》为典范。和余先生颇多交往的许倬云，对此有生动回忆。他自称半个新闻记者，1970年代曾花大力气为报纸写时论。“为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两边都找我?因为我写文章不辣，让人抓不着毛病，但是我的要点是开放，是自由。我的文章出来不会得罪人，国民党看了也无可奈何。”的确，当时给两报写评论的有不少人，但是碰到难题，往往第一个让许倬云冲关。“这篇文章后面跟着其他几篇文章，一波又一波地推动民主开放。这用余纪忠先生的话叫‘顶天花板’，天花板在那里，要找个人顶开天花板。”因为许的文章写得委婉、温和，不那么激烈，“是《大公报》的调子……所以，余纪忠先生常常派我去做‘顶天花板’的工作，若干文章用社论的名义发。”〔18〕

余纪忠去世后，许倬云为文悼念，称:“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任公与张季鸾二位均独步当时，而余先生挟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素养，巨笔如椽，也不让二公专美于前。在余先生的熏陶下，《中国时报》环境中，不少中青年的新闻从业人员，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写文章的能力，也学到了经营事业的本事。今日台湾新闻界中，出身《中国时报》的人才特多。”〔19〕余氏的努力，也得到了在香港办报的金庸之共鸣。他曾说，“当时台湾所享有的新闻自由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为了工作和言论而失却自由，受到惩罚。我总是表示，我所处的环境比他好得多，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20〕而这种共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大公报》、张季鸾和文人论政精神的认同。

金庸学生时代就很喜欢《大公报》，认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而正式与报社结缘，则在1947年应聘上海《大公报》电讯翻译。虽然只是兼职，但严格的新闻训练亦足以让他印象深刻:“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惟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报社亦有富于人情味的一面，比如免费供应夜餐，派车子把夜班编辑送回家等。当然，更打动金庸的还是那种精神气质:“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21〕

1948年初，《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翻译。24岁的金庸又奉调南下。港版初创，条件艰苦，时年六十的胡政之先生亦不辞劳苦，和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伟大人格，金庸永生难忘。数十年后，他依然感念先生的“提携教导之恩”。1949年春，胡政之离港返沪养病;4月14日，在上海黯然谢世。21日，金庸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称“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其关于新闻信念的阐发，更令他铭记在心。当时《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不久，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入。有次吃饭时，胡政之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像这样的话，还有一些。金庸深情地写道:“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却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22〕

胡政之去世后，《大公报》不再是当年的民间报，金庸感到很不适应。1957年后，报馆的气氛和他的个性越来越不合拍，金庸最终决定离开。之前他曾两度离开，又两次回到报社。但这次走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从1947年起，他前前后后在《大公报》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这份报纸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1959年，金庸首创《明报》，念念不忘社评写作，以舆论影响社会，依稀还能找到当年《大公报》的影子。

1964年秋，金庸在《明报》与老东家《大公报》围绕裤子(民生)与核子(国防)问题发生了一次论战。10月13日，他在社评中引用了《大公报》“四不”中的二不:不党和不盲，直言“报纸的权威在据良心发言”，如果和政治势力有了固定关联甚至经济关系，则绝不可能有什么公正见解。后来因为没有参与反对港英阵线，他又被批评丧失民族立场，应该“内疚神明，有愧于在《大公报》做过工作的了”。但历史地看，《明报》显然秉承了张季鸾、胡政之强调的新闻人要有侠义精神这样一些优良的传统，因此金庸其实并无愧于《大公报》。

(五)

以张季鸾、《大公报》为代表的文人论政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不同新闻时空中通过各种形式得到相当之传承与延续。熟悉香港报业史的人都知道，与创办《明报》的金庸一样，创办《信报》的林行止夫妇亦可谓文人报年代的特殊人物。〔23〕2014年9月2日，他们出售了所持的《信报》股权。尽管林行止还将继续撰写《信报》专栏，但是论者多谓这代表着香港文人办报传奇的落幕。然则文人论政的命运又如何呢?

在2011年致胡舒立的一封信中，林行止把自己的“办报”经验总结成“三不”原则:

一、不太世故——高官巨贾“赐饭”，少去为妙，不去最佳，去必有所得，但日后如何回报?人有见面情，吃了人家的酒席，落笔时可能很难“守正”。二、不怕寂寞——冠盖满京华，斯人自得其乐，或读书或写作，如有独憔悴的感觉，难免会四处钻营，很多成为有力有势者袋中物——若如此，不如去当公关。三、不贪财——只求财政独立，不思累积大财，不然很多与财团同鼻孔出气。〔24〕

林行止说，自己的报业观，“如此而已!”话虽简单，但颇可琢磨。四十年来，在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和新媒介技术等的夹缝中，《信报》得以惨淡经营，委实不易。继金庸退出《明报》经营多年后，《信报》这段文人办报的传奇，现在终于也要终结了。这不禁令人想起曾在香港和广州办过报的老报人杨奇，他也被称为中共新闻史南派代表人物之一。〔25〕因为当年在夏衍领导下工作过，杨奇深知夏公是赞同“文人办报”的。所以他提出，将来这种优良传统和“党委办报”会并行存在。当然，“文人办报”并不只是共产党以外的文化人，而是包括党内和党外的文化人;也不等同于“书生办报”，不是说由那些不懂经营、不知柴米油盐的书生来办报，而是指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办报。〔26〕

暨南大学吴文虎教授在转发关于张季鸾新闻思想的一条微博时，曾评论说:“徐铸成曾提出中国办报传统是文人办报，在复旦讲学时还在黑板上大书这四个字”;而李金铨以《文人论政》结集，论及中国报刊之种种，其间“抑或有渊源可寻乎?”对这个问题，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生前的一段思考或可参照。在他看来，1949年之前与之后，“文人论政”的传统倒是一以贯之。具体来说，他认为，这一传统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大公报》就是一种典型，但在建国以后，由于强调党领导下办报纸，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可贵的是，丁先生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此，而是进一步地犀利指出，不能因为没有这种“文人论政”的典型媒体，“就认为这个传统终止了”。他分析说，这种传统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可以有所不同，比如除了我们熟悉的媒体以外，“政协、各种学会上都可以讲话，还有共产党员内部的组织传播系统”，这些都是文人论政在“另一个层面的合理渠道”。而且即便就媒体来说，他觉得也应该保持或者发扬这种传统。除机关报以外，比如《南方周末》就可以允许有更多的文人声音;“即便是党报，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其中就包括文人的”。总之，丁先生认为，强求把党报都变成《大公报》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文人论政”传统在当下的存在，更不能简单地把党报看作是与“文人论政”对立的。〔27〕

张季鸾曾言:“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28〕仔细品味，从王韬到梁启超，到抗战时期的张季鸾、范长江，再到后抗日时代乃至当下的诸多新闻人，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理念上的共通(非仅共同)之处实在不少。这一点已经超出战时新闻学“做宣传”的范围，尤其在文人论政“写史论”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也因此可以说，在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新闻规律、熔铸中国本土的新闻传统这一伟大的历史链条上，百年报人，一样精神。

〔1〕公祭张季鸾先生〔N〕．重庆新华日报，1941－09－26．

〔2〕长江．要“招”旧大公报之“魂”么〔N〕．人民日报，1957－10－07．

〔3〕范长江．我的自述〔A〕．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C〕．新华出版社，2001．

〔4〕刘宪阁．范长江为什么离开大公报?介绍一篇佚文《悼季鸾先生》〔J〕．新闻记者，2014，(10)．

〔5〕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A〕．范长江．通讯与论文〔C〕．新华出版社，1981．281．

〔6〕长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J〕．青年知识周刊，1941，(4)．

〔7〕长江．悼季鸾先生〔N〕．华商报晚刊，1941－09－08．

〔8〕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M〕．新华出版社，2004．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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