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涛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1 引言

1975年，Grice发表了《逻辑会话》，对人类交际过程中的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进行区分，指出非自然意义包含所言(what is said)和所含(what is implicated)两部分，并基于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解释人类交际的会话含义(Grice 1975，1989)。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解释了意义和交际的本质，使意义分析从传统的交际语码模式(code model)转向交际推论模式(inferential model)，更推动了新格赖斯(neo-Gricean)和后格赖斯(post-Gricean)语用学者对会话准则的修正和语义-语用界面两方面的后续研究和广泛争论。

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自身具有概念和方法论局限性，即意义中语义-语用边界的模糊化，后格赖斯语用学对语义-语用界面意义进行深入讨论，兴起并发展了语境论(contextualism)。本文在回顾语境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兴的激进语境论——平衡语义学(Equilibrium Semantics)(姜涛 2013：49-53)，分析其与以往观点的不同之处和对语义-语用界面研究的积极影响。

2 后格赖斯语用学

后格赖斯语用学研究分为两个流派：语义最简论(semantic minimalism)和语境论，前者认为语义内容中没有语境信息，后者主张句子只有结合言语行为的语境才能表达完整、确定的内容。

2.1 语义最简论

语义最简论源自Frege传统语义学观点，认为句子具有真值条件或完整命题内容，几乎不受语境因素影响，否认语境在确定索引成分时的语用饱和作用。语义最简论支持语义组合性(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观点，即除显性索引成分外，句子表达内容由句子结构和词汇字面意义构成。语义最简论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语义学以研究句子真值条件内容为核心，语用学关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的语言使用。Borg(2004)的最简语义学(Minimal Semantics)、Cappelen和Lepore(2005)的非敏感性语义学(Insensitive Semantics)和Bach(2006)的激进语义最简论(Radical Semantic Minimalism)均为语义最简论的代表性观点①。

2.2 语境论

语境论源自50年代日常语言哲学学派Wittgenstein，Austin和Searle的观点，并逐步发展成为意义研究的主流。语境论认为命题内容由话语承载，而非句子，句子的语义信息不能决定真值条件内容，需要语境的参与，随之出现语义-语用界面研究。

关联理论者认为话语意义由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implicatures)构成，显性含义是以句子逻辑式为基础表达的命题，显性含义在功能上独立于隐性含义，“隐性含义有不同的命题形式和自己的真值条件，隐性含义作为论点的前提和结论在功能上均独立于显性含义，因此任何由话语传递的假设都可称之为隐性含义……在话语完整意义的推论过程中，命题形式具有独立功能、可取消性和可推导性”(Carston 1988：157-158)。关联理论者持激进语境论观点，认为隐性含义和显性含义均涉及语用推论，只不过显性含义的语用推论属于真值条件语义学范畴，不涉及逻辑形式所反映的说话人心理。

Recanati沿用所言这一术语，认为所言的语用充实(pragmatic enrichment)是自动的、潜意识的，包含语用加强(strengthening)和语用饱和(satu-ration)两种过程。Recanati认为所言和所含的加工过程均涉及语用因素，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某语用意义影响命题的完整性，那么该语用意义属于所言，反之属于所含。“话语真值条件受到多种语境因素影响，除了对句子逻辑式中的索引成分和变量的语境确定之外，还有自由充实和其他非语言触发的语用因素，我称该观点为‘真值条件语用学’(Truth-conditional Pragmatics, TCP)。”(Recanati 2002：299-345) 与关联理论者相比，Recanati的语境论观点相对温和，其所言生成过程中的语用加工是在逻辑式基础上的充实与丰富，并非语用推论。

Jaszczolt提出默认语义学(Default Semantics)，认为除非必要，意义不作多层面解释，即意义层面经济性原则(Parsimony of Levels Principle, POL)(Jaszczolt 2005：14)。默认语义学摒弃真值条件语用学和关联理论的句法限制观点，即显性意义(显性含义或所言)须由句子逻辑式发展得出，认为话语意义包括首要意义(primary meaning)和次要意义(secondary meaning)(Jaszczdt 2009:259)，首要意义是说话人表达的和听话人解释的凸显意义，有时可以优先于句子逻辑式。首要意义是组合性的并和表征，由4个因素构成：词汇意义和句子结构(WS)、有意识的语用推论(CPI)、认知默认(CD)和社会-文化-世界知识默认(SCWD)。首要意义中的语义因素与语用因素地位平等，在意义加工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互为输入内容与输出内容。

以上3种观点均承认“所言”的生成取决于语义因素与语用因素的结合与相互作用，关联理论者认为显性含义由语用推论得出；Recanati提倡“所言”由语用充实得来；Jaszczolt认为并和表征的首要意义由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共同作用得出。针对以上问题，Parikh在《语言与平衡》一书中提出平衡语义学(Equilibrium Semantics)(Parikh 2010)，对语言意义的本质以及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3 平衡语义学

Parikh认为多个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平衡是语言和意义的关键属性，人们以博弈原则为首要原则得出话语意义。平衡语义学是一个解释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宏观层面上，平衡语义学是一个语言范式(paradigm)——平衡范式，强调多个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平衡，从宽广的视角提出思考意义与语言的方式；第二，普通层面上，平衡语义学是一个通过博弈论和情境理论搭建的意义解释框架，解决诸多意义问题和疑惑；第三，微观层面上，平衡语义学是一个理论，使用从博弈论和情境理论中归纳的句法、规约、信息和流动4个约束条件(constrains)，即SCIF约束(Parikh 2010：31)，推导话语意义，提供了一个生成和计算所有可能话语意义的工具。

平衡语义学的核心是对博弈论(Game Theory)与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融合，因为“博弈论和情境理论是目前能够在语言和意义中实现平衡思想的最佳途径”(Parikh 2010：1)。博弈论最早出现在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创始人为Von Neumann和Oskar Morgenstern. 博弈是指在交互情境中，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在其中做出战略决策。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关注在不同情境中，用策略和理性决策获得最佳行为或达成目标。“博弈论就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组织，在特定的环境场景和相关的约束条件下，根据自己本身所掌握的自己和竞争一方的相关信息，在同一时间或者是根据先后顺序，进行一次或者是多次从各自可能的行为或者策略集合中选择并且把选择付诸实践，最后竞争双方再各自从中取得相对应的博弈结果和博弈收益的过程。”(范如国2011:3) 现代博奕论涉及理性、可能性(或然性)、优先性，以及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行为、信仰、知识和意图的推测。博弈论方法论基本可以应用到所有交互情境中，并试图从中探究一套连贯规则来控制交互过程。根据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这套规则可以为参与者指出可采取的行为。该观点的核心是决策观点，在一系列可能的行为中，以理性原则和相关认识假定为前提，帮助参与者选择在博弈过程中实际采取的行为。“最早将博弈论思想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的人是维特根斯坦”(涂继亮 2007:18)，而部分学者则认为是Hintkka将博弈论和语言充分结合，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博弈论”(Language Game Theory)。

把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的地位，就是将人员配置与企业目标联系起来，建立统一性和适应性相结合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制定完整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从而构建良好的动态人力资源配置系统。人力资源管理一旦融入好的企业文化，必会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效率。

Barwise和Perry用情境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代替传统的命题语义学(Propositional Semantics)。情境理论框架解释范围广，涉及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到信息理论、态度理论以及其他认知状态理论，尤其是意义理论。情境理论者坚持情境首要性，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现实情况首先包含情境，而个体、特征、位置等范畴均与情境保持一致性。情境理论强调信息的部分性(partiality)和流动性特征。由于个体知识的有限性，话语参与者只能部分地接触到话语所蕴含的全部信息，并且话语参与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不完全相同，因此各自接受的部分信息也不同。意义的生成是信息的流动，话语是信息传递过程，在话语起始阶段参与者结合初始情境，在语义和语用因素共同作用下生成话语初始信息，在话语结束阶段，以相同的方式生成话语结束信息，而话语意义便是从初始信息向结束信息的流动。

基于以上观点，平衡语义学对意义的解释模式可以归纳为“部分信息的情境化博弈”过程，即话语意义存在于情境之中，由于话语参与者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只能部分地接触到对方传递的意义，彼此在部分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进行博弈，试图正确理解对方，传递出让对方正确理解的信息。

4 对语境论的继承与发展

4.1 意义中语义-语用界面

语言学中的界面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界面指语言中各模块间的信息连接与交际；广义的界面则侧重在语言能力与认知或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联系。语义-语用界面研究属于狭义界面研究范畴。

语义学和语用学不同的哲学渊源使其对意义的解释方式不同，语义因素主要关注指称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化的、规约性的，涉及句子的真值条件；语用因素主要关注与使用相关或交际方面的意义，强调语境，涉及语境推论、会话含义和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等。在话语意义构成中，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以何种状态存在，其关系又如何？

经典格赖斯理论认为所言通过语义因素得来，所含通过语用因素推导得来。Grice寻求保留真值条件的分析方法，试图将意义中的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明确划分开来，但由于指称、时态等语境因素对所言的贡献，经典格赖斯理论面临两难的选择：承认意义比真值条件内容丰富，允许语义理论中存在语用叠加，或者接受语用因素对真值条件内容的贡献，将真值条件分析从句子转向话语，承认真值条件分析的重点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句子层面。因此，经典格赖斯理论试图在真值条件内容构成中保留语用输入，同时否定该输入的语用属性存在矛盾。

针对经典格赖斯意义理论中存在的矛盾，新格赖斯和后格赖斯学派试图提出解决办法。Bach和Levinson认为意义中的语义因素与语用因素部分交织，在所言和所含以外，存在独立的意义层面。Bach提出隐型含义(impliciture)，其与含义(implicature)明显不同，在含义生成过程中，人们传递两个概念完全独立的命题，第一个命题被明说，而第二个命题隐含于第一个命题之中，含义与原始命题的内容无关；在隐型含义的生成过程中，人们只传递一个命题，由于语义不确定性，所言需要被补全或扩充成完整命题，该命题意义为隐型含义(Bach 1994:124)。Levinson意义的3个层面分别是：句子类型意义(sentence-type mea-ning)、话语类型意义(utterance-type meaning)和话语例型意义(utterance-token meaning)，话语类型意义层面居于句子类型意义层面和话语例型意义层面中间，并与两者都不同，它比解码语言意义内容更丰富，但少于话语的完整意义。Levinson认为话语类型意义是优先性的、默认的解释，“由话语结构承载，而不依靠特殊的话语语境”(Levinson 2000：1)，默认解释通过语用原则或语用触发语产生，“不是基于说话者的意图直接生成，而是语言正常使用时所传达的意义”(Levinson 2000：22)，是按照语言结构和表达的默认使用规则自动生成的意义。关联理论者认为意义分为显性含义(explicature)和隐性含义两个层面，语用意义以语义输入为前提，在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的生成过程中贯穿始终。Jaszczolt认为话语参与者有意识的语用推论确实参与首要意义和次要意义生成的整个过程，但其与语义因素，即词汇意义和句子结构，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始终交织在一起，地位平等，没有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平衡语义学认为，只有一个意义层面，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既不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也不是时时刻刻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话语参与者需根据各自的语言知识，以及对可能世界的部分理解对话语意义进行博弈。“当话语的语码意义(字面用意、直接意向)与说话人的交际意义(真正意向、间接意向)同一时，受话人可以通过解码实现对话语的理解。然而，一旦两者不同，话语体现出说话人的间接意向时，受话人主要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同时，语气词、联系用语等被传统语言学忽略的要素也是其间接意向的明示要素或标记。”(李洪儒 2009：6-7) 平衡语义学认为意义中不存在语义-语用界面，当语义因素难以确定意义时，听话人将寻求情境的帮助进行语用推理，同时“语用选择既要受到体现规约性的集体意向的限制, 也要受到体现主体认知个人意向的限制”(张绍杰 2010：78)。在话语起始阶段，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结合，即时情境在意义中达到平衡状态；在话语结束阶段，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再次达到平衡，而话语的完整意义便是从起始阶段的信息内容平衡点向结束阶段的信息内容平衡点的流动(flow of information)。

4.2 情境与语境

语境最初是指需要理解的内容周围所附属的文本，以及前后的措辞。19世纪，语境开始涉及语言以外的具体的或抽象的因素。发展到现代语言学时期，语境主要指语言使用中的非言语环境。为了与之区分，还将显性的语言层面的语境命名为狭义语境(co-text)。

传统语境论观点认为，语用学的主要功能是理解语境如何影响话语意义。在真实交际中，话语参与者必须将相关文本与丰富的语境因素相联系，形成语用解释。具体来讲，在思想、社会和交互语境因素体系中，话语参与者需要识别或者检索出所需的语境。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激励了日常语言分析的发展，是语境化的语言使用的哲学探究方法，不针对抽象的意义。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中，语境即为知识的观点趋于主导地位，因为语言使用者关于世界的知识指导语言的使用和解释。Lyons强调语言使用中知识的作用，包括权力与地位、正式程度、口语或笔语特征、主题和语域确定等知识，还指出与语境相互作用的语言特征的重要作用(Lyons 1977:574)。Leech认为语境是“任何由说话人和听话人共享的背景信息，可以帮助听话人解释说话人特定的话语意义”(Leech 1983：13)。Levinson将语境限定为一些基本的话语参数，包括参与者的身份、位置、知识，等等。

综上所述，语用学界对语境认识有所不同，同时体现出两方面主要问题：第一，对语境的认识大都集中在语言语境和社会语境两方面，忽略交际时刻说话人和听话人周围的物理环境、交际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周围的情况；第二，语境包含说话人和听话人对世界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既不完整，也不能共享，而是具有个体差异的。

平衡语义学认为意义生成的环境是情境，而非语境。在当代情境理论研究中，情境具有内部结构是一个普遍的假设，但Barwise和Perry认为外部环境制约情境，并对情境间的相似性和统一性进行调和。“要洞见语言的本质，须要在充分考虑语言内部因素的同时，考虑语言同其他实在，例如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以及主观创造世界之间的联系。”(李洪儒 2011：3) 人们按照个体、属性、关系和时空位置将情境汇聚并做出分类，言语交际的物理环境在意义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平衡语义学认为语境是立体的、全面的系统，将促进语言意义产生的所有情况都涵盖在内，包括语言层面的狭义语境、周围具体的情景和各种抽象的语境，如会话者对于普遍世界或某些专门领域知识的认知、对于其他话语参与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了解、对于各种交际活动类型和语篇体裁的驾驭等等。对于包罗万象的语境信息，人的认识与理解能力是有限的，这与人自身的人生阅历、学识背景有关系，因此语境很难被交际者完全掌握。而情境更强调有限的一部分世界，情境的部分性属性说明，通常情况下情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话语参与者对具体言语交际的背景会持不同看法，因为参与者具有个性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习惯，他们对现实进行主观地认识、分类和解释，情感和目标影响社会认识，选择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情境解释由主观偏好决定，并不取决于确定的、普遍的机制，而且在话语交互过程中，会话者一方面依靠情境资源来理解话语，另一方面也创造新的情境供下面的交互使用。

平衡语义学的情境在传统语言语境因素和社会语境因素以外，涵盖了物理因素，同时强调情境具有部分性特征，体现出话语参与者对话语理解的不同背景知识，更好地解释了交际中话语参与者的博弈行为和交际互动性。

5 结束语

平衡语义学是关于自然语言意义研究，尤其是后格赖斯语境论的可持续发展，是意义理论、信息理论和行为理论相互融合交织的产物，通过观察话语在交际情境中如何发挥作用来研究意义，使用博弈论这一形式化工具发展出话语意义模式，在部分信息相互依赖、相互联动的复杂博弈中达到平衡。该理论不仅对形式语义学有具体贡献，而且对语言与交际最初的理解给予形式化的发展。

注释

①本文探讨的平衡语义学承认语境因素在句子命题内容中的作用，属于语境论范畴。因此，本文只对语义最简论进行简要介绍，并在其他文章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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