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希望、抗争——论萨缪尔·贝克特作品中的心灵创伤书写

魏新俊

(中国药科大学 外语系,江苏 南京 211198)

摘要：萨缪尔·贝克特的文学作品以战后的西方世界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为思考主题、描述对象和书写内容,体现了对人生苦难的倾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生活希望的祈求。他用荒诞揭示战争的灾难,用心灵书写记忆的创伤,用等待表达生命的抗争。他的小说长篇“三部曲”搭起了“死胡同”,荒诞派戏剧又帮助他走出了“死胡同”,从而成功实现了两种不同文类的转化,终于摆脱小说实验“山穷水尽”的悲凉困境,迎来戏剧创新“柳暗花明”的美好前程。

关键词：萨缪尔·贝克特;创伤书写;小说实验;荒诞派戏剧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是20世纪爱尔兰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他的文学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50年代为界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作品以诗歌和小说为主，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戏剧创作。贝克特的戏剧远比他的小说有名气,可是他对20世纪后半期小说发展的影响与对现代小戏剧的影响同等重大。甚至有人说他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共同奠定了后现代小说的基础。现代主义者对艺术形式进行大胆的实验和创新,而后现代主义者试图颠覆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描写地狱般的现实和战后生活的虚无。贝克特渴望创造一种“无言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unword)[1] 982,他终生向词语宣战,在语言形式上取得令人惊悚的创新。小说提供了他奋力抗争的记录,迫使词语屈从于潜藏在词语之下的沉寂,这对他来说代表着唯一真实的世界。

小说的创作表露出他难以掩饰的人生态度、长期推崇的思想理念和一贯践行的文学主张,反映出一种悲观厌世、虚无荒诞以及反现实主义的深层内涵。而这样的深刻意蕴在后来的戏剧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48年《等待戈多》的成功创作成为他文学生涯的转折点,这部戏剧也是他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荒诞派戏剧佳作。贝克特在戏剧创作中把荒诞剧的艺术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就像一位绘画大师用简笔画勾勒和描绘一幅幅绝妙的图画,他则用简略而富有哲理的戏剧语言对人类的创伤做出生动的书写和描摹,让观众从现实生活难以忍耐的痛苦当中,体味生活的目的,感悟生命的意义,发现人生价值。《等待戈多》是他一生中戏剧艺术创作和创伤书写的最佳例证,也是他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有力体现。

贝克特开启了一扇与众不同的艺术人生之门,踏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之路。早年丰富的阅历、人生的变故和际遇的起伏,促使贝克特的作品有了明确的定位,他始终以战后的西方世界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为思考主题、描述对象和书写内容。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体现了对人生苦难的倾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生活希望的祈求。他在创作中用荒诞展示战争的灾难、用心灵书写记忆的创伤、用等待表达生命的抗争。

一、创伤书写——心灵召唤

贝克特出生于英国爱尔兰的一个犹太家庭,自幼在法国人开设的学校里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优异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他未来用英、法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时代他就表现出对戏剧文学的浓厚兴趣。1927年,贝克特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得法文文学学士学位。因其超强的语言能力,次年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聘用。在巴黎期间,贝克特结识了爱尔兰意识流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两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爱尔兰文学作品。贝克特的创作风格深受乔伊斯“意识流”文学的影响,曾专门撰写论文,如《但丁、布鲁诺、维柯与乔伊斯》(1930年)、《论普鲁斯特》(1931年)等,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甚至在后来的荒诞戏剧创作中,其语言风格或多或少地带有“意识流”作品的语言特征,因此,被称为“小乔伊斯”。1930年,贝克特重返都柏林三一学院,一边教授法文课程,一边钻研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两年后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他终因无法适应枯燥的教学工作而离开。当时爱尔兰推行“神权政治”和书籍严查法令,让贝克特颇为反感。1938年他正式移居巴黎。从青年时代起,贝克特就追逐新兴的哲学思潮,深受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思想的濡染。他早年的生活、学习和研究是一笔宝贵的资源,不仅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大量创作素材,而且也为他世界观的建立和文学思想的形成打下重要理论根基。

贝克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和人生捉摸不定的厄运。他以艺术家敏锐的观察、悲悯的情怀和理性的思辨,时刻关注着人类在战争中所遭遇的劫难、难以想象的悲苦和突如其来的横祸。1938年,贝克特正行走在巴黎街头,突然被一个乞丐刺伤。一个叫苏珊娜的姑娘停下来相救,把他送到了医院。他的一片肺叶穿孔,刀险些刺中心脏。后来贝克特的伤口完全恢复了,但这件事却给他留下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康复之后,他去监狱探访行凶者并询问他行刺的原因。那人却回答说：“我不知道,先生。”[2]此时此刻,贝克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意识到人生的随意性。这一突发事件却成就了另外一种长远的机缘:苏珊娜成为他的终身伴侣。二战期间,与苏珊娜一起,贝克特选择继续留在法国,而没有回到安全的爱尔兰。他们积极参与法国抵抗运动,加入了巴黎的反纳粹地下组织,多次受到盖世太保的追捕。这对夫妇被迫逃离巴黎,去西班牙边境附近的鲁西荣地区。贝克特从事田间劳动,并为抵抗斗争传送信息,同时还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据说他的战争经历就是《等待戈多》的灵感之源。1945年,他来到爱尔兰,作为一名志愿者加入了红十字会,在爱尔兰圣罗红十字会医院工作6个月。然后又回到巴黎,再次入住他的那所旧公寓。他对巴黎一往情深,曾坦承:“我喜欢战争中的法国胜过和平中的爱尔兰。”[3]

贝克特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内心深处打上创伤的烙印,脑海里留下无数痛苦的记忆。卡鲁斯(Cathy Caruth, 1955-)认为,创伤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4]4。创伤会对个体产生难以抹去的影响,受创者在生活中始终无法走出创伤的阴影。“造成创伤的是突然的打击,它就像破坏身体的完整的威胁一样,破坏了人在大脑中对时间的经验。”[4]25巴黎街头遇刺使贝克特遭遇噩梦般的人生变故,触发了他对命运无常、世间荒诞的思索和人心险恶、世事难料的悲叹;而无意之间缔结的因缘也使他感受到天使般的呵护,品尝到爱情奇遇的甜蜜,体味到人性纯真的另一面。可怕的经历和对美好的憧憬总会在生活中强迫性地重复交织展现，从而引发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表现,这也是对内在创伤事件感知能力的呼应。即使在边境逃亡隐匿的艰苦岁月里,贝克特依然坚持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拿笔杆子顽强地书写内心的创伤、抒发悲愤的情感、揭露悲惨的时局。

创伤事件过后,医治受创者并使之摆脱恐惧成为当务之急。疗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受伤个体借助碎片整合理解创伤事件的意义;把创伤经历与个体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糅合在一起;用一种叙事语言描述创伤经历。“讲述故事是他们理解创伤经历、治愈创伤的一个重要途径。”[5]138创伤记忆是创伤的核心内容。受创者应该有能力整合记忆的碎片,重新表达出清晰完整的事件。贝克特用不同的文类和艺术手法对战争创伤进行书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在荒诞残酷的现实世界中,他脆弱的心灵饱受摧折,留下无尽的伤痛。他选择近乎意识流的创作方式,以破碎性的叙事结构说明荒诞的人生和虚无的现实,抒发对创伤经历的自我认知,以抚慰难以平复的心灵,治疗久治不愈的创伤,从而增强摆脱困境的信心、激发生活的热情、唤醒世人的共鸣。

二、小说实验——山穷水尽

由于深受意识流文学的影响,贝克特选择了一条远离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创作之路。因此,他早期的小说很少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类生存的困惑、焦虑、孤独,以及现代社会中自主意识的丧失所带来的烦恼、忧愁和哀伤。他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辨往往是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生活琐事和幻象片断承载、传达和呈现出来的。小说的情节结构支离破碎,故事内容枯燥乏味,意义表述晦涩难懂,堪比当时异军突起的意识流小说。

战争给贝克特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从青少年时代起尝试写作,到战争结束时他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已取得可喜成果。他的第一首诗歌作品《妓女镜》(whoroscope, 1930)初具现代文学的特点,抒发主观意识,文辞隐晦,书页布满脚注,实在令人费解。他的第一部故事集《徒劳无益》(MorePricksThanKicks, 1934)显然是在模仿乔伊斯,里面充斥着生僻的词语、创造的新词、外来词双关语,并且夹杂着浮华虚饰的表现手法,一般读者需要做专门研究和解读方能领会。

贝克特的第二部小说《莫菲》(Murphy, 1938),表现出对语言更多的掌控,里面运用了双关、反论、隐喻、反复和倒装,试图打破语言语义功能,并形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对话模式。他开始用法语写作,认为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更易于没有风格的写作。从1948年到1949年,他完成了小说作品长篇三部曲《莫洛伊》(Molloy, 1951)、《马龙之死》(MaloneDies, 1951)、《难以命名者》(TheUnnamable, 1953)。这三部小说表现了与《莫菲》基本类似的主题,艰辛的人生周而复始,虚无的漫游无边无际,狭隘的内心忍耐无休止的痛苦,荒诞的世界遭受毫无意义的煎熬。每一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最后在第三部小说中竟退化成一种无形的声音。《莫洛伊》讲述一个双重寻人的故事,《马龙之死》和《难以命名者》的叙述者都自称将不久于人世。这不由得让人引发一种联想和深思,迷惘的叙述者是否在寻找精神上的慰藉,探求某种绝对的真理。运用内心独白,贝克特描写人的心理意识,讲述自己的虚构故事,渴望每一个故事都能打动人心。同时,他也描绘出现代艺术家的困境,去勇敢地尝试失败,而没有人敢于失败。每一个连续的叙述者都追求一种更为简单化的自我发掘,可是每个人都失败了。这意味着,用语言来表达沉寂和死亡，失败不可避免。显然,贝克特是在用一种铿锵有力的语言文字，炽热而执着地探索着人类内心世界的隐秘。

20世纪60年代贝克特又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想象死亡的想象》(ImaginationDeadImagine, 1965)、《够了》(Enough, 1966)、《迷失的人》(TheLostOnes, 1966)、《乒》(Ping, 1966)、《无意义的文本》(TextsforNothing, 1966)、《无》(Lessness, 1969)等。他放弃第一人称的写法,追求“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的技巧,依靠数学计算,仍然不能完全表达人类存在的虚无状况。但是心灵的微观世界一直是贝克特作品坚持描绘的领域：“贝克特称他这些短小的晚期小说或散文虚构故事为‘残片’(residua)。它们由被遗弃的更大的作品演变而来,发展了一种极简主义艺术。这些文本类似剧本的舞台说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人物和主题,但其结构却是精雕细刻的。它们长度上的缺陷因密度上空前的浓缩而得到补偿。”[6]91-96这恰好映衬了创伤记忆书写的理论原则,贝克特凭借自己的认知,整合记忆的“残片”,艺术地再现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影响读者和感染世人,以唤起他们的觉悟和良知。可见,他所追求的艺术形式是为表现的主题内容服务的,无形之中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

70年代末,贝克特开始创作第二个小说“三部曲”:《伙伴》(Company, 1980)、《看不清道不明》(IIISeenIIISaid, 1982)和《更坏》(WorstwardHo, 1983)。《伙伴》中一个第三人称讲述黑暗中他背着一个死人和一个第二人称的声音回忆过去的情境,不知是属于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声音的相伴使人迷惑不解,主题在这些替代词轮换之间无望地被分离。贝克特利用各种内在的声音,打破了旧的个人身份的虚构,抛弃了连贯发展的故事情节,缩短了小说文本的长度,使小说的形成进入一个崭新的空间领域。《看不清道不明》则采用后现代所偏好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其主题就是它本身构成的过程。用想象力勾画出一个小场景,一个看不清形象被一个道不明的叙事所毁坏,而出于自身的存在才希望讲述它。《更坏》中,首先幻想出一个女人、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和一个头骨的形象,而后逐步削减下来,直到留下“三根针。一个针孔”[1]985。贝克特有效地解构了现实主义叙事,优先排列边缘化的叙事并在这个新层次内再次安排情节和人物。同时他提炼出语言的本质,试图表达不可言传的虚无的现实。当然,他失败了,但虽败犹荣。贝克特不乏模仿者,却没有传承者。正如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Wake, 1939)中把现代主义引向终结那样,贝克特不仅开创了后现代主义小说,而且执着地追求终极的表达。

综上所述,从贝克特小说创作和发展的轨迹来看,小说的主题越来越荒诞、情节越来越虚无、结构越来越单调、人物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枯燥、文本越来越简短,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小说越来越像戏剧,小说基本要素的实验走向了极端。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贝克特,5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戏剧创作。他说:“我作为一种放松开始写《戈多》,远离我当时正在写作的糟糕的散文和杂乱无序的小说。”[7]散文使他患上可怕的抑郁症。这足以说明创伤记忆给他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创伤书写给他造成的沉重心理负担,同时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生活太苛求、太可怕,他反倒认为戏剧会成为一种娱乐。有人评价贝克特用“三部曲”搭起“死胡同”,戏剧又帮助他走出“死胡同”*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这样评论贝克特：“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看到贝克特的小说创作无法向前移动——动弹不得。或者不如说,这期间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怎样才是向前,人为什么要向前。” 参见J. M. Coetzee. Inner Workings: Literary Essays, 2000-2005.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169-173. 或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180页。。

三、戏剧创新——柳暗花明

贝克特是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共创作30多部舞台剧本,其中改编成影视剧的有20多部。他最杰出的3部剧作是《等待戈多》(WaitingforGodot, 1953)、《终局》(Endgame, 1957)和《幸福时光》(HappyDays, 1961)。《等待戈多》开创了荒诞的主题,表现出反戏剧的倾向,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两幕剧,剧中有5个人物出场。两个流浪汉在无聊地等待“戈多”, 而戈多始终没有到来。全剧没有剧情发展、没有矛盾冲突,只有首尾重复。对话语无伦次,背景单一简陋,气氛沉闷压抑。从剧情内容到表演形式都与传统戏剧格格不入,那么,它究竟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又为什么吸引如此多的热情观众呢?毫无疑问,在于它的荒诞性。与其他荒诞剧相比,贝克特的剧作形式更加荒谬、内容更加离奇,因此被称为“反戏剧”(Anti-Theatre)。他以荒诞的戏剧手法,揭示了荒谬丑恶、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描绘出一个人生饱受痛苦与遭遇不幸的可怕的生存环境。在凄凉和恐怖的背景下,昭示着人类活动的悲哀和生存的艰难。在虚无和荒诞的世界中,人类显得孤苦无助、惊恐幻灭,几乎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境地。由此使人联想到,在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他们始终相信上帝在世界末日降临。然而,二战期间在犹太人遭受无数次杀戮的大灾难中,上帝始终没有降临这个世界。就此,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怀疑万能的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上帝存在,他为什么不来拯救苦难的众生呢?还是他有意惩罚尘世间这些罪孽深重的罪人呢?

在枯燥刻板的处境中,人生不得不经受无始无终的等待、承担无休止的苦难和忍受无尽头的煎熬。整年累月、漫无目的的生活似乎也是在这样周而复始、单调乏味的循环之中。在《西西弗斯神话》(TheMythofSisyphus)中,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讲述了一个古希腊寓言故事。神祇处罚西西弗斯,让他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它本身的重量,巨石又从山顶滚落下来。没有比从事这种徒劳无功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更可怕的了。西西弗斯所做的一切是荒谬和毫无意义的:他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善人类,不能娱乐或充实自己,也无法取悦众神[8]。这个故事是人类生存状况的隐喻,它与贝克特戏剧中所表现的荒诞主题如出一辙。人类的生活就像西西弗斯的悲剧一样荒诞不经和毫无意义。那么,为什么人生还值得一过,为什么人还要活下去,为什么不该马上结束生命呢?有时候意识不到人生荒谬，反而有助于人类战胜生存的困境。正是在认识和接受荒诞命运之中，人类才超越了命运。

贝克特的戏剧会产生同样的艺术效果。“从坏处想你将会发现一种新奇事物、一片四叶苜蓿草、一朵黑色郁金香,从好处想某种东西今生今世将会牢固地留在你内心的角落里。”[9]可以说,每一个观众都等待着各自心中不同的“戈多”,希望帮助他完成各自不同的人生使命。有的渴望改变命运,有的祈求获得自由,有的期盼得到幸福……这一切都希冀于人们心中想象出来的“戈多”,存在于永久的并不确定的等待之中的行为,寄托于无望等待之中的希望。贝克特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10]52。这是一种自我心灵的内在“净化”(purgation),也是他的黑色悲观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界定悲剧时提出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宣泄”(Katharsis)[11],英语有三种翻译:Clarification(澄清),Purification(使纯净),Purgation(净化)。这三种意义接近,旨在通过宣泄怜悯和恐惧达到净化心灵或净化偶然事件的目的，也就是在唤起怜悯和恐惧的情感之中使人的情感得到锻炼和强化。人的情感爆发有时会失去理性,而悲愤的激情往往能产生正面的戏剧效果。这一点与贝克特的悲观主义文学创作理念完全契合。这种作品强烈的震撼力发自一种近乎灭绝的天性呼唤,意欲囊括全人类的不幸遭遇。在如泣如诉的倾吐中,吟唱出凄凉哀婉的动人曲调,回荡起救赎苦难、超度亡灵、慰藉众生的悠扬梵音。因此,他的悲观是失望之中希望的坚守,消极之中积极的行动,被动之中主动的出击。这样的悲观厌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极堕落,而是超越时代和引领潮流的积极进取。

荒诞艺术反映真实人生。它奏响了现实世界的失望乐曲,发出了时代的最强声音,透射出一代人的内心焦灼不安,也唤醒了人类长期的模糊意识,看清了人类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战后灾难深重的世界、丧失殆尽的人格、濒临毁灭的个性,以及绝望空虚的内心,这一切使得生存和生命陷入荒谬和危机之中,存在的本身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贝克特的荒诞剧创作,正是经过小说实验的探索、磨砺和积淀之后,寻找到的一种最适合人类生存状况的表现途经、最真切描写虚无现实世界的手法和最有力的心灵创伤的书写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的书写等于什么都没有书写,没有情节,没有冲突,虚无的世界里苍白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可以书写,荒诞的创伤书写显现出来的是一幅凄婉动人的人生画卷。它突破了虚伪空无的外表,直接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真切地反映出西方社会的内在本质。贝克特终于摆脱小说实验“山穷水尽”的悲凉困境,迎来戏剧创新“柳暗花明”的美好前程。

四、结语

萨缪尔·贝克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使他成为小说和戏剧领域里的一个领军人物,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1969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10]52。贝克特的性格有其复杂的一面。有时他会显得非常低沉、忧郁和严肃,而且经常会不自觉地陷入沉思之中。他的沉闷低落和郁郁寡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内心世界的具体表现。命运的悲苦、人生的折磨、生活的绝望深深地困扰着一颗颤抖的灵魂,也许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想到过自杀,而这些难言之隐、切肤之痛和人性的失落正是他创伤书写的真正源泉。然而,他的热情慷慨、幽默风趣、真诚善良和沉默寡言又不失诱人的魅力。他一生默默地奉献,羞于追逐荣誉。生活极其简朴,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致,声称自己的生活“缺乏情趣”[12]。贝克特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而又成就卓著的人。T. S.艾略特(1888-1965)在谈到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rauch Spinoza, 1632-1677)时说:“他是一个最沉默寡言的人,但无所隐藏;一个‘生活极其隐秘’的人,但完全透明。”[13]21这句话恰好也是贝克特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他最为沉默,但袒露一切。这也许正是他的小说实验、荒诞剧创作以及心灵创伤书写的特质所在。

贝克特表现一个荒诞虚无的世界,揭示人生的悲苦命运和生存的艰难状况,他的真正动机在于表达一种受压抑的内心世界、释放郁积的情绪和宣泄真实的感受。这是在战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人文环境下人的审美判断和心理意识所发生的曲折反映。透过他动情的刻画和真实的描写,可以看出一种对荒诞的无声控诉、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和人道的强烈谴责。似乎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能感受到,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强大的冲动,能突破一切困扰和阻力,瞬间爆发出来,而且会经久不衰,影响深远。这种技巧在不雅之中透露出雅趣,在非理性之中隐含着理性,在难以置信中表达出无可置疑的真理。同时,也反映出艺术家隐秘的内心世界和鲜为人知的创作动因。他所塑造的是一个个鲜活、逼真、美好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世界从未让人感觉到如此的真实和生动。根据鲍德里亚的“超现实”(hyperreality)理论,后现代的社会环境下所描摹的世界,表现出来的真实性比真实的世界还要真实,这是对真实的“扼杀”,导致真实的“灭绝”[14]。文学创作不仅是他的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方式,而且是一种受压抑的激情和冲动在艺术上的升华。它们折射出历史的真相,还原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造就出完美无缺的艺术,留给世人真切感人的佳作。可以肯定,贝克特的作品经历百年乃至数百年之后,仍能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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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hope and struggle:On trauma writing in Samuel Beckett’s literary works

WEI Xinju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Abstract:Samuel Beckett's literary works, taking the postwar Western world and the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as the theme of consideration, the object of description and the content of writing, embody the vent for the suffering of life, a critique of social reality and the hope of life. He discloses the disaster of war in absurdity, writes the trauma of memory with the mind and expresses the struggle of life by waiting. His full-length novel “trilogies” set up the “dead end”, while his drama helped him go out of it, by which he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conversion of two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finally has got rid of the insoluble dilemma of novel experiment and ushered in the bright future of drama innovation.

Key words:Samuel Beckett;trauma writing;experimental novel;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DOI:10.13450/j.cnki.jzknu.2015.04.009

中图分类号：I56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5)04-0035-06

作者简介：魏新俊(1965-),男,河南太康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医药类院校研究生英语写作能力拓展新视点研究”(JGLX13-022)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