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海林　薛琼

摘要：本文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总体呈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为解构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迷思，提供了新证据。

关键词：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2009108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学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命题，揭示和建构三者间的关系模式与传导机制对于理论发展和企业管理实践均十分重要。然而“什么是好的公司治理”、“企业为什么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 “好的公司治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怎样的影响”、“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关系结构”，这些关键问题要么仍存在较大争议，要么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现有文献给出了两条线索：一是秉持代理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减少代理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以股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被认为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二是新制度理论认为，不存在“最佳”公司治理标准，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是路径依赖的，是其自身以及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和“共同治理模式”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模式。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应受到企业经营者的关注，有效的管理与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上述线索表明，公司治理可能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然而学界的相关研究并未给出一致性的研究结论。国外一些学者尝试从相关关系等角度分析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Barnea和Rubin[1]通过对3 000家美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和所有权的关系研究，得出企业内部人有过度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倾向，降低了公司价值。而Collins 和Soobaroyen [2]从新制度的角度，认为内部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并进一步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但是，以上研究是在成熟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以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上述要素并不完全具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政府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企业致力于追求效率与价值，实现二者的共同提升，是管理者、公众共同关心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目前中国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陈智和徐广成与肖作平和杨娇[3-4]分析了国有控股、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但是，上述研究的前提在于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承担社会责任的后果是什么并没有深入探讨。特定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最终影响是什么？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是否存在使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共同提高的治理模式？对于政府来说，国有企业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义务吗？这些关键问题并未得到解答。 本文以中国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有效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Colin[5]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组织安排。Michael [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既聚焦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同时又能满足社会福利提升的行为，其他行为则属于代理损耗。Jamali等[7]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一致性，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信托责任的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二者关系的三种模型。通过学者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描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Elkington[8]认为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向社会传递其具有较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有效讯号。但是，学界对公司治理中所有权以及内部治理效率的一些关键要素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并没有给出明确和一致的结论。首先，代理理论认为国有控股会增加“内部人”问题，阻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并降低企业绩效。而新制度理论认为，对于外部要素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国有控股会带给企业额外资源以提升企业绩效。由于政府需要国有企业承担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安全等除经济绩效之外的多重任务，因此，国有控股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其次，从内部治理来看，代理理论认为董事长与CEO两职分设、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强化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是具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模式，会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行为披露[2]。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上述条件是否真正促进了治理效率的提升并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值得商榷[2]。在中国这样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国有控股企业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更大的影响？怎样的内部治理结构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乃至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司治理的两个重要维度，即企业控制权、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集中研究。

（1）国有控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新制度理论认为，具有规范公司治理行为和社会责任行为的企业将受到政府的支持[2]。由于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国有控股公司往往更加倾向于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获得政府诸如减税、政府采购等资源支持 [9]。张会芹[9]认为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往往具有政治动因，国有控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代理理论对此进行反驳，认为政府的政治干预会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以及寻租和腐败，这本身就是对社会责任的破坏。Jia等 [10]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发现，国有制往往伴随着监管缺失和商业欺诈，因此国有控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笔者认为，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国有控股的比例。当国有控股权集中度较高时，由于其剩余索取权归国家所有，国有股东代表无法得到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会产生内部人问题而影响企业发展。当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股减持，其他多种形式的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本研究样本中包括170家上市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国有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而其他股东主要包括私人股东、外资股东以及投资机构，这构成了国有股和非国有股较为均衡的所有制结构。而先前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主要建立在100%国有持股的基础上。产权多元化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股东共同影响企业行为。Collins和Soobaroyen [2]也指出，政府对企业拥有较低的、战略型的所有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企业是否为国有控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在现代公司内部治理中，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结构和高管持股发挥关键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它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2）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董事会的主要功能在于监管并为企业提供资源。而董事会规模普遍被视为是影响董事会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Jensen[11]认为董事会规模较大可能导致效率低下。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成员投机行为和“搭便车”的倾向越高，这会增加企业风险，进而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效率。

但是，从近几年研究结果来看，董事会内的监督机制较为有效地控制了成员“搭便车”的可能性。较大的董事会规模可能意味着董事会成员的多元性[12]，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此外，较大的董事会规模会对CEO形成更为有效的制约，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这将提升企业效率，包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效率。Van Der和Ingley [12]发现，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对企业违规欺诈行为形成有效监督。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较大董事会规模的公司能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研究样本中，董事会规模平均值为7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

假设2：中国上市公司现有董事会规模分布下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3）独立董事占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旨在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保障股东权益。然而，对独立董事治理作用的经验研究并不统一[13]。公众和媒体倾向认为由于中国“讲面子”的文化，独立董事往往充当“花瓶”。但随着研究的发展，更多学者提出应从独立董事参与的决策的过程以及独立董事自身背景出发来明确其作用。叶康涛和祝继高[14]认为当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或面临危机时，独立董事的监督行为能够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一些案例也说明制度完善使独立董事逐渐摆脱“花瓶”的地位，真正开始发挥监督管理层、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作用，进而也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在本研究样本中，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比例达到54%，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在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上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外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

（4）董事长与CEO两职分设情况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学者倾向于两职位分设。而管家理论则倾向于两职位兼任，认为这样能减少内部冲突与矛盾，实现统一高效管理。中国企业改制过程中，在缺乏较为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以及成熟的经理人市场的条件下，不可否认董事长与CEO之间的权利矛盾客观存在。杨典[13]曾在其研究中引述了对某高管的访谈结果：

董事长与CEO之间的 “权力斗争”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相当普遍，如果两人年龄、经验和资历相仿，斗争就更加激烈。……企业绩效往往会在二者权力斗争过程中受到严重影响。

可见，这种“权力斗争”反映出代理理论所阐述的“对企业目标”理解的不一致。作为企业管理者，往往需要通过多个方面来塑造企业和个人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塑造不仅来自于企业绩效，也来自于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参与。因此，由于二者对企业目标理解的不一致，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差异是可能存在的。本文提出：

假设4：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离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

（5）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高管持股的本质是对管理层的激励问题。代理理论认为，高管与股东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于在管理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二者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匹配的不一致性。因此，高管持股可以实现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但Randall等[15]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0%—5%时与托宾Q正相关，5%—25%内与托宾Q负相关，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高管具有一定的持股比例时，对高管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其利益诉求与股东趋于一致，因此会提高企业价值，即利益趋同效应；但随着高管持股比例提高，高管对企业控制力不断增强，外部约束力量减弱，高管可能会追求个人利益，从而降低企业价值，即壕沟防守效应。从本研究样本数据看，平均持股比例仅为228%，国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更小，一般远低于1%，在较低持股比例的情况下，高管持股对治理效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治理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利益相关者权益得到保障，企业社会责任得到更好的履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

假设5：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2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交互作用下的企业绩效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多年来的研究并未给出一致性的结论，主要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增加成本，背离了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强化企业品牌和声誉，为企业带来额外的社会资本，所以二者正相关。与此相对的是，有效公司治理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已成为学界的共识。Jamali 等[7]认为，具有较高治理水平的公司在规则执行上更加透明，更能够承担责任。而管理者也会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减少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的有效工具。因此，企业社会责任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绩效，较高治理水平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反，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甚至可能加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此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另外，在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倾向较低，在决策时会优先考虑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以及与企业长期战略目标一致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那么在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越有可能为公司带来绩效的增长。为了探究这种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提出：

假设6：公司治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三、数据与计量方法

1样本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选择了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所用数据涵盖了2006—2012年的公司治理和企业财务情况，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通过财务指标的计算获得。企业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来自于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不受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以及ST公司和PT公司，同时，剔除了金融企业，由此获得了224家企业的数据。该样本涵盖了10个行业，其中，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9%，批发零售贸易类企业占11%，社会服务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仓储业企业各占5%，农、林、牧、渔业占2%，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4%，建筑业占1%，信息技术占4%，房地产业占3%，综合类占6%。样本总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变量测量

（1）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企业实际控制人：0=国有控股；1=民营控股；2=外资控股；3=集体控股；5=职工持股会控股。董事长与CEO两职分设情况：1=董事长CEO由一人兼任；2=副董事长、董事兼任CEO；3=董事与CEO完全分离。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内董事数量；独立董事人数占比：独立董事数量/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中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票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企业社会责任。本文借鉴1995年财政部提出的考核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的计算方法，同时参考陈玉清和马丽丽[16]研究，通过企业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总额是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润等的总和，社会贡献率=社会贡献总额/总资产，它是指企业单位资产所产生的社会贡献额。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和股东的责任。这里的社会贡献总额就应视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总额，同时，社会贡献率又可解读为企业单位资产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投入以当期的营业收入代表对客户的责任，营业收入越高，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受客户欢迎，与客户的关系越稳定；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代表对供应商的责任，购买商品、支付的劳务现金越多，企业在供应商选择时更加注重质量，且注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代表员工责任，指标越高，对员工的投入力度越大；以支付的各项税费代表对政府的责任，指标越高，对政府的贡献越大；以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代表股东责任，该指标反映了股东的获利水平，是企业对股东履行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当期的营业收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各指标对其贡献不同，故加入权重进行修正。

客户责任贡献率=当期的营业收入×当期的营业收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供应商责任贡献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员工责任贡献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政府责任贡献率=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各项税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股东责任贡献率=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

修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客户责任贡献率+供应商责任贡献率+员工责任贡献率+政府责任贡献率+股东责任贡献率

（3）企业绩效。本文使用资产回报率ROA和ROE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ROA是衡量企业会计绩效的重要指标，计算方法为净收入/总资产。ROE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ROA 反映了企业对总资产的利用效率，ROA越高，企业对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ROE 则反映了股东的收益水平，ROE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4）控制变量。所处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制订的行业分类方法；公司规模：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所在地：虚拟变量 1=沿海地区；0=非沿海地区。

各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1所示。

假设6：公司治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三、数据与计量方法

1样本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选择了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所用数据涵盖了2006—2012年的公司治理和企业财务情况，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通过财务指标的计算获得。企业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来自于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不受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以及ST公司和PT公司，同时，剔除了金融企业，由此获得了224家企业的数据。该样本涵盖了10个行业，其中，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9%，批发零售贸易类企业占11%，社会服务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仓储业企业各占5%，农、林、牧、渔业占2%，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4%，建筑业占1%，信息技术占4%，房地产业占3%，综合类占6%。样本总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变量测量

（1）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企业实际控制人：0=国有控股；1=民营控股；2=外资控股；3=集体控股；5=职工持股会控股。董事长与CEO两职分设情况：1=董事长CEO由一人兼任；2=副董事长、董事兼任CEO；3=董事与CEO完全分离。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内董事数量；独立董事人数占比：独立董事数量/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中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票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企业社会责任。本文借鉴1995年财政部提出的考核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的计算方法，同时参考陈玉清和马丽丽[16]研究，通过企业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总额是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润等的总和，社会贡献率=社会贡献总额/总资产，它是指企业单位资产所产生的社会贡献额。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和股东的责任。这里的社会贡献总额就应视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总额，同时，社会贡献率又可解读为企业单位资产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投入以当期的营业收入代表对客户的责任，营业收入越高，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受客户欢迎，与客户的关系越稳定；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代表对供应商的责任，购买商品、支付的劳务现金越多，企业在供应商选择时更加注重质量，且注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代表员工责任，指标越高，对员工的投入力度越大；以支付的各项税费代表对政府的责任，指标越高，对政府的贡献越大；以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代表股东责任，该指标反映了股东的获利水平，是企业对股东履行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当期的营业收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各指标对其贡献不同，故加入权重进行修正。

客户责任贡献率=当期的营业收入×当期的营业收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供应商责任贡献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员工责任贡献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政府责任贡献率=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各项税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股东责任贡献率=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

修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客户责任贡献率+供应商责任贡献率+员工责任贡献率+政府责任贡献率+股东责任贡献率

（3）企业绩效。本文使用资产回报率ROA和ROE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ROA是衡量企业会计绩效的重要指标，计算方法为净收入/总资产。ROE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ROA 反映了企业对总资产的利用效率，ROA越高，企业对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ROE 则反映了股东的收益水平，ROE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4）控制变量。所处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制订的行业分类方法；公司规模：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所在地：虚拟变量 1=沿海地区；0=非沿海地区。

各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1所示。

假设6：公司治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三、数据与计量方法

1样本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选择了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所用数据涵盖了2006—2012年的公司治理和企业财务情况，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通过财务指标的计算获得。企业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来自于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不受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以及ST公司和PT公司，同时，剔除了金融企业，由此获得了224家企业的数据。该样本涵盖了10个行业，其中，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9%，批发零售贸易类企业占11%，社会服务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仓储业企业各占5%，农、林、牧、渔业占2%，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4%，建筑业占1%，信息技术占4%，房地产业占3%，综合类占6%。样本总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变量测量

（1）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企业实际控制人：0=国有控股；1=民营控股；2=外资控股；3=集体控股；5=职工持股会控股。董事长与CEO两职分设情况：1=董事长CEO由一人兼任；2=副董事长、董事兼任CEO；3=董事与CEO完全分离。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内董事数量；独立董事人数占比：独立董事数量/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中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票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企业社会责任。本文借鉴1995年财政部提出的考核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的计算方法，同时参考陈玉清和马丽丽[16]研究，通过企业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总额是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润等的总和，社会贡献率=社会贡献总额/总资产，它是指企业单位资产所产生的社会贡献额。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和股东的责任。这里的社会贡献总额就应视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总额，同时，社会贡献率又可解读为企业单位资产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投入以当期的营业收入代表对客户的责任，营业收入越高，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受客户欢迎，与客户的关系越稳定；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代表对供应商的责任，购买商品、支付的劳务现金越多，企业在供应商选择时更加注重质量，且注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代表员工责任，指标越高，对员工的投入力度越大；以支付的各项税费代表对政府的责任，指标越高，对政府的贡献越大；以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代表股东责任，该指标反映了股东的获利水平，是企业对股东履行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当期的营业收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各指标对其贡献不同，故加入权重进行修正。

客户责任贡献率=当期的营业收入×当期的营业收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供应商责任贡献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员工责任贡献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政府责任贡献率=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各项税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股东责任贡献率=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总资产

修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客户责任贡献率+供应商责任贡献率+员工责任贡献率+政府责任贡献率+股东责任贡献率

（3）企业绩效。本文使用资产回报率ROA和ROE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ROA是衡量企业会计绩效的重要指标，计算方法为净收入/总资产。ROE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ROA 反映了企业对总资产的利用效率，ROA越高，企业对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ROE 则反映了股东的收益水平，ROE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4）控制变量。所处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制订的行业分类方法；公司规模：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所在地：虚拟变量 1=沿海地区；0=非沿海地区。

各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