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海琴

[摘 要]明初，为了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在河湟洮岷设置“西番诸卫”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的统治，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行政建置的特殊性，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番诸卫的研究加以概述，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关键词]明代；西番诸卫；研究概况；综述

《明史·西域》言：“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者，为中国患尤剧”。作为中原进入藏区腹地的必经门户，且该地区藏、回、蒙古、汉等民族杂居，明王朝能否有效的对该地区进行统治和管理，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明王朝在此先后设立河州卫、洮州卫、西宁卫、塞外四卫，统称为“西番诸卫”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明代西番诸卫制度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关著作的增多，以及专门研究某一方面论文的出现，这些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研究，现就相关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

一、相关的学术专著

（一）相关史料汇编

在史料整理方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辑录了元明清及民国700年间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档案、正史和实录等文献，内容包括太祖在藏区设立卫所治理西藏，西藏宗教首领朝贡请封等，为研究西番诸卫提供了政治、经济、民族交往等详实的史料。朱太岩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辑录了西北地区稀见的方志文献，丛书文献，民俗文献，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文学文献，考古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等，为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详实的方志文献。此外，张羽新主编的《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地方志和涉藏志乘文献汇编。对民国以前中国西藏及其它藏区各种方志和专著文献的汉文史料基本网罗无遗，全面反映了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地方志的收藏情况，从方志方面为研究西番诸卫提供了史料，这些方志和涉藏志乘包括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文本，如明代收集有《西宁卫志》、《西番译语》等。所有以上这些都为研究西番诸卫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二）专门的著述

明代建立后，对河、湟、洮、岷地区加强了治理，突出的特点就是建立军政合一、汉藏官员参治的土司卫所制，实行“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的政策。相关研究有高士荣的《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就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的讲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1990年版）一书对洮州卫的卓尼杨土司家族的历史渊源、世袭传承以及宗教问题进行了论述。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通过介绍《李氏世袭宗谱》、《鲁氏家谱》、《祁氏家谱》，从而揭示了这几个土司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此外，李清凌的《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明王朝统一下西北地区的水利与土地经营，畜牧业、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与茶马互市商业的发展。王致中、魏丽英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对明代西北的茶马互市、屯垦、水利、移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明治至清中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采矿业、商业、交通邮驿以及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的政治管理方式等。

二、相关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番诸卫的研究，除了一些综合性的专门著述外，还有诸多论文的发表，这些论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现就其中的一些主要论文进行概括性总结。

（一）中央政府对西番诸卫的政策方面的研究

陈庆英的《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指出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政策主要依靠对藏族僧侣首领封授官职，通过他们管理地方政教事务，同时通过藏族僧俗首领之间的贡赐关系以及控制汉藏间的茶马贸易，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维持和保持藏族各地僧俗首领的明朝的归附。杜常顺的《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就“西番诸卫”设置的过程，“金牌信符”下的茶马贸易，僧纲司士官制度等民族政策进行了探讨。苏发祥的《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论述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活动在河（州）、湟（水）、洮（河）、岷州及玉树果洛地区的藏族的管理，此外，王玉祥的《论朱元璋经略洮州》（《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丁汝俊的《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集中的探讨了对洮州卫的建置、中央对其的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二）土司制度方面的研究

明代在承袭元代措施的基础上，又由于西北边防形势的变化，在该地区实行卫所与土司并行，土官与流官互参的形势，相关研究有王继光的《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1、2期）依据明史料中辑录的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史料，写出了安多藏区河州、洮州、等卫的部族志，为安多藏族部落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张维鸿汀遗稿、张令瑄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在此文中对洮州卫的卓尼的杨土司、咎土司，世袭的指挥使的传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使得人们对洮州卫的土司、世袭指挥使的传承有了清晰的了解。此外还有李建宁的《清代管理清河河湟地区方略简述》（《青海民院学报》1997年第3期），王树民的《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

（三）关于茶马贸易问题的研究

明王朝为了达到“以茶驭番”的政治目的，同时为了加强对该政策的管理，明王朝相续实行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金牌信符制”、“勘合制”和“马赋差发”等策略。相关研究有丁汝俊的《明代洮州卫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对明代洮州卫的茶马贸易有一个初步的研究。左书谬的《“金牌制”考略》（《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对勘合制推行时间、种类与用途、管理及其作用进行了说明。此外谢玉杰的《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系统的论述了明代茶马贸易制度的实施情况以及其在治驭西番上取得的成功。

（四）民族宗教研究

杜常顺：《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着眼于家族性寺院在地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对其兴衰沉浮做了探讨，指出此类寺院同时发挥着神职、政治、经济功能。王继光的《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对甘青土司的形成问题和僧职土司等问题做了细致的探讨。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论述了藏传佛教的传入、发展到鼎盛、衰落的演变过程。

（五）军屯、移民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崔永红《明代河湟地区军屯的管理及租赋》（《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对河湟地区军屯的组织管理，屯军受田亩数，耕牛籽种的供给以及军屯的租赋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米小强《明代河、洮、岷州三卫军粮补给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论证了明代河州、洮州、岷州的屯田、民运、和盐引在军粮补给中所占的份额。贾伟、马兴盛《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青海名族研究》2002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以及人口活动的历史进程，较详细的考证了青海移民的来源，迁入区及移民方式等相关问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对西番诸卫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论文形式存在。专门性著作很少，在内容上研究中央对西番政策、土司制度、茶马贸易的文章居多，而对这一地区的宗教、水利、移民等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缺乏对西番诸卫整体性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是放在藏区这一大的环境下进行的。

参考文献：

[1]顾祖成、王观容，琼华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2]张羽新：《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M]，学苑出版社，2003.

[3]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4]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5]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1990.

[6]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7]谷苞、李清凌：《西北通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