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丰

[摘 要]苏轼的书法理论作品主要是以题跋或者笔记的形式，全方位总结前人书论观点，从书法创作、书法品评以及书法物质载体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给后人在书学理论创作和文学理论创作方面以重要影响。而其书论创作是在北宋文德致治、儒学复兴、尊书重墨和佛老结合等文化的外部滋养下进行的。

[关键词]北宋；文化；苏轼；书论；滋养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艺全才，他学养深厚，才能杰出，诗词文赋书画琴无一不精。在书法理论创作上，高举“尚意”大旗，为宋代书法有别于前朝历代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苏轼的书法理论作品主要是以题跋或者笔记的形式，全方位总结前人书论观点，从书法创作、书法品评以及书法物质载体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上开辟了新天地，而且给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增添了无限的精彩，给后人在书学理论创作和文学理论创作方面以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北宋文化的文德致治、儒学复兴、尊书重墨和佛老结合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其书论创作的外部滋养。

一、文德致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思想文化失序的阵痛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但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武人拥兵自恃、军阀割据，从而使思想文化长期紊乱，社会风气败坏不堪，道德伦理颓废落魄，“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宋初统一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可是北宋王朝又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都显得软弱，这些军阀混战以及外武干扰使得北宋王朝一直挺不起腰杆来。为了解除外扰内患威胁，重修封建伦理道德，维护新生统一政权，北宋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佑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内，文德致治；对外，纳贡、割地、捐帛。如此一来，朝廷和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同时也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宋代是一个崇尚文化、崇尚文学的朝代，北宋初期便大举“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复兴儒学之大旗。这些政策使得文人普遍具有了参与时政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文官治国给予了宋代文人的优厚待遇是产生文化巨人的催化剂。

在中国文化中，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便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轰轰烈烈倡导古文运动开始，到北宋欧阳修主盟文坛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国文学史上这两次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目的都是振兴儒学，抵制佛道。显然，这两次革新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天才苏轼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终完成者。

从苏轼自身来讲，诗文革新和不断出现的思想改革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屡遭贬斥与“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度的悲剧感。苏轼嘉祐中进士，神宗时任员外郎，知密州、湖州、徐州，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被贬黄州。哲宗元祐间司马光复相，苏轼应诏还京，除翰林学士，后出知杭州，又贬谪惠州、儋州，后遇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病死于常州。苏轼这一生不可谓不曲折，他的文学艺术主张和书法理论思想也随着曲折的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和生活境遇的不断变迁，显示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二、儒学复兴

宋代虽说挺不起腰杆，但是北宋在朝廷文德致治政策的倡导下，复兴儒学的呼声更是遍及文化的各个邻域，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创作方面也不例外，同样受到了这种学潮的影响。儒学的复兴，使得文人普遍有参与时政的责任感，甚至形成了一种积极有为、注重修德的士人风气。

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宋代文化达到了民族本位文化高度成熟与定型时期。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p245当代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作，靡所不备。”[4]这都是对“有宋一代”儒学复兴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认识。

从宋仁宗庆历时期到宋哲宗元祐时期，是苏轼出入朝野的主要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赵宋王朝推行以文治国、复兴儒学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代新旧朋党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苏轼具有一种特别的心态，苏轼的书论创作与书法创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士人心态，给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殊而又有效的精神平台和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宋特定的社会背景“塑造”了苏轼。在政治上的遭遇，决定了他生活上的坎坷，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书论创作和文艺理论风格的形成。

苏轼的书论创作不仅植根于赵宋王朝的文德致治政策与儒学复兴的文化基础之上，而且还有大宋文人对魏晋书法重“意”的审美艺术追求与佛道教思想的不断融合与接受。

三、尊书重墨

宋代的文化发展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类文学艺术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这都与统治者的倡导分不开。宋代朝廷设立画院、画学、刊行阁帖，倡导书学，而且设有书画博士，使得书法艺术有了长足发展，书论的创作与发展也受到其很大滋养。宋王朝统治者广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对古代书画的搜集与刊行。由宋太宗诏大臣广泛搜集多年战乱之后的书画遗存，鉴识整理，刊刻的《淳化阁帖》十卷，做了搜集历代墨迹并刻帖的形式流布传播于世的重要工作。宋徽宗广汇历代书法、绘画，设置了书艺局和画图局来弘扬书画艺术。这不仅使古人书法名迹得以妥善保存，而且对于宋代书法教育、形成尊书重墨的社会风气影响重大，当然也为当时文人书法理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储备。赵宋皇帝面对这些积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耳濡目染，学习和吸取其精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宋高宗便“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5]。他还亲撰《翰墨志》论书古今书艺，他对自己的学书经历也有一段描述：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直平，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6]

宋高宗与唐太宗一样，也十分痴爱王右军的字而“手之不置”。虽然说刚开始写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就“真味久愈在”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耽搁的话，宋高宗“未始一日舍笔墨”，足见其对书法的“心所嗜”了。而且，宋高宗作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也充分体现了宋人“尚意”的总特征。

真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言行喜好有着很积极地示范作用，不仅显示了统治者尊书重墨的主导思想，而且为文人博雅好古、怡悦性情、习书学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甚至优厚的生活待遇。那有宋一代产生了许多诗文书画方面的通才也就不奇怪了。苏轼无疑是这些“通才”中受到尊书重墨思想滋养的典型代表和佼佼者。赵宋统治者的尊书重墨思想不仅是宋初“尚意”书法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滋养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重要因素。

四、佛老思想

佛老思想在唐宋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也深深影响着苏轼的文学理论创作与书法理论创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态度。苏轼虽说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正统的“仁政”思想，但是他在父亲杂家的思想影响下，也不拒绝对其他文化思想的接纳。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渐渐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消融，显著的标志就是诞生了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教派——禅宗。到了赵宋，禅宗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哲学思想方面，禅思想是构成宋明理学的重要因素。而由于禅宗本身就有艺术化的倾向，他对于文学艺术诸领域、特别是诗歌、绘画、书法等方面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禅宗影响于中国文化，到宋代才更集中、明显地表现出来。”[7]p411自古以来，文人就在失败落魄之时把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撑。苏轼随着见识的不断增广，加之仕途的坎坷经历，世态的炎凉体验，对佛家经典的兴趣明显增强。“从思想意识深处说，对他（苏轼）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禅宗。”[7]p412苏轼与僧友的交往是其接受佛禅思想的最直接原因与主要渠道。

与僧友的经常往来是在杭州出任通判期间，苏轼与他们谈诗说艺，谈佛论道，有“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棍寄须臾”的想法，他听了高僧们讲解的禅理，有“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之感，甚至进入了“观色观空色即空”的境界。由此可见，禅宗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相当大，这种思想不仅在他的文学理论作品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其书法理论作品中时有表现。

苏轼书论中提出的“法无定法”的观点就是受到禅宗“无住”思想的影响。禅宗“无住”的思维方式是其对万物的观察采取灵活多变、不主故常的态度，这对苏轼书法理论和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与释氏之学同，李氏道教思想也是影响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又一因素。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说：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8]p2124

钟繇、王羲之法书笔意洒脱，字形简古，笔画之外妙趣横生，颜真卿、柳宗元书法虽然具备古代法帖笔法，但是只是在字体与形式上追求变化，却缺乏钟王的妙趣与意韵，苏轼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向往的是笔画之外的意韵，追求的是“萧散简远”、超然物外的情趣，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难怪王镇远先生以“道家艺术观的体现：苏轼书论”为题阐发苏轼书法理论。也在这一节中，王先生从“意造无法”、“道与意合”、“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三个小标题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了道家思想体系下的苏轼书法理论。

实际上，苏轼早期的思想便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少年时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吾心淡吾累，遇境即安畅”，“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这是东坡的随遇而安，追随老庄道家思想的最初流露。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得志，“崇尚自然”、“无意”等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也更加突显。

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说：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8]p2178

这里的“自然”便是老庄口中的“自然”，就是一种没有经过雕饰的，天真烂漫的，出于不经意间的情致。又如《跋文与可草书》道：

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数句耳。十月一日。[8]p2183

则是对道家“无意”思想的运用。而将这两个道家观点合二而一用于书法论述则是其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著名观点的《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8]p2183

苏轼正是受到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的合乎自然之理思想影响，在其书论中多处谈及这一思想。

苏轼一生身世浮沉，饱尝仕途坎坷的酸辛苦辣。在宋代学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全面昌盛的环境中，苏轼书论展现出宋人博学多才，学养深厚的特质，或鉴赏前代作品，或陈述创作心得，或评论当朝书作，或阐发书法技法，所论颇多发人所未发之处。既代表了当时书法理论的高度繁荣，又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尊书重墨、崇文尚古、三教合流的文化风尚。这正是苏轼书论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宋史·忠义传序[M]，标点本二十五史（第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044.

[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3]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

[4]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5.

[5]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97：1484.

[6]赵构.《墨池志》[M]，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366.

[7]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中华书局2006.

[8]苏轼著，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M]，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