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萌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清代朴学是继宋明理学以来，我国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戴震作为清代朴学的领军人物，不仅精通考据之学，对于形上思辨的义理之学也多有发挥，并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各派学者或出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或出于实现自身政治主张的需要，或出于对新的学术术语的解读，对戴震的评价和描述往往不同。其中有一个人对戴震的描述不能不提，那就是章学诚。在崇经好古、贵博贱约、以饾饤考据为风气的乾嘉年间，这位崇尚理论研究的思想家，自许“知戴最深”。［1］（P553）观察章学诚笔下的戴震之学问与心术，或许隐约可以透视出此后百余年间学术发展的趋势，以及特定时代风气下理解戴震的特点。

一、章学诚对戴震义理之学的看法

在当时的考据学风下，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的理论意义并不为人所重。如章学诚所说：

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谙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者也。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1］（P556）又在《答邵二云书》中提到：

当时中朝荐绅负重望者，大兴朱氏，嘉定钱氏……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及见《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1］（P553）

戴震的好友朱筠就以为“戴氏可传者不在此”。［2］（P139）其弟子洪榜是当时少数将义理之学作为戴震真正学术旨归的学者，谓其“早岁稽古综核，博闻强识，而尤长于论述。晚益窥于性与天道之传，于老庄、释氏之说，入人心最深者，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然不可以相乱。盖其学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 ”［3］（P254）并极力争取将代表戴震理论宗旨的《答彭进士书》载入《行状》。另一弟子段玉裁亦称戴震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即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4］（P452）在此之外，可以说戴震少有解人。

真正与戴震同道，为其知音的还是章学诚。据章学诚记载，乾隆丙戌（1766），他与戴震第一次见面，遂以为在一时通人之中，“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的惟有戴震。［1］（P553）在章学诚眼中，戴震与“一时通人”的区别在哪里呢？章曾将“学”分为功力与学问，认为二者“实相似而不同”。所谓功力，只是“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而学问乃是“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也就是说，当时饾饤考据仅是功力，不得谓之学问，只有能“得其所以然”的才是学问。以此为标准，他认为今日言学问者，当以戴东原为最，因为其能识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者可比。［1］（P679）此后他亦多次称道戴震的学术，称其说理之文，如《原善》诸篇，“多精深谨严，发前人所未发”。［1］（P654）其在《书〈朱陆〉篇后》记载戴震的话颇可注意，戴氏自称：“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于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1］（P76）这在考据学者对戴震的描述中是绝看不到的。这也说明与考据学者不同的是，章学诚认为戴震的学识，不是因为其考据之功，而是“精微醇邃”，能“学以求心得”的“说理之文”。［1］（P581）

与章学诚不同，当时有人褒扬戴震的义理之文，目的是突出其教化意义。如不满汉学家琐碎考据及理学家空谈义理的经世之士陆燿，在读过戴氏论宋儒理欲之文后言道：“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可谓切中俗儒之病”。［2］（P138）洪榜认为，《孟子字义疏证》“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戴震去世，洪榜挽其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2］（P140-141）段玉裁也认为戴震“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是能“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的。［4］（P485）而章学诚所亟亟表彰戴震之处，却是其文“精微醇邃”的理论意义。至于戴震是否能“明察于人伦庶物”、“垂世立教”，章学诚的看法却正与之相左，认为其“心术不正”。

二、章学诚对戴震“心术”的批判

1777年戴震过世不久，章学诚便作《朱陆篇》批驳戴震，其文曰：

今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1］（P73）

十年后，章氏又作《书〈朱陆〉篇后》，明确贬斥戴震不通史学，其论史是“自欺而至于欺人”，然而这些姑且不论，因为尚未“得罪于名教也”。真正让章学诚不能容忍的是戴氏“心术未醇”，主要是指其学承袭程朱却又非议程朱。所谓：“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而戴氏“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以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章学诚就此论道：“此则谬妄甚矣。”戴震之文已与朱子有所异同，“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显哉！”且给徽歙两地的学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当时徽歙两地“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风流大可惧也！”以至于“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章学诚由此斥责戴震“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于道也”。［1］（P76-78）在章学诚笔下，戴震非但不如钱大昕所说，“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5］（P672）更成了“害义伤教”的名教罪人了。在以宋明理学为官方指导思想的清代，这样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

其实“心术不正”在章学诚笔下，当指“诽君谤主”的“名教罪人”之流。例如章氏在《史德》篇中有言：“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1］（P184）章氏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批驳了戴震“心术不正”。如在1788年给邵晋涵的信中称：“戴氏笔之于书，惟僻宋儒践履之言谬尔，……至腾之于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自许孟子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1］（P553）在《与史余村书》中亦称：“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可惜者，心术不正，学者要须慎别择尔”。史余村不满章学诚对戴震的非议，写信为其辨诬。章学诚又回信申诉委曲，以表明自己并“无私心盛气”，因为“世道人心所系，名教大义所关”，不得不辨。章学诚承认戴震批判宋学，是因为宋学理论中杂糅了释、老两家的学说。但是“戴氏力辟宋人，而自度践履万不能及，乃并诋其躬行实践，以为释老所同，是宋儒流弊，尚恐有伪君子，而戴亦反，直甘为真小人矣”。［1］（P556-557）章学诚批判戴震，原因即戴氏其学源自宋儒而诋毁宋儒，正所谓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之学，本是朱子格物致知之法。戴震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后人可以校正宋儒之讹误，但不可一切抹杀，肆意诋毁。戴震之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休、歙之间，少年英俊，无人不骂程、朱，而戴震实为始作俑者。［1］（P654-655）由是，当时学者对戴震学问与心术的赞美，章学诚颇不以为然，认为戴东原去世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故不足为戴君累；而尊奉太过，至今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后学“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则皆不知戴者也。 ”［1］（P76-78）

不惟心术，章学诚对戴震人品的记述也与考据学家大相径庭。据戴震的好友汪梧凤记载，汪有一族父为巡抚书吏，为人清廉不阿，“人有纷难，每竭己之财以拯其急”，最后家财散尽，“以穷困殴”。戴震闻之，“慷慨激昂，反复不已”。［6］（P165）其子汪灼也有一段对戴震性格的生动描写：

有村人暨他族以事白，或持文就正先严者，先生即拂衣起，归室据一席高歌无所顾，如冰炭然。而稚川先生（汪肇龙，1722-1780）来，则又如冰之投水，炭之在炉，冷热各相得。京师多达官长者，闻先生处之亦若是，以故多不理人口，然尤未至世皆欲杀者，以素未肯与俗争是非也。［2］（P42）

其弟子任兆麟、段玉裁亦分别称其立身不苟，不为矫激之行，［2］（p37）虽学高天下，而不好为人师。［4］（P460）且“接物待人以诚，谋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扬人之善，如恐其不闻。其教诲人，终日矻矻，不以为倦也。”［3］（P259）总之，在考据学者尤其是戴震学生笔下，戴震分明是爱憎分明而不恃权贵，严以律己又诚以待人的形象。

在章学诚笔下，戴震不惟是“心术不正”的名教罪人，其平日里流露出的品行亦不当为人所重。章氏《书〈朱陆〉篇后》记载，有人向戴氏询问如何作古文辞，戴震则曰：“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为古文辞，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远出《左》、《国》、《史》、《汉》之上”。［1］（P77）然而关于戴震对学习古文的看法，段玉裁所记却与章氏相反，戴氏自认为“做文章极难”，“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因此段氏称戴震文字“皆厚积薄发，纯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枝叶并茂”。［4］（P486）细观之下，章学诚所谓“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一夕有所悟，……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实在与段玉裁所记“熔炉”之说于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二人表述却全然不同，所展现的戴震形象因此也截然相反。但是在章学诚看来，戴氏言语故为玄妙，狂狷而妄作。更为严重的是，其不惟狂妄，言行亦表里不一：“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而“习文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又称戴氏“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争伤雅”，其生平口谈，约有三种：

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于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也。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则皆不知戴者也。 ”［1］（P78）

然而据洪榜的记载，戴震平日与学生讲学却“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少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 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 ”［3］（P259）对此，章学诚却认为“今之尊戴过者，亦以其法求戴遗言，不知其笔金玉而言多粪土，学者宜知所抉择也”。［1］（P553）在他的笔下，戴震竟成了见风使舵，教分亲疏，嫉妒后学，搪塞虚伪的小人。

三、从章、戴交恶看清代中期学风的嬗变

戴震过世已二百余年，章学诚的记录与其行径有几分相符我们不可得知，也无意为其辩诬。但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斥责戴震对敬慕者虚与委蛇，故为玄妙，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却证明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据章氏的记载，他与戴震首次相见的时，戴氏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仆重愧其言！”章学诚继而深思，“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1］（P672）又据《答邵二云书》所载，当年他因仰慕戴震学问，往见戴氏休宁馆舍，“讯其所学，戴为粗言崖略”，于是“疑郑太史之言不足以尽戴君”，认为“一时通人”中惟戴氏“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章学诚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学，在首次相见的情况下，戴震即“振臂而呼”，明确为其指出实学的重要性，并“粗言所学之崖略”，就使这位聪颖的晚辈看出在众多学者之中，只有戴震的学问不仅限于考据，且有能“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的义理之学。这是不是也可以称得上是对章学诚“实有资益”呢？余英时亦指出此次见面对章氏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在此之前，他所接触的北京学术界人士，多少都具有反义理的倾向，以使他对自己以往的治学方向有所疑惑，而戴震对义理的推崇，才使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选择。（P16-17）那么是否可以说章学诚称戴震对慕名而来者讲话恍惚玄妙、虚伪搪塞，是有意发泄对戴的不满呢？至于称戴震对超过自己的学生“转不甚许可之”，更是与其弟子洪榜、段玉裁等人笔下的戴震形象截然相反了。

如果说章学诚对戴震心术的指责，是出于卫道的立场而尚可为人理解的话，那么他对其人品的攻击与污蔑就不免使人费解。这或许就需要从二人因史学争论而起的个人恩怨中寻找答案。

1766年第一次与戴震见面时，章学诚还怀有求教的谦虚态度，但七年后当他对学问尤其是史学已经有了成熟的见解之时，第二次见到戴氏，便一改昔日钦佩之状，对其批评道：“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继而记叙了二人关于方志是“古国史”还是“地理专门”的争论。［1］（P747）当章学诚询其班、马二史优劣时，戴震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建”，［1］（P77）结果二人不欢而散。第二天两人再次见面，章学诚记载了一段戴氏对史学的见解，戴震认为僧侣和古寺当归入古迹类，而不可归入人物类，否则即是庸史的作法。章学诚对此嘲笑道：“无其识而强作解事，故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1］（P749）同年又在杭州第三次与戴震会面，亦记其“痛诋郑君《通志》”，章听“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1］（P169）后来又特地作《申郑》篇，讥戴震不懂史家之“别识心裁”，谓其“溺文词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 今之讥郑樵者，何以异是！ ”［1］（P167）由此称戴氏“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妄矜独断。 ”［1］（P77）认为其所考订之所见尚可，而纪传文字，非其所长，编纂方志，更不能晓其大意，又“强作解事，动成窒戾，此则不善趋避而昧于交相为功之业者也”。［1］（P584）指出戴氏之训诂，朱筠之文章，皆无今古于胸中，“其病则戴氏好胜而强所不知，朱氏贪多而不守统要”。［1］（P668）且将戴震与程瑶田相比，程氏《通艺录》中收录的“不今不古”的传志状述，犹如“村俚供招”，而戴东原比程氏还不如，其文集中“应酬传志，亦自以为文也而存之，且以惹人笑柄之《汾州府志》，津津自道得意，然则人之真自知者寡矣！自己尚不知，如何能知古今人之是非？ 良可慨也！ ”［1］（P584）在这位史学家的笔下，戴震从“学通天人”的“一代儒宗”，转而竟成为“无其识而强作解事”的不解史学精要之人。

在章学诚这位不满于饾饤考据之功力，而追求义理的史学理论家眼中，将考据比作“肩舆之隶”，将义理比作“乘舆之大人”的戴震，实在是他在考据学旗帜高张之下的唯一知己。然而可悲的是章氏能知戴震，而戴震却不能知他。二人虽然均以义理为自己学术之大要，却都在当时难得解人。归根结底就在于，戴震的义理在经学，而章学诚的义理在史学，二者实不相同。尽管百余年后，“六经皆史”是学术发展的大势，但是在乾嘉年间经学考据方兴未艾的情况下，章学诚高倡史学之义理的境遇仍然十分艰难，戴震这位学界领袖的傲慢更使他心怀不满，以至于他在戴震过世之后，仍多次对其恶意攻击甚至丑化。戴震对章学诚的轻视与章氏的过度反应，也正反映了在学风嬗变之际，经学和史学两种学风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现象。且不同以往的是，戴震从经学考据出发，证实“程朱”理学的义理是从佛老理论中所得，由此触动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并用“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来取代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也就是动摇了中国社会早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而章学诚正是以宋学“纲常名教”为安身立命之旨的卫道士，因此他因戴震非议宋儒而心怀不满，斥其为“名教罪人”也就不难理解了。章学诚笔下对戴震义理的褒扬、对其不通史学的斥责，以及对其心术与品行的抨击，正反映出在当时社会价值观的悄然变化，以及乾嘉考据之风所即将遭遇的挑战。

［1］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戴震.戴震全书（七）［M］.安徽：黄山书社，1994.

［3］戴震.戴震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钱大昕.钱大昕全集［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 28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