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说“假如”，就是不可能的意思。既然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何还要如此自作多情？因为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相对来说，批评畅快淋漓，建设则困难得多。那就换一个角度，假如我是北大校长，正雄心勃勃地推进很有挑战性的“燕京学堂”计划，应该怎么做？不提“战果辉煌”，就说“实现既定目标”吧—为何如此低调？因北大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在享受恩宠的同时，被全国人民拿着放大镜观察、挑剔、评论，稍为偏离既定的航道，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批评。这种状态下，只能小心翼翼，平安驾驶，很难期待惊天动地的制度性创新。

可是，我们又都希望北大能奋起直追，迅速地“世界一流”。不动制度，通过增加经费，是能提升若干水平的。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制度非动不可，这个时候，牵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及习惯思维。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谋定而后动”。可以不断地打雷，好一阵子下不来雨；但不能没做任何预报，就来场正义的滂沱大雨。雨是迟早要下的，但怎么下、下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量、有无节奏感等，都必须认真考量。不仅要驰想“春雨贵如油”的妙境，还得防止决堤溃坝的灾难；“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那是神仙才能碰到的。很可惜，北大这回创办燕京学堂，明显低估了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度，未曾做过认真的“沙盘推演”—我说的“沙盘推演”，是指主事者自我设置对立面，站在另一个角度立论，来回辩驳，直到基本上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