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久

摘要：培植风水、祭祀文昌等理念所产生的神性空间建筑，间接地诠释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时代，文昌文化及其文昌信仰，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学子们为了“金榜题名”，于是谒拜文昌帝君的神佑以及折桂夺冠，这既是他们的现实需要，也是心理诉求，更是人生最大愿望。

关键词：科举考试；文昌；神性空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50-01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科举考试与功名富贵息息相关，对个人命运影响极大。在科举选士的“华山一条路”、“千军万马过独木”的激烈竞争中，读书人考中入选的仅有少数幸运者，而多数人则名落深山。科举作为中国帝制时代国家治理选拔精英的一种选士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延续了1300年。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统治者不仅精选了众多的文武精英，而且也产生了遍布神州各地的无以计数的神性空间建筑。各地为了多出才俊，培植风水、祭拜文昌的现象十分普遍。

贵州地处西南，远离主流文化中心，明代正式建省前分属云南、四川和湖广辖制，欲求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还必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等特殊的历史因素，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科举背景下的贵州士子为了能够科考顺利，也深受风水培植、拜会文昌信仰的影响。如，贵州从隋朝到明代建省后朝廷尚未批准可以在本土开科考试的这段时间，境内培植风水、立庙供祀文昌帝君的建筑尽管极少，但在明洪武初年，贵州辖制的永宁州却建有文昌宫一座。不独有偶，明泰定年间的乌撤卫亦能看到建有文昌庙一座，这些均为贵州境内的早期与科举制度有关的神性空间建筑。

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后，明嘉靖十六年朝廷批准贵州可以在本省举行乡试，这就极大地便利了贵州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也逐年增多，信奉文昌的学子越来越多，贵州全境修建的与科举有关的培植风水、祭祀文昌帝君的神性空间建筑，据不完全统计竟然多达一百多处。其中，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黎平府的文昌祠，建于永乐十一年，镇远府的文昌祠建于正统十年，清平卫的文昌祠建于成化八年，安庄卫的文昌祠建于成化十三年，兴隆卫的文昌祠建于弘治三年。又据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的《黔记》和万历《贵州通志》载，普安卫和赤水卫的文昌阁均建于万历八年，务川的文昌阁建于万历十年，龙里卫、镇宁卫的文昌祠建于万历十二年，贵阳文昌阁建于万历二十四年，以培植风水闻名的甲秀楼，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在这些充满学子期望能够助力科考高中“夺魁”的神性空间建筑中，虽然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雨，有的被毁已不复存在，然而，贵阳老东门的文昌阁、南明河畔的甲秀楼、都匀的文峰塔、青岩的文昌阁等建筑至今仍然是贵州最为有名的文化地理坐标。

贵阳文昌阁。贵阳文昌阁位于贵阳南部的老东门，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占地1200平方米，以设计巧妙、结构独特而著名，原为供奉文昌帝君之所，现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康熙八年重修，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均有维修和扩建。该阁为一座九角三层宝塔形建筑，两边设有配殿，前为联结配殿的斋房，平面布局成四合院形。主楼高约20米，面阔11.47米，进深11.58米。内二、三层楞木各九根，屋顶9角，柱54根，梁81根，均为9的倍数，可谓匠心巧运。古时“9”含极大极多之意，作为代表最高权力、最高等级的象征。

贵阳甲秀楼。甲秀楼位于贵阳市南明河鳌矶石上，始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六年。据史料载，时任贵州巡抚的江东之以河中一块形状像鳌的巨石作为基础，修建一座桥连接两岸，并筑一楼用以培育风水，取名“甲秀楼”。希望黔中学子科甲挺秀、人才辈出。明天启元年焚毁，总督朱燮元重建，复毁。清代甲秀楼多次重修，清康熙二十八年巡抚田雯重建。从古到今该楼经历了六次大规模的修葺，历经四百年的风吹雨打而仍矗立不倒，既是贵阳历史的见证，也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地理坐标。现存建筑为宣统元年重建，楼上下三层，白石为栏，层层收进，由桥面至楼顶高约20米。2006年5月25日，甲秀楼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青岩文昌阁。青岩文昌阁为青岩五阁（奎光阁、文昌阁、云龙阁、三宫阁、玉皇阁）之一，是青岩书生朝拜文昌帝君的圣地。青岩古镇始建于明洪武十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也许是一种巧合，贵州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子就在上述官方极力培植风水、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三十三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时，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四十二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热情，出现了一浪高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寿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八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清光绪十二年，贵阳人赵以炯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十六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经过350余年后，贵州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散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然而，更为令人欣慰的事又再次发生，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十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龢又考取了文状元，并且还以状元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法政，学成回国后创办广东法政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法学家之一。

贵州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学子们的成功是否与贵州神性空间的修建和祭祀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培植风水、祭祀文昌等理念所产生的神性空间建筑，间接地诠释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时代，文昌文化及其文昌信仰，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学士们为了“金榜题名”，于是谒拜文昌帝君的神佑以及折桂夺冠，这既是他们的现实需要，也是他们的心理诉求，更是他们的人生最大愿望。同时，在科举制度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神性空间建造及其信仰的持续演进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已叠加成为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