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鑫，刘 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黄帝内经》中方位五行理论的渊源研究❋

彭 鑫，刘 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对《黄帝内经》中有关五行的理论进行分类发现有两种五行体系，即方位五行理论和生克五行理论。生克五行理论中，五行各自地位是相同的;方位五行理论认为中土为上，调控其他四行，中央控四方，四方对应四时。故对方位五行理论的渊源及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以上古殷商以前的五方时空观为萌芽，经河图五行生成数成形，经《管子》、《吕氏春秋》的发展完善，之后经《淮南子》提出医学五行五脏配属，最终被引入到《黄帝内经》中。

黄帝内经;方位五行;渊源

近几年来，有关《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与藏象理论相关的五行理论探讨甚多，而就《黄帝内经》中五行理论体系的渊源及演化过程却论述较少。笔者认为，《黄帝内经》论述的五行理论体系有生克五行理论和方位五行理论两种。生克五行理论中，五行各自地位是相同的，配属四时(即四季)的关系为“土配季夏、长夏”。如《灵枢·本神》、《素问·风论》和《灵枢·经筋》中，论述季夏的经文共计4处，《灵枢》中共计2篇6处，《素问》共计8篇22处。季夏与长夏含义相同，五行归属于土。而方位五行理论和生克五行理论有所不同，分歧的根源是四时、五行的配属不同，方位五行理论认为五行中“土”为中央，其他四行“木、火、金、水”分别对应四方“东、南、西、北”和四时“春、夏、秋、冬”，中土调控四方和四时，即“土王四时”。《内经》对四时变化的另外一种描述为四时，这种描述均有“土王四时”之意义，这种描述在《内经》中总计5处。如《素问·玉机真藏论》说:“夫子言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又云“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此处孤藏、四旁等表述均与崇尚中央、土王于四季相关。又如《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说:“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素问·刺要论》里说:“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满不嗜食。”这两段经文具体说明了土王于四时的含义。《内经》中虽然生克五行模式的论述有很大比例，但却很难说明所有的藏象问题。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脾为阴中之至阴”;《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脾不得独主于时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五脏的太少阴阳属性;《素问·玉机真藏论》中“脾为孤脏”等论述不能以生克五行理论解释。因此，研究方位五行理论在医学以外典籍中的渊源，以及对《黄帝内经》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五方说及古人时空配位图式的初步形成

上古时期朴素的时空配位观念是方位五行形成的基础和重要因素，五方概念的出现、四时变化的观察以及两者的结合，逐渐形成了朴素的时空观［1］。在这一时空观的延展下，逐渐结合时令变化、物候变化，形成了时空配位图式，这一点已被甲骨文的相关研究所证实。如商朝武丁年代之《京滓》520牛脚骨(《甲骨文一百年》，杨升南、王宇信主编)便有以“析”命名春季，以“夹”命名夏季，以“夷”命名秋季，以“勺”命名冬季［2］。可以看出，殷商时期古人已经把季节、气候等多种现象联系观察总结，不仅有对四风、四方概念规律的分析记录，而且逐渐发现四方、四时是一个整体，开始逐步形成时－空－物候－人文统一的配位图。

《尚书·尧典》里描述了四方、四季变化的测定方法，体现了四时四季的密切联系，组成东－春、南－夏、西－秋、北－冬的配属关系，并将人事、物候、星象、太阳运行、季节、方位多种因素密切联系，形成了时、空、生物统一的配属图，初步形成天人合一理念的雏形。

《夏小正》［4］是通过观象定时来确定时节的。具体就是观察黄昏时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将时令、天象、农事活动、动植物生长等因素统一起来观察总结，形成天人合一整体观的雏形。《鹃冠子·环流》［5］中，同样有相似的描述:“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因此，古人通过北斗七星斗柄的方向与四时的不同转变来观测四时。

《尧典》《夏小正》代表的年代，人们逐渐形成了时空统一观和天人合一观的雏形，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之下，将繁复的世界现象归类总结，形成有秩序的图式，这些正是方位五行学说的起源之一。这时的时空配属图尚无“中”和“土”的概念。

2 方位五行模式的确定

方位与五行的方位配属关系最早在河图中明确表达出来。《易经·系辞》中有关于河图的最原始载录，先秦时期的其他著作如《管子》《墨子》等也提到河图洛书。从河图衍生的诸多论述来看，河图中的五行理论强调了“土居中央，调控四方”的理念。河图的表述方式与方位结构关系在于河图中的数即五行生、成之数。五行的生之数和五行之排列顺序相关。《尚书·洪范》中“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的顺序正是河图的五行生数顺序，在五行生之数的基础上，各自加五，即成为五行之成数。把五行的天地生成之数按方位填充于平面上，就是河图的形式。

但此时的河图尚未配属五脏，只是体现了中央控制四方的方位五行模式。河图在后世的演化发展中，其时空配属皆以土居中央、不独主时，其他的四行则各主一时一方，体现出左、右、木、金、东、西交并和上、下、水、火、南、北相济的特点。

3 《管子》五行配属及时空世界观

《管子》中以“气”为论述基础，将天地自然以阴阳、五行进行配属分类，把五行、四时、五方经行对应配属，演化出涵盖天地自然万物的五行配属模式。如《幼官》中，以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配属一年之中的5个时节及相应的事物，五方配属的事物是五味、五色、五气、五音、五数、五兽、五井，并逐渐演化为成熟的五行配属模式。如“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6］等5种配属。

《管子·水地》中论述了五脏、五味、五内彼此的关系，这段论述是《管子》中的医学内容:“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生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管子·五行》［7］中论述了用五行统摄人事活动以及时间，将一年的时间平均划分为五时节，各自配属五行，以土、火、木、金、水作为人事活动和物候的框架分类，即用五行特征来代表五时节的特征，用五行提挈时空事物及事物变化。同时《管子·四时》提出用时间来与时空配属模式，《管子·四时》中首次将人体与自然时空配属形成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更是充分体现了“土王于四时，不独主时”的概念，是《黄帝内经》方位五行理论配属的雏形。

可以看出，《管子》论及五行中时空观、五体配属及五脏五味的总体关系，不仅各自有所认识，且将天、地、人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看待评价。

4 《吕氏春秋·十二纪》体现五行配属关系

《礼记·月令》将时间变化、阴阳、五行的属性分类和人类社会活动对应，形成了独特的五行结构。如《孟春纪》中云:“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8］”可以看出，四时、天象、天干、地支、动物、植物、音律、算数、嗅味、祭祀等天地自然与生命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并用五行进行属性划分。《吕氏春秋·十二纪》论述了祭祀中五行与五脏的对应模式。如《孟春纪》中云:“孟春之月……其祀户，祭先脾……其味酸”，仲春、季春与之相同;《孟夏纪》云:“孟夏之月……其祀灶，祭先肺……其味苦”，仲夏与之相同;《季夏纪》云:“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其味甘”;《孟秋纪》云:“孟秋之月……其祀门，祭先肝……其味辛”，仲秋和季秋与之相同;《孟冬纪》云:“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肾……其味咸”，仲冬和季冬与之相同。依据这段文字的记载，《吕氏春秋·十二纪》认为春季之祭祀以脾脏为先，孟夏、仲夏祭祀则以肺脏为先，季夏祭祀以心脏为先，秋季祭祀以肝脏为先，冬季祭祀以肾脏为先。五行、五脏在祭祀时的对应关系为木－脾、火－肺、土－心、金－肺、水－肾。

对比《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管子》中事物的五行配属关系，发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管子》中五行和五兽、五音、五脏之配属均与《十二纪》不同。其中，五脏的配属在《十二纪》中是肝、脾、肾、肺、心，《管子》中为肾、脾、肺、肝、心，二者虽然有所不同，但“土居中央，其他四行各主一方”的思想是相同的，此种五行配属方法与《黄帝内经》中方位五行模式相近。

5 《淮南子》论述的五行配属关系

因《淮南子·时则训》中很多内容来源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所以经《淮南子·时则训》推导出的五行配位模式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大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五行和五脏对应配属，《淮南子》比之《吕氏春秋·十二纪》又有所变化。《淮南子·时则训》里记载的祭祀时五行、五脏的对应关系，与《吕氏春秋》中的对应关系相同。而《淮南子·地形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五行配属方式，即东方－肝－苍色－目－筋气，西方－肺－白色－鼻－皮革，南方－心－赤色－身－血脉，北方－肾－黑色－阴－骨干，中央－胃－黑色－口－肉。这里的记载虽然未将五行(木、火、土、金、水)与五脏(肝、心、胃(脾)、肺、肾)直接对应，但《淮南子·天文训》和《淮南子·时则训》已经提到五方东、南、中、西、北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的配属，依旧是“土居中央，其他四行各主一方”的思想一脉相承。《淮南子》总结出五行与五脏配属的另一种方法，即肝－木、火－心、金－肺、土－胃、水－肾，这种配属方法与《黄帝内经》中方位五行及藏象配属理论大致相同。

6 《黄帝内经》论述的方位五行理论

《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这段经文论述了五方、五脏、五味、五星的配属关系，形成了系统的方位时空五行配属模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这段经文系统论述了五方、五行、五脏之间的配属关系。又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论述了五方、五行配属关系。而《素问·太阴阳明论》则首次提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指出脾不单独主某季，而是分主四季中每季前后各9 d，即18 d。《素问·玉机真藏论》中提出“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表述了中央控制四方的思想。《素问·太阴阳明论》云:“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表述了脾不主时、滋养五脏六腑的功能，并作为脏腑气机升降的枢纽。由此可见，在《内经》中“土居中央，其他四行各主一方”的思想得到更加系统而完备的呈现。

综上所述，方位五行理论以上古殷商以前的五方时空观为萌芽，经河图五行生成数成形，经《管子》、《吕氏春秋》的发展完善，之后经《淮南子》提出医学五行五脏配属，最终被引入到《黄帝内经》中。河图中体现的四时、方位五行观念，再结合五脏配属后，也就形成了中－土－脾－中央－每季最后18 d、左－木－肝－东方－春季、右－金－肺－西方－秋季、上－火－心－南方－夏季、下－水－肾－北方－冬季的时空五脏配属模式，五行之中土居中央，调控其他四行;五脏之中，脾居中央，调控其他四脏的五行、五脏理论体系，也称为方位五行理论。有这种配属关系作为基础，就可以很好地解释《黄帝内经》中“脾为至阴”、“脾为孤脏”以及其余四脏之太、少;阴、阳属性，更可以充分地理解被后世补土学派奉为经旨的“脾为诸脏气机升降之枢纽”立论，而这些单靠生克五行理论是很难解释和理解的。因此，从殷商时代到诸子百家，最终方位五行理论在《黄帝内经》中得到最完整的表达，这种“土配中央，中央调控四方”、“土王于四时”的理论，强调中土为尊为尚、高于其他四行的重要性，这与同在《黄帝内经》中的“五行平等、循环生克”的生克五行理论是有所区别的，二者共同丰富和完善了《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理论。

［1］叶磊.《内经》五行源流考辨［D］.郑州:河南中医学院，2007:13.

［2］杨树达.《杨树达文集》之五“积微居甲文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8－79.

［3］汉·孔安国，传.尚书·尧典［A］.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30.

［4］王绮.夏小正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40.

［5］黄怀信.鹃冠子点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1):76.

［6］战国·管子.管子·幼官［A］.李克和，刘柯.管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48－50.

［7］战国·管子.管子·五行［A］.李克和，刘柯.管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88.

［8］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孟春纪［M］.2003(1):122.

R226

:A

:1006－3250(2015)12－1481－02

2015－05－21

科技部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YZ－1428)－《黄帝内经》中的方位五行理论研究

彭 鑫(1979－)，男，山东潍坊人，助理研究员，医学博士，从事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方法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