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博 陈姝兴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以及扩大开放所带来的投资及出口的持续增长，保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的同时，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远远不及另外二者。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引下，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2008—2012年期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保持了快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稳步提升。在2012年10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截至2012年3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0.5%。近十年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次超过了投资。这表明我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在总体消费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差距，尤其是不同地区消费结构的差异，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以广东、湖南、青海这三个典型的东、中、西部地区的代表省份为例，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三省的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2396.35元、14608.95元和12346.29元，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十分明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同时，十八大提出了要实现GDP和城乡人均国民收入比到2020年比2010年翻倍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我国投资过度的背景下，必须更多依靠内部挖潜，进一步拉动内需，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助力作用。但消费的种类比较多，且各地区的情况又各有不同。因此，研究消费结构的地区差异，进而提出针对不同地区的优化消费结构、扩大消费水平的建议，既可以为实现十八大的宏伟目标提供动力，又是改善民生、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早期关于消费结构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以恩格尔系数为主线。如王芳（2006）研究发现，恩格尔系数存在比较大的时间惯性，同时与本期食品价格指数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但恩格尔系数仅仅揭示了食品支出变动的影响，无法考察其他消费支出的变动，因而具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之后的学者们开始将研究开始转向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总体的描述分析。房爱卿等（2006）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消费政策和居民消费类型就行了总结，国家层面的宏观消费政策被划分为抑制、补偿、适度和鼓励四个阶段，并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型进行了划分，将城镇划分为生存、发展和享乐三个阶段，农村仅仅只有生存和发展两个阶段。杭斌（2006）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1978年到2004年将近20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以1990年为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在1990年之前和之后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田学斌（2007）则将我国家庭消费结构分为改革前、增量市场化和全面市场化三阶段，并认为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制度的变革。

随着国家逐渐把扩大内需作为宏观政策的重点，许多学者开始从消费结构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如胡宝娣（2007）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巨大潜力，并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黄妙钰（2009）则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出发，实证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消费需求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也有些学者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结构的影响。如周明慧，张建军(2011)通过分析上海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如何通过消费结构升级从而扩大内需的研究。段妍（2012）则通过分析吉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提出了增加中等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等五个优化消费结构、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同时，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因此我国不同地区间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总体消费结构有明显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消费结构地区差异的研究逐渐增多。如刘颖嘉等人（2012）以江苏、安徽和甘肃分别作为东中西部的代表，通过研究三省份消费结构的差异，考察了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成效，并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建议。

综合现有的研究文献，从消费结构的视角探究扩大内需方法的文章，主要以立足某一宏观层面或某一特定地区为主，对不同地区间消费结构横向比较的研究还比较少，仅有的文献也大多选择某几个省的数据作为大地区的代表，缺乏全面性。基于此，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08—2012年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东中西部地区消费结构的地区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特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总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异仍十分明显。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332.72元、20147.34元和18434.81元。这说明，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消费者更有经济实力，可挖掘的潜在消费能力更大。从消费支出水平来看，201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分别为22343.36元、14623.47元和12352.28元，仍然是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远远高出中西部地区，消费性支出的数据与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系数较高，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消费性支出购买的多少，东部城镇居民收入高，购买力较强，比中西部地区更快地形成较高层次的消费结构。

从总体消费结构上看，在消费结构的八项组成部分中，由于食品和衣着属于生存型消费资料，因此我们比较一下近10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食品及衣着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在食品及衣着上的消费支出比重显著低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以后，中部地区的该比例也逐渐开始低于西部地区。

图1 2003—2012年城镇居民食品及衣着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从总体分析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明显。不管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对衣着和食品这类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均呈现出减少的趋势，逐渐转移到对通讯交通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方面。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呈现出显著的东部、中部、西部梯级差异。当然，仅仅采用图表分析法略显粗糙，为了对地区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我们采用模型分析的方法，以期更加精确地进行比较分析。

四、实证研究

1.需求收入弹性

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当所有商品价格不变时，收入变化1%所引起某种消费品需求变化的百分比。弹性大于 1的消费品通常属于高档奢侈品；弹性在0和1之间的消费品多数属于必需品。

收入弹性具有很好的横向可比性，因此我们构建模型来计算东中西地区的消费收入弹性，以此来进行比较研究。

2.变量选取

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统计口径，居民的消费支出由8项构成，分别是：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医疗保健及其他。因此我们选择各地区居民的这8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由于收入是影响支出的最显著因素，且在不同地区具有高度可比性，因此我们选择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

由于农村地区居民食品衣着等必需品支出很大部分可以自己生产解决而不依靠消费，因此我们这里只研究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地区性差异。

3.模型构建

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函数可表述为C＝a+b·Y。其中C表示消费支出，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发消费，b表示消费倾向。

由于我们要比较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弹性，因此对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ln C=ln b=ln Y

因此，可将计量模型标准化为：

其中，cons表示消费支出；inco表示可支配收入；m=1，2，3，分别表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①；n=1，2，3，……，8，分别表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医疗保健及其他支出；εm，n表示误差项。

4.实证结果

我们基于2008年到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找到各省各年各消费类别的数据，利用stata软件12.0版，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

根据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有三种类型，即混合回归模型（Pooled Regression Model），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和随机效应回归模型（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由于样本区间较短，无法进行面板数据模型类型选择的F检验。我们假定同一地区内的个体间经济结构大体相同，因此实证分析时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东中西部城镇地区不同类别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回归结果

表1中数字表示各种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从中可以发现，对于食品、居住、医疗保健等生活必需品来说，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收入弹性依次增加。而对于交通通信等相对非必需品来说，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收入弹性却依次减少。这说明，当收入增加时，中西部地区居民对于食品、居住和医疗等的支出幅度变动更大，而东部地区则对交通通信等的支出幅度变动更大。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程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程度还不够高，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加后也会由于对未来风险支出的顾虑，而将支出的重点放在医疗居住食品等方面。由于受地理位置、风俗文化、自然环境以及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影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的质量和工业化水平均落后于东部地区，这样一来，就会直接导致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进一步来说，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也由于经济的落后而造成收入来源相对比较单一的后果。因此，我们不仅要着重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来促进消费，也要加快居民收入结构多元化的进程，更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对于住房、医疗的财政保障力度，增加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稳定物价，降低居民的风险预期，从而合理地安排可支配收入。

五、结语及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在不同消费种类上的收入弹性差异较大。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缩小地区间消费差距、扩大内需的根本措施。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收入，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收入来推动的。人们手里有了钱，才有增加消费的动力。要拉动内需，实现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这一点也写进了十八大的报告中。因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应千方百计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切实增加人民可支配收入，为扩大消费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东、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对比较高，再向更高程度提高的空间远没有西部地区大。因此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挖掘潜力更大，大力挖掘中西部地区尚未被完全开发的市场消费需求，将会带来非常可观的效益。国家应坚定不移的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推动西部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缩短西部地区同中、东部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同时坚持通过政策性财政手段等方式给中、西部地区居民创造可预期收入，改善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状况，争取政策结果达到降低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强他们的客观消费能力和主观消费意愿。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及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减地区间消费差距、扩大内需的有力保障。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范围不够全面，种类不够齐全，保障力度远远不够，因而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意愿。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人才的聚集效应，使得中西部地区医疗水平不高但费用却较高。而且，中西部地区靠子女养老的观念仍比较重。同时，渴望走出贫困的愿望加上较低的教育水平，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更加重视教育子女的支出。从而，医疗、养老和教育子女等未知的潜在支出比重过大，严重影响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信心。因此，国家应抓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保对在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覆盖面。同时积极鼓励优秀的医疗和教育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卫生医疗和基础教育水平，解决中西部地区城镇人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人民群众才敢消费，能消费，从而才有可能缩小不同地区间的消费差距、扩大总体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3.加快保障性住房市场建设，是缩减地区间消费差距、扩大内需的必要条件。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在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挤占了居民大部分的其他消费，从而使得总体消费严重不足。目前，不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居民均“谈房色变”。房价过高已经不再是某些城市的问题，而已经变成了全国范围的难题。如果房价继续保持高位态势，人民群众每月收入的一大半都用来换房贷时，何谈增加消费呢？但商品房的市场经济属性，又决定了降低商品房售价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重点加快保障性住房和廉租住房、廉价房的建设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市场建设，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居无定所”的老大难问题，切实保证居民房屋的宜居性。当人民群众不用再将大半收入用于还房贷或支付房租时，自然消费能力也会大大提高，扩大内需就会更加容易。

4.有针对性地发展区域消费市场，是缩减地区间消费差距、扩大内需的积极补充。由于中西部地区在食品和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收入弹性更大，而东部地区在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弹性更大，因此在做好上述三方面努力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发展不同地区的消费市场，非常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中区域内资源状况的变化、区域外环境的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选择与当前情况相符合的产业作为发展重点，要有目的性地重点发展，有创新意识地开拓发展，每个区域都要根据自身特征优势有侧重地发展主导特色产业。例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食品和医疗的供给不足，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没有度过边际拐点，这需要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消费市场时，有针对性地细化发展，加强和完善中西部地区的食品和医疗市场，增加落后地区食品供给的数量和种类，提高落后地区的医疗水平，进而扩大地区消费水平。

注释

①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分。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即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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