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关于“公共艺术”的实践和讨论都多了起来。事实上，“公共艺术”（Public Art）这个概念也是这些年才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以前，学术一点的称谓叫作“城市雕塑”或“壁画”之类，文气一些的人说“接了个工程”，更多的艺术家则比较直白地说“接了个行活（私活）”。因为这类作品大都很难体现艺术家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从甲方（一般是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争取到一个靠手艺赚钱的机会而已。在那个当代艺术市场还没什么起色的年代，正是这类工作使一部分艺术家找到了改善生活的途径，并率先富了起来。这种甲方决定方向、出钱拍板，乙方围绕甲方出构思和手艺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公共艺术的“行活模式”。由“行活模式”产生的公共艺术，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它被放置到公共空间之后公众被动接受、评论的层面，这与当代公共艺术所强调的注重公民参与创作过程的“公共性”很不一样。因为公众只能被动评价，所以就产生了诸如“赛先生还顶个球，德先生球都不顶”之类的关于公共艺术的刻薄段子。显然，“行活模式”是一种行政集权和艺术家话语霸权的产物，从当代的公共艺术观念出发，这是一种过时的、应该被摒弃的套路。但是，理想归理想，现实仍旧是现实。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行活”的风格形式在变，讨论和展览方式在变，但“行活模式”本质上并没有变。当然，历史地看，“行活模式”也能够产生一些在美学上经得住推敲的艺术作品，但问题在于，“行活模式”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公共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公共艺术的创造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