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悦， 马文昊， 郭天蔚， 郭卓， 杨学琴， 马学红， 胡凌娟， 杨昕静，陈捷， 图娅

抑郁是一种常见负性情绪障碍，分为临床上的抑郁症和亚临床抑郁状态［1］。目前，国内外对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多有探讨［2-3］，生活事件和人格特质被认为是影响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4-5］。本研究以北京作为文化环境较优地区代表，内蒙代表文化环境发展较落后地区，对两个地区的在校大学生进行情绪状态及生活事件、人格特质的调查问卷，旨在了解北京、内蒙地区被试大学生情绪状态、人格特质以及生活事件的共性及差异性，以期为高校的心理卫生建设服务提供参考，对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防治工作提供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北京、内蒙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2009年4月-2012年6月间，选取北京及内蒙两地共4所高校，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各高校各年级在校生共2 27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调查问卷1 934份，有效调查问卷1 853份，有效率95.8%。其中，北京大学生有效调查问卷977份，内蒙大学生有效调查问卷876份。

1.2 调查方法

1.2.1 测评量表 ①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6］：该量表共20个问题（其中4，8，12，16为反向题），正向题目条目采取0～3的Likert等级评分对近1周出现该感觉的频率计分，反向题采取3减所得分数结转计分。量表分为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及活动迟滞和人际关系4个维度，得分≥16分为存在抑郁症状，＜16分为不存在抑郁症状。量表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16～19分为轻度抑郁，20～23分为中度抑郁，≥24分为重度抑郁。②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7］：量表共26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5等级评分。由神经质、外向性、开明性、随和性和责任心5个子量表组成，共26道反向题，按6减所得分数结转计分。③中国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8］：量表包含50个条目，反映受试者过去1年内发生过哪些事件以及事件对自己的性质（好事或者坏事）和影响程度。影响程度按0（无影响）～4（严重影响）5级评分，分别计算家庭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交往的正、负性评分，正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好事刺激量之和，负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坏事刺激量之和。

1.2.2 质量控制 本研究同日本早稻田大学心理学系合作，研究方案经双方专家论证。调查人员经过严格培训，调查现场复核人员复核所有问卷，发现问卷不完整或缺漏及时询问或补充更正。

1.3 统计方法

应用Epidata 3.02软件双人双机背靠背录入原始问卷数据，对录入问卷进行前后核对，对前后录入一致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对录入不一致的问卷参考原始问卷经校对后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统计应用SPSS 20.0软件。用Mann-WhitneyU检验比较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的CES-D、WHOQOLBREF和LES和NEO-FFI评分。

2 结果

2.1 两地大学生基本情况

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2.47±1.34岁，男大学生337人（34.5%），女大学生640人（65.5%），＜20岁大学生10人（1.0%），20～23岁大学生751人（76.9%），≥24岁大学生216人（22.1%），大一年级286人（29.2%），大二年级92人（9.4%），大三年级543人（55.7%），大四年级55人（5.6%）；内蒙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02±1.33岁，男大学生234人（26.7%），女大学生 642人（73.3%），＜20岁大学生 311 人（35.5%），20～23岁大学生559人（63.8%），≥24岁大学生6人（0.7%），大一年级407人（46.5%），大二年级385人（43.9%），大三年级67人（7.6%），大四年级17人（1.9%）。

2.2 大学生人群抑郁亚群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

将CES-D≥16分者归为抑郁组，CES-D＜16分者归为非抑郁组，对两地大学生的性别、所处年龄段以及年级变量的亚群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段及年级的北京大学生的抑郁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在校时间的增加，内蒙大学生的抑郁发生率呈递增趋势（P＜0.001），大三、大四年级抑郁发生率最高。见表1。

表1 两地大学生不同变量亚群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

2.3 人格特质对两地大学生情绪状态的预测作用比较

分别以北京、内蒙大学生的CES-D总评分、4个维度评分为因变量，NEO-FFI 5种人格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开明性外，两地大学生的神经质、外向性、随和性和责任心均进入了CES-D总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分别为51%和47%。在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北京大学生除责任心外其余4个人格特质均进入了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为43%；内蒙大学生只有神经质、随和性和外向性进入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为39%。在以积极情绪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北京大学生的5种人格特质均进入了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为36%；内蒙大学生只有外向性和随和性进入了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为30%。神经质和责任心均进入了两地大学生以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为27%和22%。神经质和随和性均进入了两地大学生以人际活动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率为16%和22%。见表2。

表2 人格特质预测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抑郁状态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2.4 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生活事件评分比较

比较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的LES量表的正、负性家庭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事件评分，结果显示，两地的正性社会交往、负性家庭事件和负性工作学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北京大学生的正性社会交往评分高于内蒙大学生，而负性家庭事件评分和负性工作学习评分均低于内蒙大学生。

比较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的NEO-FFI量表中5种人格的评分，结果显示，两地大学生在神经质和开明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内蒙大学生神经质评分高于北京大学生，开明性评分低于北京大学生。见表3。

表3 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LES量表及NEO-FFI评分比较 ±s

表3 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LES量表及NEO-FFI评分比较 ±s

项目 北京学生（n＝977）内蒙学生（n＝876） Z值 P值1.10±1.87 1.11±1.73 -1.05 0.29正性工作学习 1.26±2.16 1.16±2.01 -0.30 0.76正性社交 0.09±0.57 0.03±0.27 -3.14 0.002负性家庭事件 2.04±4.56 2.71±4.67 -3.41 0.001负性工作学习 2.08±3.02 2.91±3.97 -4.59 ＜0.001负性社交 1.40±2.70 1.61±3.13 -1.66 0.10神经质 31.19±7.91 31.73±7.54 -2.13 0.03外向性 39.25±6.93 39.76±6.79 -1.35 0.18开明性 40.86±6.00 39.76±5.44 -4.19 ＜0.001随和性 44.54±5.01 44.15±4.97 -1.96 0.05责任心正性家庭事件42.11±6.79 42.69±6.76 -1.63 0.10

3 讨论

3.1 两地大学生抑郁情况

本研究中北京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24%，内蒙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26%。唐慧等［9］对2002-2011年间发表的关于中国大学生抑郁检出率的文献进行抑郁发生率的Meta分析，结果认为我国大学生抑郁总检出率为29.3%。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说明抑郁情绪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据调查，社区居民的抑郁发生率为18.47%［10］，建筑业工人为13.8%［11］，公司职员为27.5%［12］。公司职员的抑郁发生率与本调查研究中两地大学生的相似，这与公司职员多为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同本研究中大学生的年龄相仿、学历相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也相似有关。有研究显示，青少年时期的抑郁症状如果不加以干预，会导致成年期的抑郁症［13］。因此，加强大学生群体抑郁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对预防抑郁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胡朋利等［14］基于对350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认为大二、大三年级大学生的抑郁程度最重。而阳德华［15］认为，大一年级学生的抑郁程度最重。这些研究结果均不同于本研究结果。本研究显示，随着年级的递增，内蒙大学生的抑郁症状发生率增加，这同国外研究结果相似。Wong和Fazio等［16-17］认为，大学生的抑郁人数构成比随着在校学习的年限变化，在最后1年达到最大比例。本研究中内蒙大三、大四年级大学生的抑郁症状发生率达到了34.33%和64.71%，这可能是由于内蒙大学生多来自文化环境发展偏落后地区，其家庭经济压力较大，而学习压力随着年级的递增逐渐增大，大四时又面临着实习和就业压力，因此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3.2 人格特质对两地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

研究表明，人格特质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18-22］。神经质可能是重度抑郁的易感因素，外向性高的个体易感受长时间的正性情绪体验，随和性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高责任心有助于心理健康，可降低多数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的发生率。本研究中两地大学生的责任心对躯体症状及活动迟滞有负向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责任心强的大学生做事有条理、有计划并能持之以恒，在遭遇应激事件时情绪较稳定，对“比平时话少了”、“很难集中精力做事”、“做事吃力”以及“提不起劲来做事”等精神运动性迟滞的感受较少。本研究中，神经质和随和性对两地大学生的人际活动有正、负向预测作用，这与高淑燕等［23］认为随和性与人际关系有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情绪稳定、随和的大学生人际关系较好，能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能够更好地缓解应激带来的压力。

本研究中，北京、内蒙两地大学生对抑郁状态CES-D总评分、躯体症状及活动迟滞与人际活动的产生预测作用的人格特质是一致的，而对抑郁和积极情绪产生预测作用的人格特质不同。开明性对北京大学生的抑郁、积极情绪均有预测作用，神经质和责任心对积极情绪也有预测作用。这或许与北京文化生活丰富，高开明性、高责任心、低神经质的北京受试大学生更容易融入大学生活，适应性更强，情绪更稳定，与同学关系更融洽，学习更努力，因而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有关。

3.3 两地受试大学生人格特质及生活事件对比分析

本研究显示，内蒙大学生神经质评分较高，说明其情绪较不稳定，更容易体会到挫折、抑郁、内疚、紧张等负性情绪。开明性又称开放性、创造性，分数高者好奇、爱提问、更喜欢社会变革，分数低者保守、尊重传统、思想陈旧。北京大学生的开明性评分显著高于内蒙大学生，说明北京大学生思想更加活跃，更具创造力。在人际交往方面，内蒙大学生遇到较少的正性社会交往，却感受到更多负性家庭生活和工作学习事件。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应激与抑郁间起调节作用，在遭遇应激（生活事件）后，有较多家人、朋友等人际关系网络的大学生形成抑郁的可能性更小［24］。本研究中内蒙大学生传统、思想相对陈旧，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佳，在生活中可获取的来自亲朋的社会支持较少，学习压力、竞争较大，当遭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压力难以排解，导致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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