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柱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人们接触《儒林外史》与科举制，最晚也应是在中学时期，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的一部分，也就是常说的“范进中举”。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讽刺小说。小说假借明代背景实际写的是清朝读书人的遭遇，几百年来让读者津津乐道，其中的关键，就是借读书人的形象，让人们有机会去思考读书与科举制的关系。虽众说纷纭，观点不一，但总的说来，对《儒林外史》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都是持肯定态度。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制的产生与演变来谈谈《儒林外史》中的科举制。

一、科举制的产生与演变

科举与职官（官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职官，就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科举是以考试为主要内容、方式的一种选官制度，与职官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职官的设置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出现的。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是没有“官”的。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我国国家的产生，开始于夏朝。有了国家，就有了官吏。在古代国家中，官吏是统治者用于统治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这些官吏是怎样产生的呢？时代不同，情况不同。

大体情况是，国家产生后，从夏到清，君主世袭这一点是始终没有变的。我们所讲职官是指在封建社会中除皇帝以外的官吏。秦始皇以后，从西汉至隋朝以前官吏的产生方式大体是：汉代在京师开办太学，培养封建官吏。另一途径是察举（即由公卿、列侯、地方长官等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和征辟（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授予博士或待诏的称号，待从左右，备顾问）。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是将察举的对象分为九等（即九品），朝廷按等录用，叫“九品官人法”。“中正”，是推选朝官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州、郡的“中正”，负责对士人品级的评定。西晋以后，豪门士族操纵了大小中正的职权，评定人物逐渐以门资为主要依据，九品中正制也就转化为巩固门阀特权的工具。[1]

汉代的察举与征辟到后来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东汉有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推举的秀才没读过几本书；察举的孝廉却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嘴上说清白的贫寒人士什么丑事都干，选拔出来的优秀将领却胆小如鸡。”这首民谣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嘲讽了荐举制的弊端，这种现象到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发展到了极端。[2]

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和辟举制，大小官吏都由中央任命。选士既不须州郡的荐举，也不经中正的评定，而是由朝廷用公开考试的方法甄别选用。“从此，考试作为衡量人才主要标准的观念逐步确立，科举制度应运而生。”[2]

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隋代创置的科举制度。

宋代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不少重要改革，其中以宋太祖赵匡胤正式建立殿试制度影响最大，所谓殿试，就是在礼部考试后，再由皇帝在殿廷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

到了元朝，科举考试在唐宋的基础上出现轻诗赋而重经义的趋势。所谓经义就是儒家理论，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出题。

到了明、清，科举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也逐渐僵化和腐朽，开始走向衰亡。明清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举考试与学校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举必由学校，因而进学校成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经之路。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家庭出身“清白”。家里有人做官算是清白，务农者也属清白。如唐代规定，犯过法的人、工商业者、州县衙门的役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不孝者、和尚道士归俗者。……清代的规定更加严格，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下等役吏）、卒（劳役）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家有娼、优、隶、卒，就为“家世不清”，隔了三代家中没有这类人，才算是清白。另外，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都属于“身世不清”，他们的子孙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2]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慈禧宣布停止科举制。

二、吴敬梓的成长及《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

吴敬梓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死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字敏轩，移居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

关于吴敬梓的身世，学界还有一些争议，“第一部《吴敬梓年谱》是胡适在20年代所作。在年谱中，胡适搜集了不少资料，对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作了一些考索，对后来学者很有参考价值。但由于材料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关于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也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断，例如对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吴敬梓考取秀才的年龄以及吴氏家族纠纷的性质等问题的论说，间有失实或不足之处，并不完全可取。但这些论断至今仍被一些著作所袭用，因而对这几个问题作进一步考索，很有必要。”[3]本文中所谈及吴敬梓的成长及《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均以被指定为教科书的章培恒、袁行霈先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主要资料来源。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曾祖和祖父辈都显赫一时的大家庭。他的家庭自他曾祖起就在科举考试中不断有人中举，不断有人做官，家族由此有过几十年兴盛的时期，到了他父辈才逐渐衰落。他的父亲吴霖起，虽是个清贫的学官，但家产还在。吴霖起仕途不顺，康熙六十一年（1722）被罢了官，第二年抑郁而死。吴敬梓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有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训练，还有中国传统的经史、诗赋等内容，让吴敬梓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吴敬梓的生活发生显著变化是在他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后（父亲去世前在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就已去世）。父亲去世后，吴敬梓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但族人欺他两代单传，势力单薄，相互勾结来侵占他的家产，吴敬梓由此感受到了社会的险恶，并产生了对家族成员的厌恶和反抗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4]吴敬梓的这些行为已被家乡人士列为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吴敬梓在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在二十三至三十三岁时，几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外加上在家乡也受到家族成员的歧视，他觉得在家乡居住下去很难，就在三十三岁时举家迁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以后，一方面他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乃至科技专家以及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他接触了代表当时进步思潮的颜（元）李（塨）学派的学者。他们反对理学空谈，倡导务实的学风；要求以礼乐兵农作为强国富民之道；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提倡以儒家的“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时代思潮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六朝古都南京的山水名胜，引发着他追慕魏晋文人的情感，他进一步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发展了恣情任性的狂放性格。[5]另一方，由于性格等原因，导致他的物质条件逐步恶化，要靠卖文和朋友们的接济过日子。到了南京生活以后，他对仕途也逐渐失去了兴趣。

《儒林外史》成书的具体时间不详，吴敬梓可能作于四十至五十岁时期，这个时期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庭的剧变而逐步了解、熟悉人情世态的时期。

三、《儒林外史》中的科举考试

小说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写道，周进应考到六十岁，还是个童生，只好到薛家集去教书糊口，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拿他当作笑资。偶尔路过的举人王惠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自己大吃大喝的时候，却让周进陪在旁边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王惠走后，“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个早晨。”[6]这一切对这位六十多岁还没有考取秀才的科场失意而不得不以教馆为生的周进来说，都是精神上的致命打击。周进后来还是侥幸中了举人，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进做上了国子监司业，潮弄过他的梅玖这时也冒称是他的学生，他曾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

小说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中写道,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到了五十四岁还是个童生，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大冬天“还穿着麻布直缀，冻得乞乞缩缩”。范进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立刻从鄙薄变为谄谀，先前胡屠户骂范进是“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却说，“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房产。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欣喜，以至“大笑一声，往后一跌，归天去了”。悲喜剧掺杂在一起，让人感慨不已。

与他们行径相似的是马二先生和王玉辉。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貌甚伟，但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迂腐的典型。自己并没有走通科举之路，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文的选批上面，八股文早已毒化了他的灵魂，而他又作为一个知名的八股家，去毒害成千上万的年轻书生。

王玉辉则更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的迂腐典型。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写道他劝女殉节，对女儿进行的一次关于青史留名的侃侃而谈，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封建迂腐士子的形象。虽然到最后对女儿的死，他也触景生情，伤心落泪，内心充满了殉节与亲情的不断搏斗，礼教与良知的激烈冲突，但仍然遮盖不了他身上那种极为迂腐的封建教化思想。

四、《儒林外史》中科举之外的人

《儒林外史》描写的是读书人的人生追求，有孜孜不倦追求科考出路的，也有对科考置之不顾的。

小说的开篇，就写了一个特殊人物王冕，他小时候以放羊为生，刻苦自学，终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以卖画为生，县令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朱元璋慕名来访，他慨然晓以“仁义服人”之理。朱元璋称帝之后，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闻风而逃，隐居会稽山中终不复出。他一生安于贫困，不慕权贵，高风亮节，令人敬佩，是作者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

杜少卿，也是作者极力塑造的形象之一，作为一个理想人物对他殷情称颂。他淡泊名利，拒绝做官，傲视权贵，又能扶困济贫，乐于助人，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他既注重中国传统美德，又敢于蔑视封建权威和礼教，向往真情、任性，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的生活。他对个性的尊重，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追求，在名士中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的光彩。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女性的尊重，反对对女性的摧残和歧视。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娇且好也。”同时也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这些闪耀着光辉的思想精神正是作者执着追求的，而在杜少卿的身上得到了一次较为完整的诠释。

庄绍光出身于书香之家，从小就表现出少有的才华，十多岁就会做七千字的长赋，四十岁前，闭门专注读书，交朋结友很谨慎。后被荐举给皇帝，被两次召见，朝廷有任用之意，但他深知为官的险恶和朝廷的腐败，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恳请恩赐还山”。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也被其拒绝。还乡之后，地方官吏纷纷来拜，他不堪其忧，恼怒之下，连夜搬往玄武湖，过起了不受官场干扰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五、《儒林外史》中关于科举制的思考

在《儒林外史》中，在科举路上一直奋斗不已的典型应是周进、范进。周进、范进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科考阶梯，艰难攀登，这其中的艰难困苦、人情冷暖不用说了，后人的评说基本上都是从周进、范进中举前后家人、世人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上来着力，但忘记了一点，两个五六十岁的老男人还在科举路上赶考，还有多少机会再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呢？吴敬梓的描写是客观的，可后人的评价不能太“超脱”。

如前所述，科举制创立前，年轻人想要进入仕途，那是要靠“拼爹”的，科举制的创立，为那些虽无“爹”可“拼”但出身清白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无论如何评价，有一点应是肯定的，那就是它经隋朝的建立，到明清时，早已深入读书人的心。我们要思考的不是这种“选官”考试制度要与不要、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再怎么差的“考试制度”也比“推荐”强，具体说，就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比汉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强，我们要思考的是“考试制度”应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的问题。

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和王玉辉等典型代表的言行举止，深刻暴露了中国历史上深受科举考试影响的读书人的心态。封建科举制度下的这些读书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已经使他们正常的人性有所丧失甚至完全泯灭了，他们的命运带着悲剧和残酷性，透过这种心态，我们看到的是作者辛辣强烈的抨击，猛烈无情的讽刺。封建科举制度，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摧残人性，可以说这种制度已经丧失了它为封建制度下的江山社稷选拔人才的初衷。

《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描写应是客观的，它展示的是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结合吴敬梓的人生经历，他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的，对戕害人性的科举考试他有痛苦的亲身经历，但不由科考，仕途又在哪里？作者虽塑造了那些对科考置之不顾的形象，但远离仕途甚至归隐山林这又不是吴敬梓的选择。所谓“愤怒出诗人”，正是这种欲罢不能的经历，让吴敬梓创作出了这部千古名著。

[1]王力，左言东.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职官与科举[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111.

[2]姜丹丹.古代科举[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6,8,18.

[3]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A].吴敬梓研究(上册)[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531.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83.

[6]吴敬梓著,李汗秋辑校.儒林外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0.本文所引《儒林外史》原文均自该版本，后文所引不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