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君

[摘 要]台州私人藏书总体上无法与浙江发达地区相比，但在宋代，台州私人藏书却很兴盛。作者通过搜查大量地方文献，并与浙江发达地区藏书家的比较，得出宋代台州私人藏书是兴盛的。并分析了原因，指出宋代台州发达的经济和突出的政治地位是其藏书兴盛的物质基础，先进的造纸术和刻书业为其兴盛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台州学风的兴盛、三大学术流派的交流整合又促进了藏书的发展。

[关键词]台州；宋代；私人藏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

台州的私人藏书发韧于南朝，至南宋末年，台州藏书之家不断涌现，出现了20余人之多。台州私人藏书在民族压迫深重的元代仍书种不断，经由明、清二代，一直延续至近现代。如果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台州私人藏书的发展大致是这样：发韧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元、明延续，清代不断发展臻于鼎盛，民国后在项士元的推动下，藏书逐渐归公。

从横向比较看，在浙江地区中，台州的私人藏书并不算发达。特别是进入明、清之后，浙江发达地区的私人藏书呈滚雪球似膨胀，如嘉兴，据陈心蓉统计，明代有据可考的嘉兴藏书家达118人，清代357人，其他几个地区如杭州、宁波亦是相当繁荣。而相比之下，台州藏书家在明代仅十数人，清代亦仅四、五十人。这种相对落后的趋势在个人藏书数量上亦有反映。杭、嘉、湖等地清代藏书家有不少藏书超过十万卷的，有的甚至达数十万卷。如清末四大藏书楼中，湖州的皕宋楼藏书不止十万卷，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有二十万卷。浙东中，余姚黄宗羲续钞堂藏书在十万卷以上，山阴徐友兰铸学斋藏书总数达十万卷。五万、七万卷藏书则更不少见。但台州私人藏书最多的只有四万卷。

关于这一点，项士元在《浙江历代藏书家考略》中亦有论述：“杭、嘉、湖、宁、绍五府，交通便利，物力殷富，金、衢、严、处则地不如，台、温适得其中，是以藏书家之盛衰，亦随而判焉。”[ ]

但是在宋代，台州的私人藏书却很兴盛，即使与浙江当时发达地区相较，亦不逊色。

1 兴盛的宋代台州私人藏书

1.1台州宋代私人藏书概况

台州的私人藏书在宋代是非常兴盛的，其地域遍布台州各县，尤以临海、黄岩为盛。项士元在《浙江历代藏书家考略》中亦称：“台州在宋，号称辅郡，……南渡以后，北方名公巨卿来此隐遁者，更复不少。因之藏书之风，视他处为盛。”[1]

台州两宋藏书家共有30位左右，其中北宋有4位，为陈贻范、陈贻序、徐中行、陈恢，南宋有20余位。私人藏书主要集中于士大夫家族。如陈贻范家族是临海大族，蔡镐、丁少云家族是黄岩大族，谢深甫家族四代鼎盛，贾似道官居宰辅高位，王汶、吴子良等是世代书香门第，20余位藏书家中，进士出身的占10位以上，且多数担任过不同职位的官职，这些都说明藏书家中中上层人士占了绝大比例。但也有平民一族，如临海林师蒧即终生未仕，仅以布衣而终。

台州私人藏书多家族传递。其中最早的也是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是陈氏一族，陈贻范是第一位藏书家，其后裔均以藏书名世，其中南宋陈昺，藏书万卷，陈昺之子陈耆卿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著述很多，其中所著《嘉定赤城志》被称为台州名志之一。元代裔孙陈孚将庆善楼扩展为万卷楼，明初，陈孚之孙陈楧复有所增，“藏书益多”。从北宋至明代，传承不歇，这在中国早期藏书史上也不多见。另有谢深甫一族，其后世藏书者有谢采伯、谢奕修、谢堂，至宋末元初，谢晟孙隐居以藏书自娱。其他两世传递的有徐中行、徐庭筠，林师蒧、林表民，陈昺、陈耆卿皆父子传递，蔡瑞、蔡镐是祖孙传递。台州藏书与学风紧密相连，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交往的师友弟子中很多都是当时的藏书家，如陈耆卿、吴子良、王汶、蔡镐等人。叶适还为蔡希点写过藏书诗句“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这都说明藏书风气是相互影响的。

1.2与浙江发达地区的横向比较

台州私人藏书的兴盛，可与浙江发达地区相较可得出。在宋代，随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私人藏书的重心也由北方向南方转移，当时浙江的私人藏书居全国前列。如果台州私人藏书能与浙江当时发达地区相及的话，说明其藏书在全国也是非常兴盛的。

首先从藏书家人数来看，台州与浙江发达地区相接近。关于藏书家人数，《私人藏书家考略》、《浙江藏书史》等书的统计都不很准确。相对而言，地区藏书史中提及的当地藏书家应为较完整的数据。浙江各地区现有的专门藏书著作有《杭州藏书史》、《嘉兴藏书史》、《智者之香》（宁波）等。其中顾志兴《杭州藏书史》提及宋代杭州藏书家16位，陈心蓉《嘉兴藏书史》提及宋代嘉兴藏书家9位，虞旭浩《智者之香》提及宁波藏书家北宋6位，南宋23位，共29人。而经笔者补充，台州宋代藏书家共30人左右。

其次从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人数，可以看出各地的藏书数量。从前述当地藏书史的著作中，嘉兴藏书万卷以上的有2位。宁波万卷以上有5位。经笔者补充，台州超过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陈昺、李庚、王绍汶、陈恢4位。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的范围更广，从中可以看出浙江较发达地区的万卷以上藏书家人数分别为：宁波9位，湖州和金华各6位，绍兴5位，杭州3位。而台州有4位（包括当时的宁海）。虽说这也不是十分准确，但这也是重要的参考。由此可以看出，台州不仅藏书家多，藏书数量亦不在少数，几与浙江藏书发达地区相接近。

2 宋代台州私人藏书兴盛的原因

藏书的兴衰与一地的经济文化条件息息相关，笔者结合宋代台州的经济文化状况，总结出宋代台州私人藏书兴盛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2.1台州宋代经济发达，政治地位突出，为藏书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五代之前，台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在唐代，台州仍是被贬官员的流放之地。直到五代，台州经济开始有了长足发展。五代北方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而台州被吴越国割据，吴越王钱镠奉行的是保境安民政策，趁机发展生产，使台州社会较快得到休养生息。而在同时，由于南方安定，当时北方人来台州定居者亦多，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台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为宋代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台州除了在末期有过短暂动乱，大体上比较安定。这时的台州虽然离统治中心比较远，但由于北宋从立国之初就受到北方辽国与西夏的遏制，它的中央财政收入仍然同中唐以后一样依靠东南漕运，浙江几乎占岁输漕粮的四分之一，这就迫使北宋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同时，由于北方的陆路对外贸易受阻，北宋政府不得不转而发展东南海上贸易，并开拓海外贸易以扩大财源。中央朝廷的举措，促进了台州经济发展。

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定南宋都城于临安。此后一个半世纪，临安一直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台州成为“辅郡”，加上南宋总体安定，台州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嘉庆大平县志·杂志》中记有故老之言，描述了台州当时的富庶：“江南多富家，水田亘阡陌，美木数万章，家僮千百指，垣屋周遭，撞钟列鼎，所居资地与公侯相埒。”

整个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大量的皇亲国戚，文武官员，亦因台州的临海、黄岩、天台等地政治比较安定，生活环境较为优越，纷纷安家落户，使台州政治地位上升。此时，台州出现了不少名门望族。其时黄子约曾作《黄岩大家录》，以一绝句总括黄岩的故家大族，曰：“宋室传来十八家，左陈柔极派来赊，潘林于马裘毛盛，戴杜朱彭孔葛车。”稍后又有四大家：南丁、北蔡、东阮、西卢。丁即丁少云族，蔡即白山蔡博士蔡镐一族。丁少云、蔡镐皆为黄岩藏书家。

临海是台州府治所在，避于其地的王亲贵族更多，地位更为显赫。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家。一为临海钱氏。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就很重视台州发展，他委任的30名台州刺使中，钱氏王族占了7位，尤其是钱俶，继承王位时还得到天台高僧的鼎力支持。钱俶之孙钱暄曾知台州，其子钱景臻被招为驸马，驸马、公主之子避难临海，钱氏遂为台州望族。与钱氏并盛的还有临海谢氏。谢深甫曾任右丞相，其孙女被册封为理宗皇后，到度宗时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掌握了最高统治权。谢氏四代鼎盛，另有封赠为“王”的四人、为“公”的二人。

光南宋一朝，台州就出了7位宰相，寓居临海的吕颐浩、临海人钱象祖、临海人谢深甫、黄岩人杜范、天台人贾似道、宁海人叶梦鼎都任过右丞相，仙居人吴坚还任过左丞相兼枢密使。南宋晚期的军政重任几乎全在台州人的手中。

有利的政治形势，促进了台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台州思想、文化的勃兴，文教事业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藏书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条件。

2.2台州造纸技术高，刻书技术精湛

在科学技术上，宋代台州先进的造纸和刻书业，为书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书籍是私家藏书活动的载体，而书籍的书写、成册显然离不开纸的作用。通过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纸的优点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纸的制造技术不断的加以改进，到魏晋南北朝时，纸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至北宋时，造纸术愈加发达。台州有比较出色的造纸技术，北宋初年，天台等县已用青竹、桑皮、山麻皮与笋壳等制作玉版纸、花笺纸、南屏纸、小白纸与皮纸等。南宋《嘉定赤城志》称：“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大澹，出宁海者曰黄公，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谓玉版也。”[2]苏轼云：“吕献可遗余天台玉版，过于澄兴堂。”米元章所用黄岩藤纸有“滑净软熟”之称[3]。可见当时台州各县都生产纸张，而且品种不少，质量上乘。玉版纸还与台州出产的台绢，台柑、台蕈、姜干并列为朝廷贡品。

造纸业的发达为台州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原料来源，从而使台州的印刷业比较繁荣。台州的临海还是浙江12个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官刻、寺院刻书多有记载[4]。官方刻书单位主要有郡斋、郡库、茶盐司、漕司、郡学等。

宋代台州刻书业相当繁荣，期间刻了大量的书，有些流传后世，成为稀世珍宝。其中著名的刻书家有唐仲友，其任台州知州时，用公使库经费，刻了大量的书，且刻得相当精美，如其所刻《荀子》，魏隐儒称其“字仿欧体，写刻俱精”。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在见到黎氏影刻的《古逸丛书》本后亦称：“想见当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此本现藏日本，被举为国宝。另他所刻《颜氏家训》摹本传至清代，钱曾对其刊刻也甚为叹服。

唐氏刻书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唐氏刻书也表明，在南宋，台州已掌握了相当纯熟的刊刻技术。刻书的兴盛，给图书积聚提供了极大方便，推动了台州私家藏书的发展。

2.3台州学风兴盛，书院林立，促进藏书发展

宋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在台州，各种形式的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北宋初年，台州开始建立州学，各县陆续建立县学。嘉定时，州、县学共有学田2 814亩、地1 888亩、山3 514亩，经费相当充足[5]。北宋时，书院兴起，到南宋已经书院林立。南宋景定三年（1262），知州王华甫在临海县东湖建上蔡书院。此后，书院较大的有临海县的溪山第一、观澜，黄岩县的柔川、樊川、南峰、云阳，天台县的竹溪、龙溪、顾欢读书堂，仙居县的上蔡、桐林，宁海县南乡（今属三门县境）的五峰等。私人办学在南宋时也蔚然成风，或称“学馆”，或称“学塾”，启蒙教育作用显著[5]。随着学校的建立，科考兴盛。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南宋嘉定年间台州郡试，一次参加考试最多的达1万人左右，按照当时丁口318 219人计算，几乎30人中就有1人参试，其中临海、黄岩应试者居半数之多[6]。南宋152年间，台州中进士550人。学风之盛，可见一斑。

书院的建立，学风的兴盛，推动了学术交流。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被纷纷邀请而入台州讲座，台州作为辅郡，成为程朱理学、浙东事功学、陆王心学三大儒学流派的文化整合之地。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被多次派到台州。淳熙年间，朱熹担任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后来又奉王命以巡检使等名义来台州督察查核，并至各地讲学，宣扬他的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从此“台州理学大行”。朱子学派还通过朱熹台州门人杜氏与金华朱子学派王柏（为朱熹三传弟子）任职台州上蔡书院讲学授徒形成“朱子后学”，一直流传至明清。太平谢铎、临海金贲亨、黄岩王棻等人就是明清时期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当时朱子学派在台州影响之大。台州的“浙东事功学派”学术渊源主要来自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傅良曾寓居天台山国清寺讲学，“士友纷然，从之数月”（宋吴子良《荆溪偶谈》）。叶适亦曾寓居台州讲学，临海陈耆卿、王象祖、吴子良，黄岩王汶、丁希亮、夏庭简等皆从其受业。台州心学张九成和陆九渊两派在台州均有传承。这几个学派相互争鸣，活跃了台州的学术风气。南宋台州，儒术之隆，被称为“小邹鲁”。

随着两宋刊刻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朱熹理学等儒学在台州的传播，台州文风大兴。这一切为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风气上的保障。南宋定都临安后，各皇亲大臣纷纷涌入台州定居，台州得天时地利之便，经济发展，政治地位上升，藏书风气尤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