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

一

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鲁迅在《书苑折枝》里摘录了这两句话，之后议论道：“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集外集拾遗补编》）巧合的是，钱锺书也曾引述过这段文字，并指出：“此言端慤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管锥编》第四册）

曾不满于中国精神的“萎靡锢蔽”，以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鲁迅，赞许的自然是梁简文帝作文“且须放荡”的看法；而钱锺书着眼的，则主要是“立身”与“为文”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的相关章节中，钱锺书征引了大量中外文史资料，以力求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谨严确当的诠释。

“文如其人”，无疑早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话题，人们常常这样说，也这样想；然而实际上，“文”与“人”之间，却远非字面意义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相互对应的关系。有“正人能作邪文”者，也有“邪人能作正文”者。钱锺书引元好问评潘岳《闲居赋》诗后说道：“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他又引了赵令畤《侯鲭录》中的一则史料：“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其意旨就与后者相同。《文心雕龙》便区分了“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形，指出：“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有记云：“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