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

[摘 要]对于现今的许多人来说，提起端午，大概只记得吃粽子跟賽龙舟了。但事实上，这一节日本身也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本文笔者试图利用湖南《大公报》这一工具，考察端午重镇湖南在近代军阀统治时期，其端庆活动的“变”与“不变”，进而窥探近代社会转变对节庆的一些影响。

[关键词]《大公报》；军阀；端午节

一、引言

打开《荆楚岁时记》的五月部分，第一句便是“五月俗称恶月，多禁”（1），而《广荆楚岁时记》又称“五日为毒日”（2）。原来，今人眼中的五月初五“端午佳节”在先人那里竟然是个恶得很的“坏日子”。现在的人大多会说这种看法是“封建迷信”的观点，但若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也许结论会有所不同：

所谓恶月、恶日，就是因为这时节，正值植物葱茏、生意盎然、天气渐热、瘟疫易起、疾病易生，且百虫也四处觅食、到处活动、毒虫也易伤人，故有“恶月”之称。这一切，正说明人对天时、地宜，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把握，认识了天时四季的变化与地上动植物活动生长的规律，掌握了瘟疫百病与天地运行变化的关系。……掌握了各种动植物的属性性能，所以能够采用各种“以物降物”的措施，能及时预防或消除恶月期间可能给人造成的疾病和危害，如吃粽子、戴香包、悬艾草、挂菖蒲、饮雄黄酒等。（3）

不难发现，今天人们对端午的认识，与我们祖先的看法存在着许多的不一致。那么，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又是怎样体现的？笔者试图利用湖南《大公报》这一资料，通过考察湖南在1917至1926这十年“军阀统治时期”端午节的演变，得出一点看法。

二、“铁打的”节庆

事物的转变，往往不会一蹴而就。这一时期湖南的端午亦保留了许多传统夏节的活动：

是日，不事事而大酺相见互道庆祝。掘菖蒲于涧，与艾及葛藤等共悬诸门，饮酒和以武都雄黄，妇孺或囗诸额淋漓。……此外尚有角黍之食与龙舟之戏。（4）

而《大公报》上的节令小词更是将当时夏节的情景描写得活灵活现：

街头雨过不成行，提盒纷纷送礼忙。闻道儿童相对语，今朝佳节是端阳。……劝君多饮雄黄酒，此酒能令百毒消。……竹叶新裁手细搓，抟成角黍费张罗。……依样游人多似囗，出城非为看龙船。……菖蒲高插葛藤悬，辟恶而今习俗传。（5）

就连时任湖南督军的军阀张敬尧都在农历五月十五6这一天委派下属“恭祀定湘王”（7），可见当时端午之“传统”仍具有相当力量。

如果我们将视野稍微拉长，便会发现，这十年中的端午，有两项活动自始至终“岿然不动”（8）：一者是统治者给予下属“犒赏”；另者便是赛龙舟。

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始终存在着数额不菲的犒赏。例如，谭延闿在位时：

昨日为旧历端节，谭督军以各士兵辗转鏖战，辛苦备尝，昨特每名犒赏小洋二角，以资度节。（9）

而赵恒惕时期的待遇更是极高：1923年时，尽管“省城各机关积欠甚巨”，但仍“约计每机关可得一月薪水，总计十一万数千元”10；1924年“官长每员着给酒席洋二角，士兵夫着赏洋一角”（11）；而1925年的端节拨款更是高达“一十二万零七百五十元”（12）。

就算是唐生智所统治的战乱时期，仍可“以六万八千元支配”（13）。

我们不禁会问：这些视财如命的军阀们何以如此慷慨？事实上，自古以来，端午赏赐便“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14）。从汉章帝到唐明皇，端午赏赐的典故源远流长，军阀亦自在其中。由于那是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期，所以那些于乱世中求生存的“大佬”们便更加迫切地利用端午犒赏这一“习俗”来收买人心，以求自保。

除了犒赏，另一个突出的活动便是龙舟竞渡。实际上，早在1919年，官方便已明令禁止赛龙舟：

去年端午，湘潭龙舟竞渡，大起冲突，溺毙多人，致成诉讼。于是官绅议将各埠龙舟焚毁。今岁五月五日之前，官厅亦曾出示禁止。（15）

且这一禁令陆续保持了多年，令文也愈发严厉：

叶戒严司令，昨布告禁赛龙舟。文云：“照得龙舟竞渡，原为追吊屈原，人民好胜争斗，往往酿成事端。现值戒严时候，理应镇静勿喧。合行布告禁止，违者带究不宽（16）。

然而，事实上，这一禁令基本没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人民依然踊跃参与：

禁止龙舟，戒严司令与警厅，具有布告，然其效力实等于零。下午四时后，……江中竞赛龙舟，不下三四十条。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大有歌舞升平气象。……江中则有无数小划，各载男女十余人，往来游观，显极一时之盛。（17）

对此，似乎官方也无可奈何：

乃至是日，江中竟发现二三龙舟，警察不加制止。（18）

众所周知，端午竞渡源自屈原投江的故事。但事实上，恐怕大多数群众真正关注的并非屈原，而是端午这一节庆所提供给他们的文娱机会。但聪明的人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为玩而玩”，则这一活动必然会被打入“封建迷信”的清缴行列之中。所以，他们打出了屈原这一殉国英雄的金字招牌，从而使他们的意图得以保全。这一方面迎合了新型政体下国家对国民“爱国”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那一时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族入侵的必然反应，而这也正是端节内涵的一个转变之处。

三、“流水的”人

北洋军阀时期亦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很容易发现诸如国民与乡民、市民与农民等新老概念的对立交替。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立志改造中国的社会面貌，端午节也在这一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种种变迁。

具体来说，通过笔者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湖南端午节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节庆形式的变化。考察《大公报》这一时期有关端午的报道不难得知，从普通大众的民俗习惯到社会群体的活动组织乃至官方的意识形态，无不有异。《广荆楚岁时记》就明确说：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一名长命缕，一名条达。今此俗已不可见矣。（19）

相较过去的皇朝国家时期，此一时期有许多新的特点。商会、善堂等团体大量涌现，“慈善”等“现代理念”迅速推广，并且影响到了包括端午在内的许多传统节日。譬如1921年的端节，便举办了所谓的“游艺大会”来为是年的春荒募捐（20）：

请你们把端阳节的用费，到游艺大会看一看热闹，所花的钱不多，所救灾民的命实在不少。（21）

这个大会的事项和内容十分丰富，“跳舞游戏”、“双簧”、“电影”、“欧美戏曲”、“西洋钢琴”，林林总总，无所不有，甚至连博彩都在其中（22）。但是，单看这些项目，我们很难想到这是在端节当日举办的活动，诸如划龙舟、演<白蛇>一类的传统活动全然不见身影。无疑，这一大会必然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了那些传统的端午节庆活动。

不仅社会上如此，就连张敬尧这样的“腐败军阀”也都对端节的传统活动表示非议：

删除本届夏节一切繁文，勿庸来署庆贺；（23）凡有馈余以礼物者，务宜婉言璧谢，不得有丝毫收受。（24）

无论事实上张敬尧到底收了馈礼没有，他布告革新之意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大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出现，亦与当时社会的转变，尤其是报纸等社会舆论的兴起不无关系。

其次，除了形式本身，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端节的态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并集中体现在“反帝反封”的舆论导向上：

这端阳节是纪念屈子沉江的，本是一个很悲痛的节气。不料后人每当过端阳节的那一天，无不是酒食征遂，闲得昏天黑地，几乎把追吊屈子的节气，变成很好快乐的时机，……这真是为国家悲痛呢！（25）

更有甚者，甚至直接骂道：“商女不知亡国恨，应时竟演白蛇传”（26）。

并且，这些“爱国人士”们不仅这样去说，还这样去做。比如1925年的端节这一天，他们便发起了“全国对英日总示威运动”（27），以表示对青沪惨案的强烈不满，还在这一运动中明确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来达到其争取主权的目的（28）。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实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权形态和经济模式，而且还对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有着巨大的冲击，端午节也在其中。

除了“反帝”，还有“反封”。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人们往往不敢直接挑战反动势力，而是选择一些历史的话语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端午节亦是一种发音手段：

屈大夫是个最抱不平的人，所以「叫屈」无异向他老人家诉不平。（29）

人们通过对端午日屈子冤死的缅怀，从而表述对当下时事的不满：

人人在这里「枵腹从公」，犹苦不能维持下去，还要口口声声向商民借贷，即商民也是一钱莫名勉强度日。……所以这个端午节的关头，就是湖南存亡的关头，不可动乱，一动乱就是要如古语所说「受毒而死，没有救的」！（30）

综上可见，端午虽小，但亦是其时代的一个桥段，它必然会通过对自身的种种调试来回应所处社会的变迁。无论是节庆形式，还是这一形式背后人们对其认识的丰富，都体现着这一点。

四、结语

不难看出，时代变迁与人的流转，给其下的事物以种种的沧海桑田。人是活在时代之下的，世道变了，自然也就“人心不古”了。而人们观念的种种转变，上到国家架构意识形态，下到岁时节令端午小庆，无处不在。无论是“铁打的”也好，“流水的”也罢，其实质的内容不过是不同人群间永恒的博弈。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大公报》的其它报道便会发现，端午节仅仅只是这一时间段内众多历史细节中的一环。（31）那时的人们，面对过去，他们“禁烟”、“禁毒”、“禁娼”、“禁妖淫”；面对将来，他们宣扬“民主”、“立宪”、“女权”、与“科学”。“过去”与“未来”被生硬地连结，曾经的“农民”们为了卫生防疫而标示的“恶月恶日”，如今已被“市民”那写满化学方程式的“传染病医学”所取代（32）。

端午节仅仅是其时代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很小的事物，要理解本文所考察的十年端午之“变”与“不变”，须将其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来思考。而这一背景，从晚清“开眼看世界”的那些先进士大夫们就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说直至今日，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许多思考。

参考文献：

[1]湖南《大公报》影印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宗懔原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3]孙秉山，《为什么过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4]田哲益，《细说端午》（台北：百观出版社，1994）；

[5]巫瑞书，《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注释：

（1）宗懔原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页85。

（2）<广荆楚岁时记>，《大公报》（长沙），1918年6月13日。

（3）孙秉山，《为什么过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页91-92。除上述这些风俗外，传统的端午活动还包括赛龙舟，沐浴（，系长命缕，看节戏（白蛇传），馈赠礼物、赏赐等各有渊源的活动。

（4）<广荆楚岁时记>，《大公报》（长沙），1918年6月13日。

（5）<端午竹枝词>，《大公报》（长沙），1917年6月25日。

（6）传统上“五溪”流域乃至湖广的许多地区都有“小端午”（农历五月初五）与“大端午”（农历五月十五）之分，相关内容可参考巫瑞书，《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之第八章。

（7）<督军委员祀神>，《大公报》（长沙），1918年6月24日。

（8）事实上当时存留着的端节活动远不止这两项，但其代表性相对来说不如它们突出。

（9）<督军见闻录>，《大公报》（长沙），1920年6月21日。

（10）<各机关摊分过节经费>，《大公报》（长沙），1923年6月18日。

（11）<省长点缀端节之通电>，《大公报》（长沙），1924年6月5日。

（12）<端节总金库摊发省内各机关经费书目>，《大公报》（长沙），1925年6月27日。

（13）<节关政费昨已发>，《大公报》（长沙），1926年6月13日。

（14）田哲益，《细说端午》（台北：百观出版社，1994），页152。

（15）<假龙舟竞渡肇祸>，《大公报》（长沙），1919年6月10日。

（16）<端节声中之种种>，《大公报》（长沙），1923年6月18日。

（17）<省城端节日拉杂记>，《大公报》（长沙），1923年6月20日。

（18）<端节杂记>，《大公报》（长沙），1924年6月8日。

（19）<广荆楚岁时记>，《大公报》（长沙），1918年6月14日。

（20）这一募捐赈济的办法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参见<卓伯灵之募债法>，《大公报》（长沙），1918年6月20日。

（21）<游艺大会>，《大公报》（长沙），1921年6月9日。

（22）<筹赈游艺大会第二日纪盛>，《大公报》（长沙），1921年6月13日。

（23）<督军删除端节繁文>，《大公报》（长沙），19219年6月1日。

（24）<张督军拒绝馈礼>，《大公报》（长沙），1918年6月24日。

（25）<端节后的平民生活>，《大公报》（长沙），1926年6月17日。

（26）<端阳杂感四章>，《大公报》（长沙），1923年6月27日。

（27）<今年的端节>，《大公报》（长沙），1925年6月22日。

（28）这五条具体措施分别是：一、不买英日货；二、不供给英日人劳力；三、不用英日货币及存款英日银行；四、不搭英日轮船；五、不供给英日人囗料粮食燃料。<端节长沙各界之游街大示威>，《大公报》（长沙），1925年6月27日。

（29）<「叫屈」>，《大公报》（长沙），1926年6月14日。

30）<度旧历端午节的感想>，《大公报》（长沙），1922年5月31日。

（31）关于军阀统治下社会风化的流变，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因字数有限，不作论述。

（32）可参见<防霍乱症的方法>，《大公报》（长沙），1921年6月24日及<传染病（疫症）之普通预防法>，《大公报》（长沙），192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