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李禹婷

今年是20世纪著名的爱尔兰裔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诞生110周年。贝克特与爱尔兰文学巨匠乔伊斯长达13年的交往，构成了20世纪令人难忘的交响曲。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鼻祖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时间跨度长，从192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乔伊斯1941年离世。在长达13年的岁月里，贝克特一直把比他年长24岁的乔伊斯当做自己文学生涯和人生道路上最尊敬、影响最大的导师。

1928年的秋天，对贝克特来说，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客居法国巴黎的20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最初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教授和助手，贝克特非常喜欢读《尤利西斯》，喜欢跟朋友讨论该小说；乔伊斯也极其欣赏贝克特的才能，甚至在创作《芬尼根的守灵夜》时，会把从贝克特那里了解到的有关都柏林的事件以及贝克特的私人生活经历，甚至贝克特的个人谈话写入书中。

乔伊斯是贝克特的生活导师，通过乔伊斯这位父亲般的长者，贝克特了解了巴黎社交圈子的多变和复杂。在生活小节上，贝克特刻意处处模仿乔伊斯的行为举止，包括吸烟的习惯，喝同一个牌子的酒，看书时把书凑到眼前，甚至为了模仿乔伊斯的小脚，贝克特特意穿小号的鞋。虽然都客居法国巴黎，但两人都十分热爱家庭，视家人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珍视友情，帮助朋友会倾尽全力、无私解囊。两人都是罗曼语专家，在大学里学习过法语和意大利语，并且对一切神秘的知识感兴趣。他们都对自己的祖国无限热爱，把自己看做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生活的爱尔兰人，渴望自己的作品获得爱尔兰民众和官方的认可。

贝克特曾一度是乔伊斯的秘书，他为视力不好的乔伊斯读了大量文学批评和哲学作品，记录乔伊斯的口述，甚至照料他的全家。乔伊斯的女儿露西亚很迷恋贝克特，乔伊斯希望自己的女儿与贝克特发展爱情，可是贝克特只把露西亚视作一般的朋友，为此两人的关系还一度中止。1932年，贝克特根据乔伊斯的名字巧写了一首藏头诗，乔伊斯很高兴，又重新接收贝克特加入他的圈子。1940年，为了躲避“二战”和纳粹，乔伊斯回到瑞士的苏黎世直至第二年去世，而贝克特选择留在法国直到战争结束。

除了两人在生活中的交集，乔伊斯对贝克特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早期的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乔贝关系”的探讨莫衷一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认为，“乔伊斯的成就迫使贝克特向与之对应的多种选择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贝克特真正继承了乔伊斯的创作思想与技巧。第二种观点称，贝克特无法追随乔伊斯，相反他解构了这条路；然而这却产生了一种“奇怪悖论”，即他越想将自己与乔伊斯分开，就越贴近乔伊斯的写作。两人的作品让人感受到了许多同样的东西，都柏林、文化背景、讽刺、人性等。还有学者认为两人的关系比较复杂，不仅存在争辩、对立，还有互补与合作。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都不妨碍我们去探寻乔伊斯的创作精神、作品笔法对贝克特早期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后来，随着贝克特创作经验的丰富和个人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模仿乔伊斯风格遭遇失败后，他开始意识到两人风格的不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风，并凭借对荒诞派戏剧的独特贡献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两位有着24岁年龄差距的大作家不仅成就了一番令人称道的友谊，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点，这与他们相似的出身、文化背景、兴趣爱好以及长期旅居巴黎的生活交集等方面密切相关。

首先，来自祖国的影响无时不在。两人都出生于都柏林的资产阶级家庭，后奔赴欧洲寻找新的生活和创作源泉。1912年，乔伊斯的书籍遭到都柏林出版商的抵制和焚毁，同样，贝克特也不堪忍受爱尔兰狭隘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束缚。为摆脱爱尔兰当局严苛的书刊审查，打破僵硬死板传统的束缚，他们选择离开自己深爱的祖国爱尔兰，来到文化氛围相对宽松自由、文化气息浓厚的巴黎。他们身在异乡，内心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故乡，对爱尔兰怀有深厚的情感，都柏林成为他们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故事背景。当有人问乔伊斯为什么不回爱尔兰时，这位大作家的回答是：“我离开过吗？”第一次在巴黎见到年轻的贝克特时，乔伊斯便向他打听关于都柏林的消息。许多学者认为，两位作家对祖国的这种矛盾情结促成了两人的友谊，同时两人都希望推翻爱尔兰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因而积极投身于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文学，期盼改革传统文学。

无疑，乔伊斯作为一位长者和那个时代伟大的作家之一，成为贝克特在文学生涯中学习、借鉴的榜样。乔伊斯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高度的责任感，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奉献精神使贝克特终生受益。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乔伊斯从未中断过写作，每天写作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乔伊斯创作态度严谨，字斟句酌，有时几天只写出一个句子，因为对他来说，“文字不仅提供了对终极世界的理解，而且它们还是人类创造的奇迹之一” 。乔伊斯以自己的行动告诫贝克特勤奋与实践的重要性，告诉他艺术家应保持创作意图的自主性，反对创作受到任何形式和制度的审查。而乔伊斯也从年轻的贝克特身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智慧、鉴赏力和语言功底，找寻到文学创作的灵感。

学者大卫·海曼（David Hayman）将乔伊斯视为贝克特的“文学教父”，这是因为在乔伊斯的影响下，贝克特确定了自己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生目标。在两人相识之前，贝克特顺从父母的愿望，在巴黎的一所师范大学任教，“初次与乔伊斯见面时，他还没有当作家的想法”，两人在巴黎的相识是通过贝克特的终生好友克格里维的介绍。那时的巴黎正值一场先锋派人士发动的“文字革命”，乔伊斯正忙于写作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更名前为《进行中的作品》），成为其助手的贝克特对这种写作风格和技巧称赞有加，并“逐渐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尤其是形式试验”。深受乔伊斯的影响，贝克特于1932年辞职，决定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乔伊斯对贝克特具体创作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贝克特早期作品的主题、风格、语言及艺术技巧上。贝克特有“小乔伊斯”的美称，他把乔伊斯的文艺主张看做他创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乔伊斯注重作品的实验性与创新性，喜欢使用典故、文字游戏、互文性等写作手法，尤其擅长改革现有的英语词汇，赋予其新的形式和意义。贝克特对这种形式创新十分推崇。此后他们两人都十分注重“文字实验”，认为英语太过死板，在创作中应该尝试采用一些不同的语言。乔伊斯掌握的语言超过30种，对“古文字和现代语言中的俚语行话极为感兴趣，这正是贝克特所欣赏并试图效仿的”。而贝克特的法语能力更是超群，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用法语完成的。由于乔伊斯视力受损，贝克特还曾帮助乔伊斯将《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文学经典译成法语。

《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Dante. Bruno. Vico. Joyce）是贝克特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29年。文章将乔伊斯与几个世纪之前的几位文学巨擘做比较，高度赞美了乔伊斯的创作思想与风格，为其提倡并实践的文字革命的合理性做出辩护。他指出，“此处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作品“不仅仅是供人阅读的”，“它是供人观看、供人聆听的。……当意义开始起舞时，语词也随之跳跃”。贝克特虽然推崇乔伊斯小说形式上的实验和语言的创新，但并不赞同传统上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而偏向于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去复杂化”写法。

在《普鲁斯特》（Proust）这篇文学评论中，贝克特对传统的小说进行了一番批判，再次重申了乔伊斯形式与内容一致的创作原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学应该是自给自足的，它存在于文本之内，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他赞美乔伊斯在小说语言上的实验是“对古朴的象形文字和傲气的直接表现表示向往”。

贝克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平庸女人的梦》（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1932）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乔伊斯思想的痕迹。虽然这部小说仍属于写实主义作品，但却带有强烈的实验性。无论从叙述视角、话语风格还是写作技巧上，都可以看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影响。从语言上看，贝克特模仿乔伊斯，使用了一种复杂的散文风格和语言。而且，该小说的主人公与乔伊斯《都柏林人》（Dubliners）的主人公有很多共同点：自传性、精神瘫痪、自我流放。

在这部小说之后，贝克特开始逐渐从乔的影响下走出来。贝克特尝试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并融入一定的现代心理学元素。1933年至1935年间，由于心理疾病，贝克特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这期间他开始阅读现代心理学著作，自我诊断，同时也从精神分析学中得到创作的灵感。贝克特将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塑造成与社会环境相左，游离在精神与肉体、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形象。《莫菲》（Murphy， 1934）便是其中之一，它是贝克特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中，贝克特用了格式塔心理学派理论，将精神分析学与形式实验融合。主人公莫菲向往虚空、精神分裂和潜意识，喜欢坐在摇椅中想象，拒绝走入社会。在精神病院中工作使他觉得找到了归属感，但最终却发现自己还是没能被精神病患者安东所接纳。《莫菲》于完成后两年才得以问世，且销量不乐观。事实证明，一味地模仿意识流技巧和超现实主义等风格并不是他的归宿，尽管他后期的小说也或多或少地用到了现代心理学理论，但学者们认为贝克特只是在生病期间对此感兴趣，而他创作思想的主要来源还是哲学。

在贝克特试图效仿乔伊斯的风格时，却遭遇了“文字上的便秘”，他发现，刻意模仿乔伊斯不仅束缚了他的自我表达能力，也阻碍了个人风格的形成，更糟糕的是他似乎很难驾驭自己的作品。加上随着独立创作意识的增强，贝克特想要建立自身写作风格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32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发誓要克服詹姆斯·乔伊斯对我的影响，一直到我死的那天。”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乔伊斯对贝克特的创作上产生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贝克特迫切地希望摆脱乔伊斯使用华丽辞藻、旁征博引的独特文风之影响，开始找寻适合自己的写作方法。

1941年，乔伊斯病逝，但这时的贝克特尚未完全摆脱乔伊斯的影响。1942年，为了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贝克特移居法国乡下并着手创作小说《瓦特》（Watt）。与之前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的艺术题材发生转变，表现出的世界完全不同，而且叙事技巧、语言风格较之从前也有不小差异。小说描绘了一个分崩离析的荒诞世界，主人公想通过理性和语言来解读周围事物，但却越发迷茫、困惑。这部作品表达出人们对西方文明由怀疑到虚无的认知过程，而这恰好与瓦特话语表征危机，以及他对世界的不可认知性的理解相吻合。《瓦特》标志着贝克特实验小说的开端，其中对写作本身的关注，也让我们看到他写作风格的后现代主义转变。

“二战”是贝克特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1945年，他回到家中，在一次与母亲的谈话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开始创作一些真正有感而发的作品，”成名后他表示，“《莫洛依》（Molloy）和一些其他作品都涌入我的脑海。”随后，贝克特开始改用法语创作，较之英语，他更青睐于法语的简洁、优雅和人性化，因为它能够帮助自己去除早年小说语言中的浮华成分，实现以简洁的语言表现普适性主题。1946年，他创作了第一本法语小说《米歇尔与卡米尔》（Mercier et Camier），此后的“三部曲”（《非我》《落脚声》《摇篮曲》）成为他实验小说的巅峰之作。作品中的晦涩与扭曲反映出战后人们困惑、悲观的情绪，以及荒诞、混乱的社会现实，揭示出人类在荒诞社会中的孤独感和异化感。贝克特的实验性小说最终以《依然如此》（How It Is）收尾。

渐渐地，贝克特对乔伊斯的思想敬而远之。贝克特表示，“对于我和乔伊斯来说，写作完全是一个不同的过程”。乔伊斯崇拜语言，堆积词语的意思，这虽然使语言理解起来变得困难，但他的语言终究还是有意义的；而贝克特对词语是否能够准确地表达意义提出质疑，他追求虚无，想要去除词语的意义，这与福柯提出的“延异”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迪尔克·胡勒所说，“乔伊斯通过过剩，而贝克特通过节制”来表达语言；约翰·班维尔也曾评论道，“乔伊斯总是想方设法把世界填得满满的，而贝克特刚好相反，总是给世界留空”。贝克特称：“乔伊斯知道得越多，他能写出来的就越多。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倾向于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我却倾向于无能和无知。”贝克特后期作品中语言的实验性被削减，写作风格从博学、克制，到简洁又令人困惑。在法语创作中，他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找到了“虚无”这一主题，并一步步地走向成功。

诚然，贝克特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乔伊斯的创作思想，两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深刻的共识，他们对传统小说深恶痛绝，致力于“文字革命”与形式实验。然而对贝克特来说，乔伊斯最重要的影响或许不是在文学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和认知层面，即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有的、敢于质疑传统的创新意识与坚持不懈的创作精神。乔伊斯在创作生涯中所遭遇的挫折让贝克特明白了坚持的难能可贵，这促使贝克特在文学之路上持续探索，最终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