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远

[摘 要]明代六科制度赋予了给事中很多权力，六科给事中位卑权尊，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六科给事中选拔、升迁、行政效能、品德操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皇权（固定要素）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内阁（固定要素）与六科给事中的反复较量，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明末各党派首领，导致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运转失灵。

[关键词]明中后期；政局；边际效用；六科给事中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也称边际效益递减法则、边际贡献递减。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与固定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在发生变化。在可变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最初阶段，相对于固定要素来说，可变要素投入过少，因此，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其边际产量递增，当可变要素与固定要素的配合比例恰当时，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如果再继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由于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可变要素就相对过多，于是边际产量就必然递减。

六科给事中是明代特殊发展的一种监察制度，给事中成为由皇帝特简，直接听从于皇帝的一套独立的监察班子。明初皇帝对政局驾驭能力较强，政局平稳，内阁、吏部运转正常，为六科给事中发挥监察作用提供了很好的政治环境，固定要素皇权、内阁、吏部与可变要素六科给事中的配合比例恰当，协作良好，明朝政局的边际效用发挥到最佳状态。明中后期，皇帝、内阁、吏部、六科等力量都处在不断博弈过程之中，随着作为固定要素的皇帝驾驭政局能力的降低，固定要素内阁与吏部的冲突扩大，六科给事中这个可变量因素，作为明代统治集团中最富有正直气节，勇于匡正弊端的群体衰变，政局的平衡性逐渐被打破，使得明末党争特别激烈，导致政出多门，明中后期政局运转失灵，边际效用逐渐降低。

一、六科给事中制度

“各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并从七品”。[1]（P1805）从官职等级可以看出明代六科给事中级别比较低，但六科脱离门下省相权和都察院的管辖，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部门，六科之间互相不存在领导关系，除了与通政司发生联系外，与其他部门并无公文往来，日朝时六科侍班立于御道旁边，庆成赐宴时候，科道官座位靠前，成为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科臣的选拔注重优中选优，明代科举重进士出身，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明史》中提到的进士出身的六科给事中占给事中总数的95%，足以体现对六科给事中人员队伍建设的重视。六科的职能有封驳权、弹劾权、司法监督权、言谏权、参与廷推权和京察考察权等。明太祖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六部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六科对六部对口科参，行使监督。廷推是明代推选内阁大学士及吏部尚书等高级官员的会议，本来只能有高级官员参与，但“掌科官皆得预”，对于廷推人选，给事中又可以事后上奏折提出自己的意见，位卑权尊，以小制大，通过这样的顶层监察制度设计，六科给事中在明代三百年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明中后期政局中六科给事中的变化

（一）选拔的变化

明前期给事中选拔标准比较高，首要政治立场坚定，“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方可任之”，其次要求学问渊博，还要具备基层工作经验，按规定，选拔成为科臣者，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两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工作能力突出。嘉靖以后，六科的选拔标准倾向于看重仪表，而轻视了能力知识，到万历时期“至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伟”，“专以体貌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计”[3]（P291）。而嘉靖年间身为都给事中的夏言提出“重风裁而轻德量”的言官选任标准，明确指出了六科官员选拔任用的变化。

（二）升迁的变化

给事中升转一般有内升和外转两种途径，内升分两种，一种是在六科本部门内的升迁，九年考满后，给事中可以升为左、右给事中，都给事中；另外一种则是调派其他京职，外转时都给事中多派为布政司参政，从七品直接跃升为三品，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的外转多为府通判。明中后期以后，给事中升迁速度加快，嘉靖时期任吏科都给事中的夏言，嘉靖十年三月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同年八月，升为礼部左侍郎，一月之后升任礼部尚书。“去谏官未浹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1]（P5193）六科人员多不愿意放到地方任职，万历年间，六科人员外派，甚至有“不赴任，仅身至境上，移文索公据，归而待迁”[3]（P293）的情况，崇祯年间也有类似情况，“诸谏官以藩幕谪者，抵任即归，以待内迁”[4]（P40）。

（三）行政效能的变化

六科给事中作为皇帝的陪侍近臣，相对于都察院倾斜于地方官吏法纪监察，六科则侧重于监察中央政府行政，主要行使公文核查的功能，六部及朝廷内外奏请皇帝的章疏，必须通过六科先进行审查，再分类抄出，明崇祯朝，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

予为刑垣时，见言路诸疏以四日下，间改票亦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独异，或数月，或半年一年。尤可异者，督抚或请兵饷，或补官，皆中阁。又北兵已退半载，而边臣诸告急疏犹续下者，以为北兵再至也。[4]（P72）

抄参的职能荒废殆尽。六科还可以使用封驳权，对认为有不当的诏旨有权进行封还驳正，即“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给事中级别比较低，在进谏失效的情况下，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无法有效地实施监督皇权的作用。在明代中后期，给事中行使封驳权很少封还敕旨，更多的驳正六部和其余中央部门的奏章，《三垣笔记》中记载崇祯时期“予召数老书手问封驳云何，皆云不知”，[4]（P20）有力得体现了这一点。

明代直接隶属于皇帝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关，权力超过三法司，然而给事中同样有权监督厂卫，凡厂卫缉捕、廷杖、处决囚犯，必须由给事中签驾贴，才能执行，明中后期六科监督厂卫的职能慢慢淡化：

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待，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4]（P20）

（四）品德操守的变化

明中后期以后，随着空谈心性的讲学的兴起，阁臣作为座主对讲学的热衷，社会风气大为变化，一部分六科给事中把明哲保身，趋利避害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崇祯时期给事中陈启新总是采取明哲保身之道，不去建言时政，新安官生杨光先警告他说：“公一位真方假药，恕己责人，寻人小疵，搪塞了事。异日被上看破，讨不得个明哲保身，思予言晚矣”。[4]（P14）这段话很直白了说出陈启新为给事中的做事办法，以趋利避害为准则，失去了言官进谏的功能。万历年间，汤显祖针砭时弊时讲到了给事中胡汝宁，“会亢旱祈雨禁屠宰，胡上章请禁捕鼃，可以感召上苍”。[3]把这种谏言和南宋时期的鹅鸭谏议拿来比较，认为都是无关大政，专门用琐碎事情来应付，希望安然无事考满升迁。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六科官员大多沉默，慢慢形成了越是高级言官越是缄默不言，明给事中李清对此有深刻体会。

往给谏初入言路，或劾纠，或条陈，见邸钞不绝至左右，则渐跫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员迁至都谏，则视京卿为掌中物，得失交战，故所言必少必平。问奉旨条陈，则又独后，官前而言后，罔愧也。[4]（P74）

都给事中作为六科的高级官员，反而奉行明哲保身，趋利避害之道，可见明代中后期监察官员品德操守的丧失。明中后期以后，在白银货币化的浪潮中，部分六科官员趋于贪污腐化，利用手中的监察权，肆意参奏，六科官员这个监察群体的腐败成为官僚腐败体制的加速剂，万历时，“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1]（P6015）在百姓处于饥荒时期借机贪污，可见素质下滑之快。更甚一步的是每当地方官员任职时候，主动寻找索贿，“每遇考选诸人至，必造门先谒，或需索不饱，则夤夜叩门，不曰‘某要路嗔汝，即曰‘某言官将纠汝，闻有囊橐俱罄至货袍带以赂者”。[4]（P209）身负监察职能的六科官员的腐败使得整个明朝官场腐败风气弥漫，奏疏出自自身利益，使得明中后期政局边际效用逐渐降低。

三、六科给事中受到固定因素的影响

（一）皇权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

明初，太祖和成祖皇帝奋发图治，对政局驾驭能力较强，自英宗以后，皇帝多长于深宫，安于享平，六科官员侧重于监察中央政府，往往进言关联皇家私事，例如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六科官员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嘉靖六年，给事中杨言为护礼派大臣辩护，嘉靖皇帝“大怒，并收系言，亲鞠于午门，备极五毒，卒无挠词”。[5]（P1959）万历九年，裁减兵科五人，户、刑二科各四人，礼科两人。万历十一年，复设户、兵、刑三科各两人，礼科一人，使得六科给事中总人数由原本的五十八员减至三十三人。到万历末年，甚至出现了“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的异常局面，极大地影响了六科正常职能的发挥。明崇祯时，“上每阅章疏，必召太子同观，且语之曰：“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解救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期也”，[4]（P26）崇祯皇帝始终对六科给事中采取约束压抑的态度。

（二）内阁对六科给事中的反复打压

自从明英宗年少即位，内阁“三杨”掌握了政府运作，内阁逐步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特别是首辅大学士逐步掌握了“票拟之权”，即在各司衙门上奏的奏章上，先用一纸条写出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贴附在奏章上，呈上御览，皇帝大多照准，内阁之权此后不断扩大，从嘉靖十一年起，阁臣不仅有了票拟之权，而且可以兼职吏部尚书，进一步获得用人大权。比较著名的有嘉靖朝张璁、严嵩，隆庆朝高拱，万历朝张居正，事实上用相权钳制了言路。明代中后期内阁权臣还出于施政减少阻力或者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拔给事中时往往引用私人，“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虽临时考试，而先期有访单，出于九卿、台省诸臣之手，往往据以为高下”。[1]（P1718）张居正由于威权震主，遭到言路弹劾，以六科给事中为代表的言路大张，出现强势首辅时，六科给事中往往屈服于权势，但出现弱势首辅时，往往群起攻之。

张居正柄国，威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志皋愤言：“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1]（P5776）

（三）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的膨胀

明初，以六部行政，六科为代表的监察系统实施监察，内阁备顾问，整个政局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明嘉靖后，内阁首辅权力增大，出现与六部尤其是吏部在用人权上的争夺。“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1]（P5719）自张居正作为强势阁臣的代表被全面清算后，后继任的阁臣开始有所忌惮。在张位为首辅时，重新打击了吏部，“吏部自宋纁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张位等不能平，因欲夺其权。自是吏部权又渐散之九卿矣”。[1]（P5894）

沈一贯入阁当政以来，与吏部争夺用人权逐渐趋于白热化，首先对于明朝中后期政局影响最大的是京察制度的破坏，围绕他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门生和乡帮为主的小圈子，称为“浙党”，六科给事中势力开始出现膨胀，明末的党争拉开了序幕。“至岁乙巳，大察京朝官。纯与时乔主其事，梦皋、兆斗皆在黜中。一贯怒，言于帝，以京察疏留”。[1]（P5759）

沈一贯后，朱赓、李廷机相继为首辅，秉政时间短，持论较为公平。万历四十九年九月起，叶向高担任首辅，叶向高走的是一种调停路线，力图在东林和其余党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引导舆论走向公正，但归于失败，方从哲柄国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六科给事中正常的行政职能完全处于荒废状态，热衷于插手吏部用人权和影响阁臣选拔，齐党领袖亓诗教尤为咨横，“诗教者，从哲门生，而吏部尚书赵焕乡人也。焕耄昏，两人一听诗教。诗教把持朝局，为诸党人魁”。[1]（P6161）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政府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依靠六科抄参之力，随着明代统治集团中极精华之选，勇于谏言的给事中群体的衰变，六科给事中作为明中后期政局的可变量因素，影响力量不断扩大，明末的党争各派首领大多是六科给事中，他们把持朝政舆论，混淆是非，甚至在明末公开投靠魏忠贤，成为明中后期政局边际效用降低的一个重要推手，明朝政局加速走向衰亡。

结语

六科给事中作为皇帝的近侍之臣，其职能贯穿于政府中央行政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皇权专制加强的情况下，六科的正常运转在明代政局体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边际效用法则中，在可变要素投入量增加的最初阶段，相对于固定要素来说，可变要素投入过少，在明初，太祖、成祖皇帝驾驭政局能力很强，固定要素所占比重很大，政局平稳，接下来出现了“仁宣之治”，国家呈现出一种蒸蒸向上的走势。明英宗年幼继位，内阁势力开始抬升，首辅掌握了票拟之权，六科给事中勇于谏言，弹劾权宦王振，宪宗时期的六科给事中尽忠言事，规劝皇帝遵守陵寝制度，废除西厂。孝宗时期君臣关系融洽更是成为明代的一个德政时期，武宗时期六科给事中在政局平稳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明前期，六科给事中这个可变要素与皇权、内阁为代表的固定要素的配合比例恰当，明代政局边际效用达到最大。进入明中后期以后，尤其是万历时期，围绕着“国本”和“矿税”两个事件，舆论纷纷，导致了党争的出现，六科给事中更成为各党派首领，荒废职掌，混淆是非，根据自身利益干扰六部和内阁工作的正常运转，作为明代统治集团中最勇于建言，尽忠言事的给事中群体衰变，导致明末党争特别激烈，

使得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加速了明朝衰亡速度。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侯明.论明代言官的权责.史学月刊[J].1991（4）.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明]李清.三垣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明]夏燮.明通鉴（全四册）卷五十三，沈仲九标点[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