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清 周晨晨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武汉城市圈系湖北省域内正在成长中的城市聚合体，成员包括1个副省级省会城市（武汉市）、5个地级市（孝感市、鄂州市、黄石市、黄冈市、咸宁市）和3个省直管县级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武汉城市圈于2007年被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2008年批复实施的《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科技创新驱动、城乡统筹发展、节约集约用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财税金融体制、对内对外开放、行政管理体制等九大重点领域开展“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验方案强调，“以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机制为重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发展”［1］。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倡导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强调“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2］。如何以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推动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要实践命题，值得作深入的探讨。

（二）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研究成果的分析视角大体上有三类：

1.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研究。从产业集聚视角而言，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存在“缺乏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尚未完全形成分工协作格局导致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主导产业雷同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等问题，可采取“加快主导产业的优化和升级”、“优化产业集群布局”等对策（陈汉林等，2010）［3］。

2.基于产业转移视角的研究。整体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存在“层次不一”、“产业同构”、“重复投资”等问题，可针对性地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统筹规划，实现一体化产业布局，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王志银等，2011）［4］。

3.基于经济低碳化视角的研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存在“重工业比重大”、“能耗大”、“低碳生产技术创新不足”、“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可采取开发新能源、发展环保产业、走低碳环保之路等调整策略（郑晓燕等，2012）［5］；发挥“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支持的杠杆作用，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王建华，2011）［6］。

此外，在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研究文献中，喻春娇等（2012）实证分析了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7］；白孝忠（2010）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拉动作用［8］。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视角深入探讨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成果尚处于空白，亟待开拓。

（三）结构安排

本文的研究思路：构建概念模型，阐释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结构特征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视角探讨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和对策。

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探讨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特征与分类标准

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性质和用途，加拿大学者格鲁伯、沃克（1989）将“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是指市场化的为满足中间需求、为生产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活动，与消费性服务业相对，生产性服务业也即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企业集合”（格鲁伯、沃克，中译本，1993）［9］。与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相比较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在本质上具有“要素密集性”、“产业关联性和协调性”、“产业融合性”三大显著属性特征（刘志彪，2006）［10］。

表1 国家规划和地方标准文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标准一览

目前，中外学界、业界、政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行业分类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中国存在着若干代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标准（见表1）。相比较而言，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最为系统、全面，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国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第一、二、三产业领域。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科学内涵

从学理的严谨性而言，“产业结构优化”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概念尽管字面上略有差异，但其内涵基本上相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统称［11］。

“产业结构合理化”强调，根据客观的经济技术联系深化产业内在关联性，提升产业聚合质量，促进产业均衡健康发展。具体包括：各产业部门结构的比例协调、供求结构配比平衡、产业结构效应的最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强调产业结构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业质量的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要素投入由劳动占主导地位向资本、技术占主导地位转变。

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性服务业的三大特征属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涵的契合性，是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和依据。

（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

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两大分析视角，深入探讨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议题（见图1）。

图1 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

就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强大的融合性、协调性和关联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供需结构的适应。完全信息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状态，信息不对称导致利益失衡和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化，致使资源配置“非效率”。而生产性服务业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对信息的搜集和传导。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向市场发布及时的信息，可充分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节约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生产性服务业这种“信息中枢”作用的重要结果表现为市场供需结构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的提升。通过对市场需求状况及时有效的反映，产业部门可及时地调整产出数量和产品种类等，从而实现供求结构的动态均衡，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弹性［12］。

2.产业关联的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性行业，对农业、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都有着显著的前、后向关联。这种关联体现在：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为农业、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提供技术、资金、知识、基础服务等支持，而其他产业的发展又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创新空间和技术性支持，二者相互服务、相互依赖；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并非以削弱彼此为前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其他产业提供更为有利的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保障，而其他产业发展又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张和发展空间拓展。

3.要素、产业融合的深化。随着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出现“产品服务化”趋势，相应地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内部化”的要求。最终产品生产者不仅需要改进“产品”功能，而且还要致力于顾客的全程参与以及提供与“产品”相关的精细化服务，使“服务”成为“产品”功能的必要外延。制造业、农业等产业的再生产对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需求日益增加，如软件开发、产品创新、市场调研、金融、物流等已成为产品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最终产品的生产与服务融合的过程，亦即服务业内部化过程，产业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实质上是产业耦合、互补、协调发展过程，进而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和产业间的关联程度［13］。

就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而言，可分为产业结构的改进、产业质量的提升两个层次。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产业总体结构的高级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表现为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有效地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的“转化器”，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研发和自身从生产环节的不断分化过程中形成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产生、发展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大表现。

2.产业内部质量的改善提升。享有“产业黏合剂”美誉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技术、知识、人才、信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生产决策、信息咨询、产品技术研发、融资服务、担保服务、保险服务、品牌、营销等途径，将抽象的知识要素转化为实际的产品或服务。随着原有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推动产业向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化，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节约成本和可持续发展。

3.产业附加价值的提升。产业附加价值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产业链延伸，即对上游研发阶段、下游流通阶段的高额附加价值获取。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价值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四个阶段。即：在管理决策阶段，市场调研、信息咨询、法律保障等服务的投入，是产品价值顺利实现的前提；在研发阶段，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本投入，是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的基础和关键；在生产阶段，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设备维修、质量检测等相关服务投入，可有效地促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扩大生产阶段的价值空间；在流通阶段，销售推广是实现商品价值的手段，与之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有品牌设计、广告、物流、金融以及相关的售后服务等。以制造业为例，采用“微笑曲线”表现生产性服务业对产品附加价值提升的作用（见图2），主要体现在：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链的整体作用，即对价值链各个环节价值空间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微笑曲线”整体向上平移；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价值链的延伸，使其从单一的生产环节扩展至以上四个阶段，从而实现更高的附加价值。

图2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作用和影响

（四）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

依据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大体表现为“投入作用”和“发展作用”两大方面（见图3）。

1.投入作用。投入作用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对其他产业的服务产品投入，具体分为四个层面。即：知识、技术和人才的投入；信息投入；资金投入；基础性生产服务（包括仓储、物流、租赁等）投入。这些生产性服务通过产业关联、产业融合等途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发展作用。发展作用首先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其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化，分化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从其他产业中分离、独立发展，又包括其内部的进一步细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和结果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高的产业发展阶段要求更大规模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更高水平的产业结构需要更高层次的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只有不断加快创新速度、提高服务水准、扩大服务规模，才能与之相匹配。

图3 生产性服务业与三次产业联动发展路径

三、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结构特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特征

1.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12年，武汉城市圈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9.5%，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2001—2012年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比重变化走势来看，以2006年为界，2001-2005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略高于第二产业；2006-2012年武汉城市圈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见图4）。就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而言，未来仍然是以稳固发展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三产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图4 2001-2012年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变化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稳步提升，但速度放缓。产业结构优化率（ISR）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的一种简便测度方法。从2001—2012年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具体数值变化（见表2）看出，除2012年有略微下降外，其他年份武汉城市圈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表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稳步提升。但就产业结构优化率增长速度来看，近年来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呈现轻微的放缓趋势。

表2 2001-2012年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及变化速度（%）

（二）武汉城市圈服务业发展水平分析

就武汉城市圈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而言（见表3、表4、图5），呈现出以下特点：

1.整体水平不高。2012年武汉城市圈整体服务业所占比重为40.75%，比2011年有所降低。除武汉市（48.02%）之外，其他城市服务业所占比重多徘徊在30%左右。

表3 2011-2012年武汉城市圈九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发展速度缓慢。2001年以来，武汉城市圈九城市服务业所占比重并无太大变动，2008年以后甚至出现轻微的下降趋势。

3.城市间发展水平不平衡。从总量上来看，2012年武汉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武汉城市圈服务业总值的67.93%，“一城独大”。从城市间的横向比较来看，武汉市服务业所占比重高达48.02%，而天门市服务业所占比重仅27.34%，悬殊明显。

图5 2001-2012年武汉城市圈九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走势

4.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平衡。就武汉城市圈服务业内部结构而言，比重最高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其后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最低。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构成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低于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所占比重。

表4 2011年武汉城市圈九城市主要服务业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总增加值的比重（%）

四、以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为突破口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和对策

承担“两型社会”综改试验使命的武汉城市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将处于工业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互动发展需要服务业的强力支撑。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和重要支撑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和“产业链嵌入”，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作用，是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由之路。

（一）推进路径

1.以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为突破口和立足点，推动武汉城市圈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发展的原则下，优先发展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按照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理念，不断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促使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高于生活性服务业所占比重，从而调整优化服务业内部的行业结构。结合武汉市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积极支持武汉大力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潜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推动武汉努力建设成为“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城市”，在“中心——外围”的空间框架下不断提升武汉生产性服务业的扩散效应和辐射力，促进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分工协作，从而优化武汉城市圈服务业内部的地区结构。

2.以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为突破口和立足点，推动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遵循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经济规律，围绕武汉城市圈制造业转型升级，突破性地发展金融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投融资、保险、物流、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建立长期契约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催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促进制造业经营管理的重点由“生产”转向“研发”、“生产”和“服务”相结合，推动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低碳化、高端化方向持续发展，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3.以经营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为突破口和立足点，推动武汉城市圈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围绕加快武汉城市圈农业现代化进程，坚持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业相结合原则，既要重视发展农技推广服务等公益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要重视突破性地发展经营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诸如农产品市场信息咨询服务、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服务、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农业金融服务等），推动经营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互动、共生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推进对策

1.创新制度安排，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编制武汉城市圈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根据国家、湖北省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总体部署，基于科学性、前瞻性的视角编制武汉城市圈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切实突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地位，明确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空间布局，策划一系列重大项目，引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科学、有序、健康、持续、高效发展。二是完善生产性服务业政策体系（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能源供给政策、价格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的“杠杆作用”，积极支持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关键领域和新兴行业发展。三是发挥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

2.加强载体建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一是加强武汉城市圈内的开发区、中心城区商务楼宇、总部经济区等载体建设，引导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发展。二是加强武汉城市圈内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发展。

3.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跨越式发展。一是积极申报、推进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省级现代服务业示范区试点建设，探索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有效途径。二是通过承接服务业务外包、吸引直接投资等形式，积极承接国际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三是组建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联盟，加强对内开放合作。

［1］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通知［R］.湖北省人民政府公报，2008，（16）：24-3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5.

［3］陈汉林，韩梅.基于集聚视角的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3）：10-14.

［4］王志银，寿志敏.基于产业转移视角下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J］.时代经贸，2011，（24）：183-194.

［5］郑晓燕，杨慧彬，王亚玲.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低碳化策略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2（5）：330-331.

［6］王建华.“绿色信贷”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12）：37-38，42.

［7］喻春娇，肖德，胡小洁.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实证［J］.经济地理，2012，（5）：93-98.

［8］白孝忠.生产性服务业对两型社会建设的拉动作用——以武汉城市圈为例［J］.江苏商论，2010，（5）：19-21.

［9］［加］赫伯特·G·格鲁伯，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M］.陈彪如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220.

［10］刘志彪.论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规律［J］.中国经济问题，2006，（1）：3-9.

［11］党耀国，等.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9-40.

［12］陈宪，黄建锋.分工、互动与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10）：65-71，76.

［13］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5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