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基于省际视角<br/>

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基于省际视角

2014-12-16林柯杨阔

区域经济评论 2014年3期

林柯杨阔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为了顺应国际发展形势和更有效地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在总体上实施了“非均衡布局”的发展战略。随着“非均衡布局”战略的实施，中国区域空间内部开始逐渐形成众多大小不同、层次不一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在线状设施束的串联下，便逐渐演化成为当前较为复杂的一体化空间生产系统——以东部三大增长极为主要内核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这个空间结构的形成与运行中，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然而却也引致了大区间发展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有关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

就已有的文献看，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方面，专家学者们主要进行的是系数研究法和检验研究法的实证分析。李善同（2004）、贺灿飞（2004）、刘夏明（2004）、蔡昉（2000）等人利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系数研究方法度量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实际状况。魏后凯（1997）、郑炎成（2004）等学者依据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以及检验研究方法，对中国1952—2000年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计算。在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进行深入、客观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陈国阶（1997）、刘强（2001）、刘夏明（2004）、蔡昉等（2002）、贺灿飞等（2004）、王铮等（2004）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趋势方面，魏后凯（2008）、年猛和孙久文（2012）做了相关研究，并大体认为中国区域经济正在转入或已经进入相对均衡的发展时期。

可见，当前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内部差距和演进趋势，而关于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机理方面的研究则较为缺乏。正如李国平教授等（2012）所指出的：“现有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往往是从宏观层面切入，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机理尤其是微观机理的研究则比较欠缺。”鉴于此，为了丰富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机理方面的研究，本文试图在省际视角下，运用规范分析法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进行系统地描述和阐释。

二、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历程

遵循制度变革、经济体系变化和重大外部环境变化等影响因素，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历程大体可划分为1957年之前、1958—1978年、1979—1985年、1986—1992年、1993—2002年、2003—2012年六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1957年），国民经济恢复与初步建设时期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该阶段可具体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滞后，且外国对华的资本输出大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中国近代工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因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同时受到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发达以及市场规模等因素的限制，致使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张的速度十分缓慢。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工业的70%以上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尚不足30%（蔡昉等，2001）。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加快工业化建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及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一五”时期实施了以“156项重点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到“一五”末，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工业化体系。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苏星，2007）。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建设不仅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工业投资，还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区域平衡发展。到1957年，全国多数省区的人均收入相差不大，区域空间上并没有发生高人均收入省区空间集聚的现象。

第二阶段（1958—1978年），动荡发展时期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1958—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和完全公有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区域经济仍然采用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有着重大和长远影响的，主要是始于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以及“文革”运动。1966—1976年，针对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三线”后方战略基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到1975年，“三线”建设所涉及的11个省、自治区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32.9%提高到35.3%；工业总值占全国工业总值的比重，由22.3%提高到25%（董辅礽，1999）。另一方面，“文革”运动的非生产性制度供给却又在整体上极大破坏了生产的运行和扩大，如表1所示，这一时期中国四大区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均明显低于上一阶段。

第三阶段（1979—1985年），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历史新征程。1979—1985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阶段，改革的重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生产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外开放也开始展开。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首先，中国各省区生产普遍恢复和扩大，如表1所示，中国四大区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均明显高于上一阶段；其次，东部沿海各省区的人均收入开始在总体上逐步高出中西部各省区，大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东部和中西部所构成的整体“增长极—外围”结构开始显现；最后是中部各省区的人均收入总体上较之于西部各省区的较快上涨，如表1所示，这一时期，中部各省区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2.98%，高于西部的12.09%，这主要是由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以及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区位优势所造成。

第四阶段（1986—199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导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自1985年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以商品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体制。国家从缩小指令性计划开始，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价格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在对外开放方面，从1980年“设置经济特区”开始到1992年，东部地区及中部沿江地区已全面开放。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与1985年相比，中国199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9.5%，年均增长8.1%；第一产业增长25.6%，年均增长3.9%；第二产业增长84.6%，年均增长10.8%；第三产业增长70.3%，年均增长9.3%（国家统计局，1999）。在吸引外资方面，1985—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816.87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12.95亿美元（国家统计局，1993）。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强，由东部和中西部所构成的整体“增长极—外围”结构不断强化。

第五阶段（1993—2002年），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使中国各方面各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1992—2002年，在原有开放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开放了一批中部地区的沿江和内陆城市，并设立了一批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园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中国吸收外资也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一直保持在年均400亿美元的规模以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扩大，由东部和中西部所构成的整体“增长极—外围”结构迅速凸显；其次，中部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率在总体上大于西部各省区，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阶段上显现，并迅速扩大。

第六阶段（2003—2012年），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基础以及政策差别等方面因素，东、中、西部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发展差距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不断扩大。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又相继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及“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一系列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这使得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又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时期，基于区域发展政策导向的调整、产业转移以及中西部省区潜在增长点的不断产业化，中西部省区的发展速度总体上明显加快了。见表1，2003—2012年，中国西部各省区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最大，为17.82%；中部各省区次之，为17.50%；东北第三，为15.87%；东部各省区最低，为14.33%。国家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政策效应，但由于经济总量基础的巨大差距，实际上东部各省区与中西部各省区在这一时期的人均收入差距总体上依然在继续扩大，政策效应仅体现在其扩大速度的明显下降。这一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在扩大，由东部和中西部所构成的整体“增长极—外围”结构依然在加强；然而，由于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大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扩大速度已经明显下降。

表1 1953—2012年中国四大区域内各省区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变化单位：%

三、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换一个角度，其实是许多作用机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交织，并不断通过有形的产业生成与扩张、汇集与转移表现出来的。这些作用机制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

（一）历史因素作用机制

历史因素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作用机制，其内涵是指：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状况对于未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关系。这里，“历史因素”既指既成的物质积累水平与空间分布，也包括既成的科技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积累水平与空间分布。由于地理条件方面的初始优势，或者是出于偶然的历史事件的影响，一个新的增长极或中心区会出现在某个地区，而非其他地区。然而，一旦新的中心在某个地区形成，它之后的发展过程就将表现为自我维系与自我强化。换言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具有“历史依赖”性，初始的优势会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这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历史依赖性”主要基于以下两个作用机制：

第一，中心区的空间规模报酬递增机制。无论是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上的先天优势还是出于偶然的人为因素，一旦新的增长极或中心区出现在某个地区，那么在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客观存在，此空间上集聚规模的扩大就将是报酬递增的。因此，此阶段上主要发生的是极化过程，外围空间的相关要素会继续向中心空间汇集。

第二，中心区的科技创新能力递增机制。一旦新的增长极或中心区在某地区形成，客观上就会造成此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于周边地区，从而在科学技术水平上形成一种空间梯度结构。具体而言，由于中心区与外围区既成的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其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强于外围区，从而易于获取技术垄断优势和产品的高附加值。因此，为了获取更高收益，诸生产要素大都倾向于流入中心区，于是中心区在择优选择要素的过程中，其科学技术水平就将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将进一步增强。这一良性循环过程即是“中心区科技创新能力递增机制”。所以，在中心区“科技创新能力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未来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过程总是从技术上依赖于当前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现状。

在上述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一旦新的增长极或中心区形成，那么在未来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中，就会发生明显的“历史依赖”作用，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路径。就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历史依赖而言，东部沿海各省区具有经济上的初始优势，是最初的中心区，尽管在计划体制时期其“历史依赖性”被人为地抑制，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历史依赖性”又明显地表现出来。

（二）制度因素作用机制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交换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North，2008）。制度因素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作用机理可具体化为以下两个作用机制：

第一，基础性经济制度的变化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机制。基础性经济制度是有关产权分配、界定、保护与实施方面的基本规定。因此，基础性经济制度的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领域交换互动的激励与约束，改变交换的范围、主体形式和方式。交换主体、交换范围及交换方式又从根本上直接决定着交换的效率、规模和种类，进而可间接决定生产的效率、规模和种类。而生产的效率、规模和种类的变化又必将引起产业在地域空间上的形成、扩大、集聚和转移。所以，基础性经济制度的变化是经济活动空间演变的源动力。

第二，中央及地方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的变化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机制。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制度体现，因而对于生产要素具有诱致性或强制性的导向作用，它将引导相关企业、行业向特定的地域空间汇集或转移。企业遵循导向的主要原因是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运营成本。遵循区域发展规划及政策指导，企业不仅可获取土地、资本、税收及研发方面的政策优惠与支持，而且可获取行政审批、手续办理等方面的优先权，从而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另外，基于博弈论“囚徒困境”的理论逻辑，在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实存的条件下，同类企业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最终必将产生“遵循指导”的均衡解，故而同类企业或一个行业会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的引导下向特定的地域空间汇集或转移；而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的客观存在，某个行业向特定地域空间的汇集或转移又必将引致同一产业链上的其他行业向此地域空间汇集或转移，从而最终将引致多个相互关联的行业向特定地域空间汇集或转移。这种关联行业向特定空间的汇集或转移会造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相应变化。

制度变迁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中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实施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使原本严重不平衡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迅速趋于相对均衡；改革开放—2002年，由于国家经济体制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公、私并存的市场经济，并实施了区域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使相对均衡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又重新演变为较为显著的非均衡状态；2002—2012年，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虽然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性仍在扩大，但其扩大的速度明显放缓。

（三）产业集聚和区位选择机制

第一，产业空间集聚机制。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倾向于首先集中在某些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经过一定的集中发展之后才会逐步带动外围次级优越地区的经济增长。“一国经济要提高其国民收入水平，必须首先发展其内部一个或几个地区中心的经济力量”（艾伯特·赫希曼，1991）。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方式主要是由产业集群或集聚所造成的。产业集聚背后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相关企业及行业的集聚，客观上会形成分工与协作，可相互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其他服务，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从而可给企业及行业带来内部规模经济；其二，企业及行业的集聚可共享各类要素市场、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从而可给企业及行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其三，相关企业及行业的集聚不仅可降低信息搜集成本，而且可使相互间的贸易关系经常化与伙伴化，从而可降低企业及行业的交易成本；其四，由于知识、技术和信息客观上存在外溢性，出于创新需求和产品优势考虑，相关的企业及行业也会倾向于集聚，从而有利于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以及新的组织管理制度的开发与学习。上述几个方面的作用机理，我们将其统称为“集聚机制”。

第二，产业空间集聚的区位选择机制。因产业空间集聚而形成的“产业族群”，其区位选择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其一是成本因素，主要包括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因此要素禀赋和交通条件会对产业集群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二是经济技术因素。经济技术因素之于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制约作用是指：区域间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对于产业聚集的区位选择所造成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周围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如消费水平高、市场容量大、全要素生产率高、基础设施及社会化服务机构健全等，所以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自然倾向于此类地区。其三是行政政策因素。行政政策因素的制约作用主要是指：由于地区行政、优惠政策以及制度供给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所造成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行政效率越高、制度越完善，政策优惠越显著，它在行政政策方面的区位优势也就越明显。

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换一个角度，还可以说是由区位比较优势和区位综合优势所决定。区位比较优势通常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交通通信条件、经济技术基础和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环境等因素方面。或者说，一个地区通常会具有这些因素中的某个或某些因素方面的区位比较优势。而以上因素方面的区位比较优势反过来又共同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区位综合优势。通常，一个地区所占的区位比较优势越多，它的区位综合优势就越大，所吸引的“产业族群”的种类就越多，最后形成的增长极的规模也就越大。然而，不同因素方面的区位比较优势对于区位综合优势的决定力大小是不同的，其中当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技术基础方面的区位比较优势的决定力最大。故而，如果一个地区的区位综合优势较大，那就表明：要么它在许多因素方面同时占有区位比较优势，相应的结果则是，这个地区所吸引的“产业族群”的种类较多，增长极的规模较大，但增长极的梯度或水平不一定较高；要么它占据着决定力较大的区位比较优势，如在经济技术基础方面占有区位比较优势，相应的结果则是，增长极的梯度较高，但规模不一定较大。

由于东部省区拥有较多的区位比较优势，区位综合优势较大，因此在上述两种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吸引众多“产业族群”在此空间汇集，从而取得整体区域空间增长极的空间地位。

（四）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产业空间转移机制

产品具有生命周期现象，产业与产品相似，也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且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组织产业生产的优势区域不同。产业的区际转移可以说正是产业生命周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们把产业的生命周期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产业初创期、产业发展期和产业成熟期。

在产业初创期，创新能力较强的高梯度增长极区利用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开发出新的产业。此时，产品的附加值高，替代产品少，市场竞争因素较弱，垄断因素较强。由于技术垄断，产业几乎处于垄断或寡占的产业组织状态，生产者通过控制产量、维持垄断高价来获取高额利润。故而，此阶段上产业（此新产业以及各种相关的辅助产业）仅集聚在催生区生产，极少扩散到其他地区。在此新产业的发展带动下，一方面，各种相关的经济资源向此地区流动和汇集，形成显著的极化效应，以致此地区不合比例的快速增长，产生区域差距；另一方面，此时该区域的扩散效应则是极其微弱的。然而，此新生产业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产业的初创期。随着产业本身的发展，在产业寡占或垄断的市场结构维系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技术与信息的扩散，原市场的垄断格局就将逐渐被打破，竞争者和同类的替代产品将不断增多，产品的价格及附加值将不断降低，从而此新生产业便由初创期过渡到发展期。

在产业发展期，一方面，由于原技术垄断的打破，随着技术的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掌握到此新产品的生产技术，产业生产规模因此迅速扩大，产品价格开始明显下降，市场容量迅速扩大，于是在其他低梯度增长极区就会纷纷出现投资建厂、组织生产的现象，即产业生产开始逐渐扩散至其他低梯度增长极区。另一方面，当初创期的极化效应连续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造成产业催生区面临人口拥挤、环境污染、公共产品供应紧张、要素成本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明显上涨等发展问题。迫于市场价格的不断下降和经营成本的不断上涨，相关企业自然会选择逐步放弃原催生区的生产而转移到低梯度增长极区。总之，在产业发展期，扩散效应越来越明显，极化效应则越来越微弱。值得说明的是，显著的扩散发生是有其必要前提的：首先，高梯度增长极区即产业催生区所汇集的相关“要素集聚体”为获得更高收益以及迫于明显上涨的成本压力，具有向外扩张的强烈愿望；其次，外围广大腹地内具备地理位置、原材料、劳动力、潜在市场等方面优势的地区，正好需要这些生产要素并具有投资吸引力。这样才能形成高梯度增长极区外溢的扩散运动。随着产业发展期的迅速发展和逐步扩散，此新生产业最后将步入成熟期。

在产业成熟期，经过前一阶段的产业发展和扩散，产业生产技术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技术和工艺更易于掌握和扩散。由于充分竞争，市场完全不存在垄断高价，价格处于竞争性水平，产品需求趋于饱和，生产规模趋于稳定。原聚集区（即催生区）的技术垄断优势完全消失了，成本和价格因素已成为此时相关企业生存和竞争的决定因素，于是，那些具有明显成本优势的外围低梯度区就成了成熟阶段上产业组织生产的主阵地，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原聚集区内的相关企业几乎全部转移到外围低梯度增长极区。

这样，在产业的成熟期上就完成了产业从高梯度增长极区向外围低梯度增长极区的转移，从而引起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相应变化。从质的角度看，作为承接区的外围低梯度增长极区，通过承接从高梯度增长极区转移而来的产业，可实现低梯度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作为移出区的高梯度增长极区，通过转移出不再适应本区发展的产业，从而为知识技术含量更高的新产业的催生及其发展腾出了空间②，因此亦可引致高梯度增长极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量的角度看，外围低梯度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可以促进外围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扩大外围区的经济总量；而作为产业移出区的高梯度区，通过转移出不再适应本区发展的产业，从而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新产业，这样凭借新的技术垄断优势及产品高附加值，亦可实现高梯度增长极区经济总量的继续增长。

需说明的是，在技术水平或梯度水平不同的区域，同一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或进程是不同的，其间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时差梯度体系”。具体而言，在由不同梯度增长极所构成的增长极等级体系中，高级增长极和次高级增长极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产业生命周期发生阶段的“时间差”，比如，当高级增长极区处产业初创期时，次高级增长极区的产业生命周期尚未开始，而当高级区处产业发展期时，次高级区的产业生命周期才刚刚开始，处产业初创期，即新生产业刚从高级区扩散至此区。同理，次高级增长极区同再次一级增长极区之间也会存在一个“时间差”，以此类推，于是在整个区域空间内就会形成一个有关产业生命周期发生阶段的“时差梯度体系”。实际上，这个“时差梯度体系”是由不同增长极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所决定的，而正是这一“时差梯度体系”在区域空间上的客观存在，才为产业在其生命周期进程中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顺次转移创造了“时空”，进而引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相应变化。

产业转移机制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际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内的转移，使得东部地区的空间增长极地位迅速凸显；2002年后，在国家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东部省区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省区转移，使得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增长率总体上明显高于东部省区，尽管区域差距仍在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开始明显放缓。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区域发展体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影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繁多，其作用机制十分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既有历史方面的，也有制度变迁方面的，还包括市场本身的客观规律，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互相作用，共同决定着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历程，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注释

①如此划分，主要是基于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1957年是“一五”计划的结束年，新中国于此初步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1985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开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由此进入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2002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正式进入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时期；2012年是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②在要素成本明显上涨了的高梯度增长极区，只有重新催生的技术含量更高的新产业，基于新的技术垄断优势和高附加值，才有能力占据此空间，消化和承担高要素成本并获取丰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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