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多样性的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矛盾而实施的一项成功的社会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迅速增长而导致的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国际上反恐政策诱发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内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当代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尽管西欧各国政要纷纷抨击并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实际上，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重新恢复到同化的单一社会政策已几无可能，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实现欧洲国家族群和谐、宗教文化共荣的唯一路径。

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穆斯林族群；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社会政策

作者简介：宋全成，男，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人口社会学、人口流迁、族群、宗教与社会融合、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信仰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项目编号： 13JJD730002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6-0185-07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西方国家面对族群与文化多样性、主张尊重差异、追求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社会思潮和社会政策，不仅在传统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而且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的西欧，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到20世纪末，数以千万计的来自于不同国度、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移民，共同和谐生活于欧洲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的大家庭中。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大举进入欧洲，曾引为自豪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不断遭受着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恐怖主义、族群分裂和文化冲突的强有力的冲击。由欧洲穆斯林移民实施或引发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西班牙的马德里爆炸案、法国的巴黎骚乱和挪威的布雷维克枪击案，清楚地表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与以往我国学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多局限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不同的是，伴随着近年来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我国学界对欧洲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逐渐增多。1上述论文主要从移民问题、文化隔离和文明冲突的传统视角，运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观点，多学科地研究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本文拟从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这两个视角，运用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梳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陷入困境的根源。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就人口与民族而言，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与社会从恢复到繁荣的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与社会恢复和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本国现有劳动力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西欧国家纷纷实施了吸收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德国主要吸纳了大量的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法国接纳了来自北非国家的穆斯林移民，英国接纳了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外国移民纷纷进入西方国家，并逐步成为其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达到高潮的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土崩瓦解，促进了大量殖民地人民向殖民地原宗主国的人口流动。来自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马里、尼日尔、马达加斯加、中非等国家的移民纷纷进入法国；来自于刚果的移民进入比利时；来自于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移民进入了葡萄牙；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移民进入了荷兰[1]（P301-302）。由此，彻底改变了上述欧洲国家单一的人口结构和民族结构，形成了民族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就族群与宗教而言，进入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族群尽管众多，但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与来自其他族群的移民很快被主流社会同化和融合不同的是，坚守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移民很难被同化。这是因为“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核心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或思想信仰体系，同时伊斯兰文化又是一种‘兼具宗教性与民族性双重特征，但以宗教性特征为主的文化。正是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并集中居住在特定的区域，形成了穆斯林移民社区”[2]，并坚守着独特的穆斯林文化。到20世纪末，在欧洲的穆斯林族群已成为欧盟国家第一大外来族群，伊斯兰教也成为欧洲国家除基督教以外的第二大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存在表明，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已具有明显的宗教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社会政策，最早并没有产生在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欧洲国家，而是产生于同样面临移民问题、民族问题、多语言、多文化问题的传统移民国家——加拿大。“Multiculturalism第一次使用是在1965年颁布的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关于双语主义与双文化主义的报告》中。报告称，在加拿大处理英语民族和法语民族关系的方法是Multiculturalism。1971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多元文化主义为国家政策，指出在双语言的框架内，对于政府而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确保加拿大文化自由的最合适的方法。”[3]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宣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也放弃了美国社会推行的“熔炉说”，不再致力于同化移民。[4]1966年，英国内政大臣正式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性，逐渐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5]（P223）英国理解的“多元文化模式”是指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裔“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广泛的权利，并受到鼓励保存它们的文化遗产”[6]（P124）。但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上升到社会政策的层面。1973年，澳大利亚也放弃了“我们应该有一种单一的文化，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生活，相互理解，有着共同的愿望”[7]（P106-107），“我们新来的移民必须在观点和生活方式方面迅速成为澳大利亚人”[8]（P202）的移民同化政策，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75年，瑞典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正式宣布在国内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是第一个明确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欧国家外来移民的增加所导致的民族、族群、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作为解决移民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社会政策，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家，先后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允许外来移民保持其文化与宗教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较好地解决了移民问题、族群问题、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来自世界各地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外国移民，共同生活于欧洲社会的大家庭中，欧洲国家迎来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辉煌时代。

二、当代欧洲多元文化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迅速增长而导致的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国际上反恐政策诱发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内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当代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其一，穆斯林移民人口增长迅猛，欧洲人口的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在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族群中，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及其族群，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化与宗教。穆斯林族群已成为欧洲国家的第一大外来族群，伊斯兰教已是欧洲国家的第二大宗教。目前，在欧盟的穆斯林移民已达2000万～2300万，约占总人口的5%～6%。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与欧洲本土人口老龄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穆斯林人口相当年轻，在法国生活的500万穆斯林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1/3，而法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占21%；在德国生活的400万穆斯林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占1/3，而德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18%[9]（P28）；在英国生活的260万穆斯林中，30岁以下的穆斯林超过穆斯林总人口的60%。[10]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白人的人口出生的减少和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加，将最终改变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9·11”以后，欧洲人对穆斯林人口的扩张的恐怖日益剧增。2006年，英国女记者梅勒尼·菲利普在其所著的《伦敦斯坦》中明确指出，英国政府“固执得近乎愚蠢地奉守文化多元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结果导致伦敦沦为恐怖主义的国际神经中枢”[11]（P15），伦敦也将成为“伦敦斯坦”。2010年8月，前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蒂洛·萨拉辛在《德国自我毁灭》一书中也同样指出，土耳其、库尔德以及阿拉伯移民正在破坏德国繁荣的基石，随着德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些外来移民正在不断取代德国人口。[12]（P22）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到21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13]法国历史学家朱斯坦·韦斯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欧拉伯的荒唐事》中认为：“到2050年，欧洲将会认不出来了。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道，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将取代目前的浪漫酒吧；柏林的路标将用土耳其语书写；奥斯陆和那不勒斯的小学生，将在课堂上朗诵《古兰经》。”[14]正因为如此，挪威的布雷维克不能容忍欧洲的伊斯兰化，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附近的于特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造成77人死亡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布雷维克在其《2083年欧洲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在重重困难下放弃多元文化论，如果他们制止穆斯林移民，开始驱逐所有穆斯林，我都会宽恕他们曾犯下的罪行。如果他们直到2020年仍拒绝投降，那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们最终会逐个逐个地消灭他们……到2020年，一旦我们掌权，所有那时未被同化的穆斯林都要被驱逐出境……支持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就要灭绝自己的文化和人民。”[15]欧洲国家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对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化的担忧，实际上始终存在，而且日益加剧。

其二，穆斯林族群与欧洲国家主流族群的分裂，诱发了欧洲当代的恐怖主义。尽管欧洲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及其族群较好地保留了其伊斯兰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但客观而言，穆斯林族群构成的“社会”并不是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分裂的、并行的“平行社会”。因此，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时候，本土的欧洲人多支持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而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则多同情伊拉克甚至反对政府出兵。显然，“这种模式在看似平静的社会湖面下，隐藏着广大穆斯林长期被忽视乃至受歧视，无法融进主流社会的怨恨”[16]和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的穆斯林倍感孤独。“对于那些孤独的穆斯林后代，欧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在名义上，这些穆斯林的后代是欧洲公民，但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他们仍然被隔离在外。”[17]于是，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特别是青年穆斯林，在遭遇欧洲国家主流文化的疏离和强烈的生活挫败感时，极容易对原教旨主义产生同情[18]，更热衷投身于伊斯兰的“圣战”事业，来寻求文化认同与民族归属感，从而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招募对象。“英国军情五处和警方均认为，英国境内的许多穆斯林人士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恐怖主义，特别是那些拥有英国国籍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后裔，或者那些父辈与基地组织有染的英国籍穆斯林，支持恐怖活动的可能性更大。”[19]（P139）由此可见，穆斯林族群与欧洲国家主流族群的分裂与穆斯林极端分子发动的、针对欧洲国家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恐怖主义，正在撕裂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其三，穆斯林族群信奉的伊斯兰教文化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欧洲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产生于同一伟大的圣城——耶路撒冷，都是人类创造的宗教文化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但从历史上来看，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所影响的世界——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却处于长期的敌对状态。[20]（P280）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9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始终将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和“非我族类”的恶势力，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穆斯林世界挣脱了欧洲殖民主义的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以后，这两种宗教及其影响下的民众的敌对关系，才有所缓解。但是，两个种族和两种宗教文化之间的长期对立，最终形成了两个种族之间的敌对心态。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由于欧洲国家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伊斯兰教文化和习俗，在欧洲大陆迅速扩展。仅以清真寺的发展为例，“1971年全西欧的清真寺已达607座，1981年增至2124座，1991年又增至4845座，1995年更增至6000座左右。其中，穆斯林人数集中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91年，分别就有1500座、1000座和600座清真寺。而荷兰、希腊、比利时等也分别有400座、400座和300 座左右的清真寺”[21]。这引起了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的担忧。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78年就曾强调英国民众“真的非常害怕自己的国家会被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所淹没”[22]。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以后，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伊斯兰教及其影响的民众——穆斯林族群的敌视再度从人们的心理中唤起。甚至一些伊斯兰教的文化与生活习俗，如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也被西欧国家的国民看作是蔑视人权、不尊重妇女的充分体现。因此，西欧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2004年9月，法国正式实施“头巾法案”。2011年4月，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布卡禁令”，该令规定，从4月11日起，在法国，女性将被禁止戴穆斯林头巾前往公共场所，包括在街头散步、乘公共汽车、前往银行、图书馆、商店、医院、学校、博物馆以及电影院等。除了在家里或者宗教场所之外，任何地方戴面纱都属违法[23]。时任总统萨科奇公开表示：“伊斯兰头巾不是一个宗教标志，而是妇女受到压制的标志。我郑重地宣布，伊斯兰头巾在我们的领土不受欢迎。”[19]（P136）“他们认为实施这样的法律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纯洁性，并体现其基本价值观，即共和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彻底实现政教分离，以此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标。” [24]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明确支持在学校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做法。[25]由此引发了欧洲国家穆斯林族群和穆斯林社团的强烈反对。显然，欧洲国家已经陷入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描绘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立与冲突之中，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与社会根基正在被摧毁。

三、欧洲终结多元文化主义何以可能？

曾经盛极一时、广为赞誉、取得辉煌成就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而今正遭受着穆斯林族群人口膨胀、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恐怖主义袭击和伊斯兰教影响日益扩大的强有力的冲击。对此，欧洲主要国家的政要纷纷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主张终结实施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多元文化主义还能走多远？

首先，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倒退。发生在欧洲国家的系列爆炸案和枪击案，震醒了陶醉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美梦中的西欧各国政要，他们纷纷表示，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相继宣布本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10年10月时明确指出：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彻底失败”。因此，穆斯林移民需要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显然，德国今后将更加重视以基督教价值作为核心的“德意志主导文化”[19]（P135）。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明确表示： “在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之下，我们鼓励不同的文化独立发展，甚至独立于主流文化，导致一些年轻的英国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思潮，英国因此也面临着极端主义的威胁。如果我们要打败这个威胁，现在是将过去的失败政策翻过去的时候了。”因为，多元文化的旧政策导致了族群隔离，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19]（P136）2011年2月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宣布：法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他说：“这（文化多元主义）是个失败，当然我们必须尊重差异，但我们不想要……一个各种团体并存的社会。”“法兰西国民无法接受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失去男女平等……让小女孩失去上学的自由。”“我们的穆斯林公民，与其他公民一样，当然可以信奉他们的宗教。”但“在法国，不想看到人们在大街上用明显的方式祈祷”[26]。来到法国的新移民必须让自己认可法国所崇尚的普适价值。2011年6月，荷兰内政与王国关系大臣认为，“随着政府移民政策的变化，荷兰原有的多元文化社会模式将成为历史”。认为现在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各族人民间的隔阂逐渐扩大，这就是重新推广以荷兰本土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社会政策。[27]由此可见，欧洲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现了全面危机，坚持对外国移民实施主流同化的社会政策主张似乎成为主流。

其次，全面终结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何以可能。尽管西欧国家的政要纷纷宣布终结实施数十年、曾引以自豪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实际上，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回到单一文化主义的同化移民政策的老路上，根本就行不通。一方面，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再是单一民族的、同质的、纯粹的一元文化，而是多民族的、异质的多元文化。即使在二战以前或者穆斯林族群移民欧洲之前，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荷兰，都是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的统一体。正如盖瑞斯·詹金斯所言：“正如从来不存在某些本源性的‘英国民族一样，很显然也从不存在某种‘纯正的英国文化。……每一次移民和侵略——包括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诺曼人等——都会添加新元素。这些文化自身也从其他文化吸取营养，就像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那样。如此看来，试图回溯到某个‘根本性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文化总是早已经‘不纯粹。”[22]上述结论在我们讨论法国、德国、荷兰的本土文化时也同样有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从其根源上来看，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历史上的常态。因此，当代西欧国家政要试图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重新回到欧洲国家单一民族的纯粹本土文化的路上，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施以往曾经实施的对外国移民的同化政策，也是不可能实现外国族群，尤其是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与西欧国家主流文化的社会融合的。从历史上看，传统的移民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如西欧国家，对待外国移民，都曾采取过严厉程度不同的同化主义的移民政策。但实践证明，在拥有众多族群、多种族、多宗教文化并立的国度，这种同化主义的移民政策无法实现外国移民与移民国主流社会融合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目前多民族、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同时并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欧洲国家，面对着日益强大的穆斯林族群和伊斯兰教，完全终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施同化主义政策，实现穆斯林族群与欧洲国家族群的融合以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完全融合，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新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解决欧洲国家族群分离、民族分裂和宗教冲突的唯一现实路径。实施多年的现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所以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最重要的原因是：

其一，现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暗含着欧洲国家主流民族的基督教“核心文化”与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伊斯兰“边缘文化”之分，并给予了区别对待。西欧国家从来就没有平等对待主流族群与外来族群以及分属于上述不同族群的宗教文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下，充满了对日益壮大的穆斯林族群及其笃信的伊斯兰教文化的歧视。从族群的视角来看，欧洲国家的民族优越感和排外情绪始终存在。穆斯林族群在教育、就业、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始终处于被歧视的边缘位置，尽管他们出生和成长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荷兰语，但他们属于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二等公民。从族群笃信的宗教来看，尽管在欧洲国家建立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清真寺，但其建设的资金来源和在清真寺中布道讲经的伊玛目，普遍来自于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如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等，而不是欧洲国家。在这种背景下，笃信伊斯兰教的欧洲穆斯林如何从欧洲国家获取民族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的双重认同呢！

其二，欧洲的穆斯林族群不应当拒绝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在笃信和捍卫的伊斯兰教伟大的同时，同样接纳伟大的基督教的存在，而不是将其视为水火不容的异教。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没有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除了遭受欧洲国家的种族歧视以外，也与自己的“自我封闭”、自觉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隔离”紧密相关。另外，穆斯林所信奉的、谋求拯救世界的伊斯兰教极大地激发了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感情，信徒们也都视它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以捍卫伊斯兰教为名的一切行为似乎也都是合理的。但这背后隐藏的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恶性膨胀的自尊、缺乏对信奉基督教的“异教徒”的宗教宽容和对基督教同样拯救人类和世界的肯定。基于此，传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必须变革和创新——创建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将“不是一种文化拥有优于另一种文化的特权，而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文化，将其视为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因素只会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都应该抛弃自身文化中的狭隘因素，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民族共生，不仅不会导致文化根基的丧失和社会的分裂，相反能促进文化上的认同感”[28]。显然，这种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确立对待不同文化的平等性和不同文化的社会进步性；二是坚守不同民族文化与宗教都应具有的宽容精神；三是扩展不同文化的共生和认同根基。只有坚持和实施这种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欧洲国家才能面对民族、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的不可逆转的现实，恰当地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欧洲国家族群和谐共处、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

毫无疑问，欧洲地区的人种、族群、文化和宗教的日趋多样性，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必须面对的、不可更改的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这就注定了单一同化主义政策必将失败。尽管传统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但不断完善和丰富的新型多元文化主义依然是欧洲国家消除主体民族与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内的外来族群的分裂状态，实现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众多文化的共同繁荣的唯一现实路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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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卫报：戴“穆斯林头巾”在法国被禁，http：//style.sina.com.cn/news/f/2011-03-07/103774819.shtml.

[24] 宋全成：《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2期.

[25] Putin Backs Hijab Ban in Russia Schools，http：//www.onislam.net/english/news/europe/460521-putin-backs-hijab-ban-in-russia-schools.html.

[26] 孙力舟：《萨科齐宣布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载《青年参考》2011年第2期.

[27] 新华网：《荷兰政府称将放弃多元文化社会政策》，http：//money.163.com/11/0617/23/76PPDV6S00253B0H.html.

[28] 方长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