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华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宋恕与《明夷待访录》
——兼论朱维铮的“归功于章太炎”说

孙卫华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甲午战败以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因富含民权思想而在江浙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受俞樾的激赏以及温州孙氏兄弟的影响，宗仰黄宗羲的宋恕不仅积极敦促刊刻《明夷待访录》，还以报馆、学会、书院等为阵地宣传它。由此，江浙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宋恕为中心，借助《明夷待访录》而播扬维新思想的团体。此团体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晚清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宋恕也因之被称为“梨洲之后一天民”。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大受重视应归功于宋恕，而非章太炎。

宋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民权

已故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认为：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谁在晚清最先发现《明夷待访录》具有这样的妙用。《仁学》曾推崇黄宗羲此书，但只着眼于“君民之际”似有隐痛，并未比附西方学说。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仅偶尔引及《明儒学案》，似乎还不如谭嗣同重视《明夷待访录》。到本世纪初，黄宗羲这部著作大受重视，还要归功于章太炎。[1]

杨际开在《〈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勾勒了《待访录》的传播线路图，似乎否定了朱先生的看法，他说：

《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2]

这个看法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3]不过，杨文虽论及了宋恕受孙氏兄弟的影响以及孙宝瑄受宋恕的影响等内容，但因主旨所限，未充分展开；杨先生的论著《清末变法与日本》则“通过宋恕政治思想研究，为清末变法志士的思想形成、阐述和传播以及社会影响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画面”[4](1)，因重点放在了探讨宋恕与日本政治思想的关系方面，宋恕与黄宗羲，尤其是与《明夷待访录》(以下简称《待访录》)的关系语焉不详。职是之故，本文以《宋恕集》为中心，重点分析宋恕传播《待访录》的缘由、传播手段、方式及其影响，力图说明《待访录》在晚清大受重视应归功于宋恕，而非章太炎。

一、传播《待访录》的缘由

凡传播必涉及源流问题。所谓“传播源”，即传播源头，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传播源只有一个，即源头自身；广义的传播源主要还包括与源头自身直接接触者。相对于狭义的传播源，广义的传播源则为“流”；除此而外，均为传播“流”。就《待访录》传播而言，狭义的传播源就是黄宗羲本人；广义的传播源应为那些从黄宗羲那里直接接触该书，并由他们向外传播的那些人，比如黄宗羲弟子陈万二君。①杨际开指出：“诂经精舍的老师在晚清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传播源之一。而另一个传播源则是温州瑞安孙氏兄弟。”[2]在笔者看来，“诂经精舍的老师”和“温州瑞安孙氏兄弟”都只是传播“流”，而非传播源。杨先生使用“传播源”一词，虽不够严谨，无非是要强调他们在《待访录》传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那么，谁在晚清《待访录》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呢？是不是像朱维铮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归功于章太炎”呢？抑或归功于诂经精舍老师或温州孙氏兄弟呢？对此，笔者认为，应归功于温州的宋恕，而非章太炎。如果说在甲午海战之前，《待访录》的传播速度不够快、范围不够大的话，那么，这之后因诂经精舍老师俞樾的激赏以及温州孙氏兄弟的影响，宋恕极力推崇《待访录》，经过他积极宣传，大力推介，使得《待访录》的传播速度骤然加快，范围迅速扩大。

宋恕对黄宗羲十分敬仰，一生都在推广其思想，践履其精神。宋恕曾对朋友宣称：“阳明、梨洲，素所宗仰，前后辉映，皆出珂乡。”[5](553)1895年7月25日，宋恕向友人钱念劬说：“恕论国朝人著述，以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为最，颜习斋《四存篇》次之。”[5](536)宋恕之所以如此看待黄、颜二书，是因为他将之看做是自己理想社会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他在《六字课斋卑议》的印行缘起中说：

得见大儒黄梨洲氏之书，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舆氏之传在此矣！……苟有权力者，咸克以黄氏之说为体，以颜氏之说为用，则大同其几乎，岂但小康哉！”[5](117)

宋恕认为《待访录》接传子游、孟子思想，为儒家正宗。他期望当权者，若能以“以黄氏之说为体，以颜氏之说为用”的模式治理国家，即使达不到大同，也定能实现小康。显然，此主张是针对晚清内忧外患的形势而构想的维新蓝图。

何种因素导致宋恕对黄宗羲情有独钟呢？宋恕又是从何处读到了《待访录》呢？要论及宋恕阅读《待访录》，还要从其受业老师俞樾的激赏说起。1891年，宋恕写成《六字课斋卑议》。1893年7月17日，他“寄《卑议》稿呈正俞荫师”[5](933)，在信中说：

近世谈经济专书，识者推黄氏《待访录》，冯氏《抗议》，受业之作，虽出仓卒，持方黄、冯，差觉密切，而不同于二子者，殆亦姓名殊欤！[5](506)

可见，宋恕把《待访录》看做自己著述的标准。

俞樾是否也如此看宋的著作呢？7月28日俞樾回信，不但称《卑议》“议论卓然，文气尤极朴茂，”而且盛赞其“可与《昌言》、《潜夫论》抗衡，非王氏《黄书》，黄氏《明夷》所能比也。”[5](506)俞师的赞许，令宋恕深受鼓舞，他既激动又自豪，后来他说：

大师真识，旷绝千龄！余得见《待访录》，在《卑议》既成之后，取其宗旨。而不满其条目焉。[5](88)

宋恕曾受业于俞樾和谭献，而俞樾可能早已读过黄承乙刊刻的《待访录》或其他版本②，但可以肯定地认为，宋恕在诂经精舍时，并未读到该书。大概是为了避祸，老师们并未以之示人。否则，宋恕阅读《待访录》就不应在《卑议》写成之后，给俞樾去信之前了。

那么，宋恕是从何处读到《待访录》的呢？1902年4月，宋恕在《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中追溯了《待访录》在浙江的流传情况，他写道：

初，德清戴子高先生最好黄余姚之《待访录》及北方颜李学说，先生(孙止庵)亦最慕余姚，曾求《待访录》刊本不可得，则多方转假，手自精写，置于家塾，《待访录》入温自此始。③

1909年7月，宋恕在《代孙经畲骑尉周忌祭本生父籀庼先生文》中又指出，其岳父孙铿鸣是温州地区最早传播《待访录》的人。他说：

昔我叔祖：止庵学士，学绍叶陈，渊渊文史。早慕民权，深悲专制。道咸之间，文网虽弛，《明夷》一录，仍未敢梓，假写手迻，入瓯兹始。吾父因而，大阐黄旨。叔侄同调，父子乃尔。[5](451)

这两段记述，清楚地交代了《待访录》传入温州的过程。虽然孙锵鸣早有该书手抄本，但在道咸期间，畏于文网等因，也未示人。从“吾父因而，大阐黄旨。叔侄同调，父子乃尔”看，写《卑议》前的宋恕也不曾从岳父处看到该书，足见当时《待访录》传播之隐秘。

19世纪最后十年，满清的政治危机日趋严峻，借助《待访录》宣传民权，渐成形势所趋。大概因《卑议》主旨与《待访录》相近，写完《卑议》后的宋恕才得以看到岳父家的《待访录》手抄本，明晓岳父“大阐黄旨”之深意。从这个角度讲，杨际开先生所持的宋恕“对《待访录》的理解视角可能受到王韬的启发”[2]的看法，值得商榷。宋恕十分鄙夷王韬，且二人似乎未曾交往过。1894年，王韬针对《卑议》发表过评论。宋恕看了评论后，对王韬甚为不满，在给连襟杨定夫的信中说：

王紫诠未按原文，妄作《书后》，登报非驳拙议，此等人物，在西国不能胜一小学师之任，在中国居然作格致书院长，犹之伊川、紫阳不过赵宋宦场一正人，居然五六百年与孔、孟并称，不亦悲乎！[5](510)

格致院长王紫诠，一吴中妄庸人，乃作《〈卑议〉书后》登之《申报》，援引原文多失其真，谬加扬抑，毫不中要，可叹！此等人物乃作格致院长，悲哉悲哉！[5](513)

在给张季直的信中，他也说：

天南遁叟不解经济，登报妄驳，未按原文，名士十九如此，可叹！[5](511)

王紫诠、天南遁叟均指王韬。从这几封信的内容来看，宋恕怎能将王韬引为同道呢？

二、敦促《待访录》的刊刻

为了像岳父父子那样“大阐黄旨”，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以黄氏之说为体，以颜氏之说为用”的维新构想，宋恕极力向时人宣扬《待访录》。1898年6月27日，宋恕对刘绍宽说：

本朝经济家言，惟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王船山之《黄书》、颜习斋之《学记》、唐甄之《潜书》最佳，若合四书而尽通之，西学具该于是矣。[6](126)

宋恕认为，《待访录》等四本书的思想与西学的精神相当。这种看法与当时流行的“西学中源”说有较大差异。“西学中源”说是缺乏底气的国人，在面对西学强大攻势时，流露出来的一种虚骄之气，有夜郎自大的意味；而宋恕的看法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表现出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待访录》，宋恕非常热衷于此书的刊刻事宜。可以说，此书能在江浙地区广泛传播，并对知识界产生空前影响，与他的积极敦促密不可分。1897年夏季，宋恕为刊刻事宜奔走、操劳的情形，在他与童学琦、胡道南二人来往信函中可窥一斑。

6月21日，童、胡二人写信给宋恕：“馆中拟续刻《明夷待访录》，如尊处有善本可校，乞惠寄。”[5](576)他们向宋恕通报，欲续刻《待访录》，但苦于无善本，向其咨询。二人认为宋恕处可能有善本，足能反映出他们深知宋恕对黄宗羲的特殊情感。在一封未署明日期的信中，宋恕称：“《待访录》敝处止有族孙承乙校梓本(近刻者)，如尊处无其书，示知寄用。”[5](575)根据他们之间信件往来的逻辑推断，此信应是宋恕接童、胡二人求助后的回信无疑，宋恕告知童、胡二人，他手上有1879年的黄承乙校梓本。[7]7月22日宋恕又回复童、胡二人，告知他们《待访录》已被俞樾弟子章一山借去，尚未归还。[5](576−577)这封信应是童、胡二人请求借用黄承乙校梓本的回函，遗憾的是童、胡二人的来信现已无法寻觅到了。

7月25日，童、胡二人在给宋恕的信中又称：“昨奉手教(《待访录》已得，前令菊村转交之信已提。)并大作两篇，忧患之作，不为空言，是能于澳沪诸报外别树一帜者，曷任钦服！”[5](578)由此可知，童、胡二人已有《待访录》一书，故而告知宋恕不必再寄了。这说明，在宋恕的提示下，童、胡二人已从别处借得该书，虽未交代从何处借得，也未交代是何版本，但我们依然有理由推知：他们所获得的版本应是优于黄承乙校梓本的别本。这说明当时欲寻《待访录》并非难事了，透露出《待访录》已在江浙大地流传的信息。

26日，宋恕即复信童、胡二人。他说：

廿五日，菊村来，接廿三日书，知《待访录》已有，不必寄，遵命。余已具前函。明季遗老之书尚有王船山先生之《黄书》一种，可与《待访录》同印行世，惜敝箧中无之。诸公可于《王船山遗书》(杭城藏书家必有)中检出与此《录》同印，实为莫大功德。船山之识稍逊梨洲，就此书论：其文章雅炼则胜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窥其底蕴，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5](577)

显然，这封信因廿三日来信而发。宋恕建议童、胡二人，可将《黄书》与《待访录》同印，并告知如何觅得此书。在简要评价了黄、王二人的学识后，他强调：“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窥其底蕴，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船山遗书》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得以广泛传播，宋恕以之推介，亦有鼓舞童、胡二人向曾氏学习的意味，“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之语，道破了宋恕极力支持童、胡二人刻书事业的缘由。

宋恕如此热心《待访录》的刊刻，除了上文所说的他毕生都在践履梨洲精神外，还与他毕生信奉梨洲之学有关。宋恕去世后，女儿宋昭的挽联是：“家国衰颓，时垂子美伤时泪；风尘憔悴，未就梨洲《思旧篇》。”[6](148)好友马叙伦的挽联称：“黄顾得嗣音，《卑议》早传，尚有著书惊满箧；龙蛇成岁谶，大师顿逝，应教风雨泣名山！”[6](146)孙诒泽的挽联是：“邓黄妙识，韩柳高文，九域待观汾上策；卢李旧情，陆王新感，卅年最忆燕南游。”[6](145)仰慕宋恕的陈怀闻之，写诗哭道：“家书千里至，天上德星沉。足迹半寰宇，文章无古今。书成《待访录》，泪洒《伯牙琴》。海内方多事，斯人何处寻。”[6](139)等等。可见，宋恕钟爱黄宗羲，世人皆知；推重《待访录》，也是世人皆知。

宋恕常常以黄宗羲为圭臬，评判时人。他评价陈介石：“志趣品行，识解文字，皆近黄宗羲。”[5](523)“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不屑章句，文似黄河、长江，不饰门面。”[5](559)1895年5月间，在给夏穗卿的信中，宋恕表达了与之相见恨晚的心情：“客秋今春，累闻王浣生、钟鹤笙、康长素、梁卓如诸子扬颂学业，或云‘梨洲嫡派’，或云‘定庵化身’，诸子非妄语者，始恨知执事晚。”[5](526)当时学界以“梨洲嫡传”“梨洲嫡派”“定庵化身”等语评价学者来看，推崇黄宗羲、龚自珍已是学界的一种风潮，若学术被冠之以“梨洲嫡传”“梨洲嫡派”“定庵化身”，那将是极高的评价。

评价国人如此，评价异邦学人亦是如此。宋恕评价日本学者：

山鹿遗书未见，见物氏书，议论绝似明季颜博野、黄姚江，豪杰隔海符识，所异者，物氏之学已行，而颜、黄二氏之学未行也。[5](87)

他认为物氏的学识赶不上颜、黄二氏，只是因为物氏之学已经得到普遍传播，才使得他的名气如此之大。言下之意，若颜、黄二氏的学问普遍流行的话，那他们的名气将该是何其高也！对颜、黄二氏之学不能广泛传播的惋惜，或许亦是宋恕极力促成《待访录》等类书籍刊刻的原因。

三、利用报馆、学会、书院，宣扬《待访录》

宋恕对黄宗羲的推崇，除了热心刊刻《待访录》外，还身体力行，利用报馆、学会、书院等平台践履黄宗羲的主张。

1897年，童学琦、胡道南二人向抚浙使者申请，将于杭州创办《经世报》。为办好该报，二人专程于7月到上海请教宋恕，并聘请宋恕为其“删录”“著论”，宋恕接受了二人的聘请。[5](271−272)在《〈经世报〉叙》中，宋恕倡导以浙中先哲，尤其以黄宗羲的《待访录》的精神为宗旨，“寻八儒之坠绪，复四科之绝学。”[5](274)这一宗旨，也被宋恕贯彻到学会之中。7月14日，宋恕向章太炎通报欲创立浙学会的设想。他说：

鄙意欲俟此馆既开，拟一《浙学会章程》，邀集同门雅士，公请曲园师出名领袖。倘蒙师允，即将章程登报，立总会于此馆，渐立支会于各府县城，期于大昌梨洲之学、德清之道，方能为浙人吐气。[5](573)

宋恕的设想在其日记中也有印证。他写道：

夫良知之说上接邾娄，下启梨洲，内圣外王之道尽焉，东墨西欧之治摄焉。故吾乡人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必以继起彼都创阳明学会、学报为开宗明义第一章，诸君子岂有意乎？[5](942)

宋恕欲通过创建阳明学会，开设学报等方式，振奋浙乡人之精神，鼓舞浙乡人之自强。宋恕认为，从邾娄到黄宗羲，赅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全部精神，同时囊括了西欧的政治文化。将黄宗羲等的思想与西方文化进行相提并论，是宋恕一贯的主张。

创阳明学会、兴浙会也好，办《经世报》也罢，与其说表彰阳明学派，不如说借助阳明学派表彰黄宗羲。以宋恕当时的学识和声望看，他其实充当了《经世报》以及兴浙会的实际指导者或精神领袖的角色。1909年10月，宋恕在与友人的信中写道：

梨洲，《明夷待访》，手写谁初？是章安止叟。今禹域，姚江正派，恐在东瓯。冷官消昼，须荒史，考桑海，休惮穷搜。无也有，四明山寨痕留。[5](911)

宋恕的这段话的逻辑是：天下学问属阳明学，阳明学的重镇在东瓯，而东瓯的学问要属黄宗羲，黄宗羲最有价值的著作当属《待访录》。这既能看到宋恕对《待访录》的极力推崇，亦可明晓宋恕倡导创办学会、学报之目的。

书院也是宋恕宣传《待访录》的主要阵地。1897年2月25日，宋恕为天津育才馆拟写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在四十二种书籍中，就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待访录》二种。《明儒学案》是三本“心性学”中的一种。《待访录》是九本“诸子学”中的一种[5](254)，《孟子》《荀子》《庄子》《鹖冠子》《论衡》是古代书籍；《古教汇参》《物茂卿先生遗书》属外译西书；其他则为黄梨洲先生《待访录》、戴子高先生《颜氏学记》、俞曲园先生《诸子平议》。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在黄梨洲、戴子高和俞曲园三人名称之后都加上了“先生”二字。俞曲园是宋恕的受业恩师，加“先生”可知其对老师的尊敬，而黄宗羲、戴子高亦加“先生”二字，实含有极力推崇的意味，如程伊川敬礼胡瑗，对之非“安定先生”不称道也一般。

考核学员的课题所列的问题，往往是老师最为关心的、最能体现老师教学目的的内容。1898年11月，宋恕在课题中都列有《待访录》之问。“戊戌冬季崇正课题”问：“鄙人承乏讲席，于今三载，希横浦之高风，愧梨洲之故事。……诸君子其勿以流俗相待而幸痛砭焉！”[5](291)“戊戌十一月安澜课题”问：“茫茫禹域，积晦未开……梨洲《待访》之录，习斋复教之说……诸君子或不以为谬欤？”[5](292)宋恕以《待访录》发问，该书定是其给学生重点讲授的内容无疑。

宋恕在求是书院任教时，同样是以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为其教授的主要内容。1902年4月，宋恕在《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中写道：

未除豪气怜河右，别有深情仰谢山。《尔雅》邵能继樊李，《春秋》龚殆亚严颜。子高绝学知犹少，壬叔气功立孔艰。莫逐盲聋咎先哲，哲人谁不一生闲？[5](858−859)

该诗“莫逐盲聋咎先哲，哲人谁不一生闲？”下原注：

黄、章两先生已见第三章，不复举。自南宋以来，吾浙先哲之多，甲于禹域，非两章所可尽举，其源流分合，恕曾著《浙学史》及《永嘉先辈学案》，颇详之。

《浙学史》及《永嘉先辈学案》两著现都无处寻觅，但从注中我们依然可知宋恕对黄宗羲和章学诚的思想(“第三章”)进行了重点阐述。在另一首诗中，宋恕写道：“黄顾颜王麟隐野，唐包冯郭鹤鸣皋。遗民僻集犹多卓，皇代诸宗各有豪。”[5](856−857)诗中所举思想家的思想显然是求是书院的诸生们较为熟知的。

四、传播《待访录》的贡献

1906年1月，宋恕感慨：

自顷海内闻人伤心固陋，山林晦著，稍事表章。然十年以来由晦而显者，止有黄氏《明夷待访录》《王船山集》《龚定庵集》、冯氏《邠校庐抗议》四种，此外久晦未行之宋、元以来先哲遗著为区区所急欲表章者，尚有数十百种。[5](402)

由此可见，《待访录》等书在他与友人们的极力宣扬下，通过报刊(《经世报》)、学会(兴浙会)、书院(求是学院等)等阵地，终于得以传播。《待访录》由晦到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人们借助它推动民权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以宋恕为中心，以1896年8月19日的七人合影④为标志的学术团体在江浙、上海等地逐渐形成。七人中，吴嘉瑞、宋恕年较长，二人各自在佛学、儒学方面学术声望较高，对其他几人影响较大。合影后不久，章太炎与宋恕在时务报馆相识[5](938)，亦可将之算作此团体中的一员。

孙宝瑄对《待访录》的态度深受宋恕影响，杨际开已详细阐述了，兹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一下梁启超、谭嗣同和章太炎，以窥宋恕影响之一斑。

梁启超对《待访录》的立场可能主要受康有为和宋恕的感染。康很早就阅读过《待访录》。《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都可看到他非常重视《待访录》⑤，但当时他的维新变法思想还未成熟，《待访录》并未被其提高到一定的高度。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上海结识了宋恕[5](934)，他们是否讨论了《待访录》，现已无从考证。189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则将黄宗羲提高到本朝人物第一的高度[8](290)，“梨洲大发《明夷待访录》，本朝一人而已”[8](291)，康有为对黄宗羲这种“为第一”的评价与宋恕的“论国朝人著述，以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为最”的观点只在表述上有异，实则并没无二致。到底是宋恕启发了康有为呢，还是康有为影响了宋恕，抑或二人原本就不谋而合的呢？此已难以辨别。

梁启超受康有为影响自不待言，这里所要说的是他受宋恕的影响。他称赞宋：“东瓯布衣识绝伦，梨洲以后一天民。”[9]从“识绝伦”即可见其对宋恕的推崇。梁启超在《读春秋界说》“界说一”中说：“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冯林一有《校邠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10](15)其“界说三”则围绕《待访录》和《校邠庐抗议》进行发问。[10](16)康和宋都并提此二书。若从改制角度讲，梁显然是受康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梁受宋影响的因素，或者可以说《读春秋界说》是康、宋二人影响的结晶。梁启超以《读春秋界说》等为时务学堂的读本⑥，向学员宣传维新思想时，《待访录》也随之传到了湖南，由湖南而北京，由北京而全国。[11]

谭嗣同亦极其推崇《待访录》。在他看来，孔教亡后，天下可读之书不甚了了，首列《明夷待访录》，次以《船山遗书》，只此二者尚可一读。[12]这与康有为“一人而已”、宋恕“为最”的看法如出一辙。即使如杨际开认为的“《仁学》是谭嗣同在与宋恕的交流中完成的”[4](84)那样，也并不影响谭吸纳康梁的观点。⑦

章太炎小宋恕十岁，名闻于学界也晚于宋恕。[14](28)前文已经指出，章太炎创办兴浙会曾得到宋恕的具体指导。在《兴浙会序》中，章太炎极力表彰浙江先贤刘基、于谦、王阳明、黄宗羲、张煌言五人。赞黄宗羲道：

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簿，不敢效便嬖臧获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导于明者，亦不能久存其社。乌乎伟欤！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13]

1898年，章太炎作《訄书》[14]，其中有一篇叫《冥契》的文章。在此文中，章太炎说：

吾不征伯夷，不尚观于斟雉之史，从黄宗羲之言而官天下……晚近五大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则一人之尊，日以骞损，而境内日治。黄氏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15]

这与宋恕的“为最”的看法若合符节。只是到了“苏报”案之后，章太炎才开始贬抑黄宗羲，写有“非黄”等文。若从章太炎对黄宗羲的态度转变的角度来看，他前期对《待访录》的看法应该受宋恕等人的影响要多些，而后期似乎有逐渐摆脱宋恕等人影响的意味。由此来看，若将晚清《待访录》传播之功归于章太炎，与史实似乎不符。

还值得一提的是曾向宋恕借阅《待访录》的章一山，在黄宗羲等三儒从祀的说帖中称：

三儒去今二百余年矣，传在国史，书在四库，又在民间，窃尝心焉向往，颉颃古贤，核与汉唐以来业经从祀诸儒，不但相符，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则以为宜允准不宜议驳，国学幸甚，士民幸甚！[16]

他极力推崇黄宗羲等人，力倡三儒从祀，这无疑与宋恕乃至浙东学者对黄宗羲的推崇也有密切关系。

注释：

① 吴光先生考证此二君为陈锡嘏和万言。参见吴光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经笔者考证，此二君应该为陈锡嘏和万斯同。详见孙卫华的《明夷待访录果真是禁书吗？》，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10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115页。

② 首都图书馆还藏有俞樾题写书签的《明夷待访录》刻本。

③ 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326-327页。宋恕的这段文字确实符合实情，目前有实物可以佐证。《黄梨洲先生遗书二种》收录的有难以确定朝代的、戴望校并跋及萧穆跋与二老阁本体例相同的抄本等。戴望(1837—1873)所看的《待访录》，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一为抄本，一为刻本。抄本封面写有“戴望校并跋，萧穆跋”字样，还有三个印章(“子高”、“戴子高印”、“俞明震印”)，均为篆字，“子高”为戴望的字。刻本为二老阁重刻本，戴望在封面上写有：“乙丑五月，在邵武官舍重阅一过，中有朱墨笔细草书注在上者，周礼传丈学汝遗墨也。礼翁于湖州陷时，自经已亡，去今已四季矣。望又记。”据戴望所写的《周学汝丈墓表》称：1862年太平天国军攻陷湖州后，周学汝(1809—1861)“闭户自缢而死，卒年五十三岁”。(汪兆镛纂录：《碑传集三编》(三)，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第126-014页；王克文、余方德主编：《湖州人物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戴望：《谪麐堂遗集》，宣统三年正月依会稽赵氏本校印)乙丑年为公元1865年，此时间距周学汝去世恰好4年，戴望所读抄本称“朱墨细草书”为“周礼传丈学汝遗墨”，都与史实相符。由此可推知，该抄本原为周学汝所藏。“戴子高印” 旁边还有萧穆(1835—1904)的记：“戊辰仲冬，桐城萧穆借抄于和州试院。中有脱误。子高兄尚宜精校之。”太平天国乱后，萧穆致力于搜集前辈遗集，“盖欲幸脱兵火，俟他日有能表彰前人者付之耳。”(萧穆：《敬孚类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1页)戊辰年即1868年，萧穆此时应在和州试院，他可能从戴望处借阅了《待访录》。据此可以说，宋恕的追溯符合史实。

④ 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937页。七人分别为吴嘉瑞、谭嗣同、宋恕、梁启超、汪康年、胡惟志、孙宝瑄。(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⑤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说：“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康有为：《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第16页)他认为：“盖周衰礼废，诸子皆有改作之心。犹黄梨洲之有《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之有《日知录》，事至平常，不足震讶。”(同上，第18-19页)光绪二十年秋，康撰写了《桂学答问》。四朝《学案》、《明夷待访录》依然忝列其中。(同上，第37-38页)1896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非常重视黄宗羲的学问，在“明国朝学派”中，康有为说：“梨洲结明学之终，开国朝学之始，学问精博过于顾。”(同上，第282页)“开本朝学派者，黄、顾二先生。”(同上，第284页)“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甚精。可与黄梨洲《原君篇》合读。”(同上，第209页)

⑥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学员们针对梁启超的《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进行提问的不少于5篇。比如李炳寰问有“昨读《界说》及批示，均谓井田为孔孟特立之制”等语(徐滌珊编：《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钞》，三通书局，1941年，第2页)；邹代城问有“《界说》九，性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有善有恶，太平世性善”等语(同上，第15页)；曾继寿问有“《界说》曰，礼运以小康归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其大同盖谓尧舜也，而其后又别为文王有大同之义”等语(同上，第26页)；郑宝坤问有“读《界说》中意谓此三种世界，日变于善也”等语(同上，第67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等利用《春秋》、《孟子》等宣传新思想，是确凿无疑的。学员读《读春秋界说》，必然要涉及《明夷待访录》和《校邠庐抗议》。

⑦ 谭嗣同在《壮飞楼治世十篇》中记载了其对康有为的神往以及二人交往的过程，其崇敬和服膺之情，溢于言表。(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45页)梁启超与谭嗣同之间的默契和意气相投，也实为少见。梁说：“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徹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2页)

[1] 朱维铮. 求索真文明[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56.

[2] 杨际开.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23−34.

[3] 孙卫华. 明夷待访录果真是禁书吗？[C]// 冯天瑜. 人文论丛2010年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1−115.

[4] 杨际开. 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 宋恕集[M]. 胡珠生编. 北京: 中华书局,1993.

[6]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M]. 胡珠生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7] 孙卫华. 明夷待访录校释[M]. 长沙: 岳麓书社,2011: 116.

[8] 康有为全集·第二册[M].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 梁启超. 广诗中八贤歌[C]//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北京: 中华书局,1989: 13.

[10] 梁启超. 读春秋界说[C]//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11] 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 谭嗣同. 仁学[A].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338.

[13] 章太炎选集[M]. 朱维铮,姜义华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

[14] 钱玄同. 刘申叔先生以书序[C]// 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8.

[15]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9.

[16] 三儒从祀录[M]. 曹元忠编. 上海: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Waiting for the Dawn in southeast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SUN Weihua
(School of Law,the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Based on Song Shu’s work,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Huang Tsung-hsi’Waiting for the Dawn,which was a plan for the future political rulers disseminating from southeast China to the whole country. Song Shu,an important ideologist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not onl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publicizing Waiting for the Dawn,but also made full use of institute,academy and newspapers to disseminate Huang Tsung-hsi’ political thoughts. Thus,with all the help,a reforming group had been gathered around Song Shu. The action of the group propeled the reforming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Song Shu wa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enthusiastic and powerful ideologist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Waiting for the Dawn in southeast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NG Shu; HUANG Tsung-hsi; Waiting for the Dawn; civil rights

B249.3

A

1672-3104(2015)05−0227−06

[编辑: 颜关明]

2014−10−22；

2015−09−06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与儒学近代转型”(10CZX0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201104201)；中南民族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SY12037)

孙卫华(1972−)，男，河南固始人，哲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哲学，中国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