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萍+高子清

摘 要：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石油价格上涨不可逆，生物燃料开发不可放弃，发达国家的粮食武器战略不能阻止，气候恶化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较为现实且长效的路径是进行跨国农业合作。中国与俄罗斯同样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两国通过农业深度合作，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可以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稳定粮食价格，规避世界粮食危机引发的粮食安全风险。

关键词：粮食安全；中俄农业合作；农业资源配置

作者简介：张金萍，女，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农业政策研究；高子清，女，经济学博士，哈尔滨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黑龙江省种植业保险经营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3A004；黑龙江省博士后科研启动资助项目“扶持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LBH-Z10046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6-0001-09

2012年的特大干旱对美国农业造成重大打击，俄罗斯也面临9年来最严重的粮食歉收现状，全球两大粮食出口大国减产，造成世界粮食供应紧张。201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58 957万吨，粮食进口8 025万吨，粮食进口占全年粮食总产的13.6%，超过中国限制的粮食安全“红线”（95%自给）8个点。如果将大豆归为油脂类别，中国粮食进口量为2 187万吨，这一数据虽然仅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7%，但是却为2011年同期的三倍多。中国粮食安全虽无近忧应有远虑。

粮食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1974年11月第一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就提出了粮食安全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不仅震动了中国，也震醒了世界。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引发的世界粮食危机，更是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英国著名的风险分析公司Maplecroft合作研究公布的2010年和2011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数据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均被评为“中度风险”，双方共同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而在构筑未来粮食安全体系、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过程中，跨国农业合作是中国与俄罗斯政府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中俄粮食安全的内外环境分析

影响一国粮食安全的因素不仅来自国内，更与国际粮食安全大环境密切相关。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国内粮食供求环境不同，却面临共同的国际环境，可以说两国目前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内外交困的结果。

（一）中俄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

1. 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引发石油农业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石油农业具有高产、高效、省力、省时、不施粪肥、经济效益大等特点，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有利于解决因人口激增而引起的世界粮食供求矛盾，“二战”后这一农业发展模式很快由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农业的主要发展模式。但这一模式是建立在石油廉价基础上的，而廉价石油被1973年的“石油危机”打破，由1949—1970年平均约1.90美元/桶，上涨到3.01美元/桶。之后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到2013年5月，国际原油价格仍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即使排除美元贬值等因素，40年来石油价格上涨，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和流通成本，这是造成国际粮食价格持续走高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2. 生物燃料革命打破了世界粮食供求平衡。由于世界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在政府高补贴政策激励下：一方面，欧美一些传统农产品出口大国将玉米、菜籽、棕榈油等转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在耕地资源配置上向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倾斜，改变了农业生产格局，世界银行的几份研究报告都表明，粮食价格的上涨至少有75%的原因直接与生物燃料有关。生物燃料革命不仅造成了世界市场粮食供给的减少，更引起了市场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和恐慌，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预期。

3. 全球气候异常造成世界粮食主产国减产，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尽管现代工业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出量，但从根本上来说，农业无法摆脱耕地和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制约，仍然属于“靠天吃饭”的弱质产业。

4.“粮食武器化战略”和对自由贸易的认识误区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能力。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将粮食作为世界经济战争的战略“核武器”，通过高额补贴政策、高技术支持、大量资本投入以及市场操纵等手段，扭曲了农产品市场价格，而国际粮食价格走低迫使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粮食种植者转种其他产出和效益更好的经济作物，导致这些国家粮食自给能力下降，不得不依赖进口维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倡导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不恰当的解读，钝化了发展自身农业的愿望，主动放弃粮食生产，以廉价粮食进口来替代国内生产，将国家粮食供给维系在粮食出口国的出口意愿和价格意愿上，完全失去了国内粮食供给和价格的控制权。

5. 频发的粮食危机使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粮食安全战略，加剧了世界粮食供给紧张。由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交互作用，世界粮食供给危机频发，为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传统粮食净进口国加速粮食进口，以确保国内粮食供给稳定；一些出口国家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和粮食安全，则采取一系列限制出口措施，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市场粮食供给短缺和市场恐慌。

6. 世界经济低迷，大量游资转移到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粮食期货作为重要的金融产品被资本市场投机者利用，世界大量的粮食贮备被掌握在实力雄厚的国际基金炒家手中，进一步推动粮食价格上涨。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内部环境

乐观来看，中国通过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土地合理配置和改良、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等措施，以目前的粮食生产力和潜力，足够养活16亿人口。中国2008—2012年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4.896‰，按2012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54亿推算，年增人口不超过663万人。考虑到近年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递减，以年增长600万人计算，到2050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但是这种乐观的推测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耕地面积不减少，耕地质量不下降，淡水资源充足，实现农业现代化。

悲观来说，资源瓶颈是制约中国粮食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首先，中国耕地资源不足，增长空间有限。其次，频发的自然灾害，掠夺式耕种使土壤越来越贫瘠，未经处理的居民生活垃圾、工业“三废”及农业面源污染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不断下降，目前已经逼近临界值。最后，可用于农业灌溉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且地区分布差异性极大。

此外，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存在粮食增产的潜力，但由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有限，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生产力有待提高。

（三）俄罗斯粮食安全的内部环境

如果说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障碍是资源约束，而俄罗斯正恰恰相反。俄罗斯的农业资源丰富，但生产的农产品数量却与其拥有的资源地位不相称，同样面临粮食安全问题。

1. 俄罗斯耕地资源丰富，但使用率不高。俄罗斯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比重为8.66%，居世界第一，人均耕地面积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0.84公顷）；同时，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黑土带，粮食的生产潜力不是问题。但俄罗斯地广人稀，农业劳动力不足，大量耕地撂荒。目前俄罗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仅为840万人，每个农业劳动力占耕地15.7公顷。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近十年来约有1400万公顷耕地荒废闲置。

2. 由于气候条件约束，粮食虽然是主要作物，但品种单一，产量低。俄罗斯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气候条件，大部分地区地处寒带，过于寒冷的气候使大部分土地不适宜耕种。在全球粮食生产总量中，俄罗斯生产的粮食仅占3.4%，如果遇到灾荒年，粮食还需大量进口。此外，很多土地由于水热条件限制，只能种植土豆、小麦等少数作物，且只能一年一熟。2009—2012年的高温干旱天气、2010年的火灾，以及2011—2012年两个冬季异常寒冷的天气，导致俄罗斯粮食产量持续下降。

3. 粮食价格机制扭曲，粮食生产成本持续提高。苏联时期重工轻农经济发展模式的后遗症在俄罗斯农业领域依然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始终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内粮食价格机制不健全，导致国内外粮价存在较大差别，诱导粮食大量出口，影响了国内供给。由于俄罗斯长期以来对粮食生产投入不足，粮食生产高度依赖土壤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俄罗斯虽然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大国，但其国内汽油、柴油和化肥等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农资价格却逐渐与世界接轨，而且农业机械很大程度依赖进口，且不享有定价权。此外，俄罗斯国土辽阔，冬季气候严寒，交通条件较差，由于粮食生产与消费地不完全对接，需要国内调运，粮食国内物流成本较高。粮食生产的高成本和低收益使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4. 农业扶持政策不配套，支持力度不够，粮食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俄罗斯粮食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国内农业发展状况不佳造成的。俄罗斯是传统的重工业国家，农业相对于其整体经济发展而言比较落后。近十年来，俄罗斯在农业发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在保护俄罗斯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俄罗斯农业发展需要相比，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政策不全面及相互匹配度低，在短期内很难保证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

5. 农产品进口比例高，食品进口已经超过安全界线。俄罗斯粮食年需求量高达7 000～7 500万吨，但其粮食产量长期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粮食进口约占国家进口总额的35%，居第二位。[1]近十几年来，虽然俄罗斯粮食生产增长速度很快，但农产品进口额仍持续大幅增长，根据俄罗斯海关局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农产品贸易持续保持逆差，农产品进口从2000年的74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24.76亿美元。由于国内生产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预计俄罗斯农产品进口仍将继续增长。目前，俄罗斯食品进口约占消费量的40%，比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界线20%高出1倍。

6. 入世对粮食生产与进出口的影响喜忧参半。2011—2012年度，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入世对其粮食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机遇，成员国取消了对俄罗斯粮食进口的限制，俄罗斯粮食生产优势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但入世对俄罗斯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俄罗斯是新兴经济体中的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主要进口的农产品包括肉类、加工食品、水果以及蔬菜等。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俄罗斯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0%降至7.8%，其中农产品总体关税水平将由目前的13.2%降至10.8%，这将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农产品进口规模扩大。[2]

粮食既是人类的口粮，也是禽畜业的饲料，更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粮食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不能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应遵循国家安全战略，因此，中国13.45亿人口的吃粮问题不能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必须自己掌握粮食市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二、中俄农业深度合作的基础

虽然中俄两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农产品净进口大国。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和近几年的自然灾害频发给中俄两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中俄地缘接近，农业资源各具优势，可以通过两国农业的深度合作共同保障粮食安全。

（一）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中国和俄罗斯均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两国的粮食安全也是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近几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这为两国农业深度合作奠定了认知和政策基础。

早在1996年，中国政府就设定了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大主粮95%的自给率的“红线”。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2008年7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12年）》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粮食生产的具体目标；为守住自给红线，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还明确提出了“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十二五”规划指出，发展现代化农业应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同时，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粮食安全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2007年6月，时任俄罗斯农业部长的戈尔杰耶夫建议成立“粮食欧佩克”，以协调世界粮食贸易，平衡供求关系。2008年11月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了俄罗斯农业政策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是用国产农产品和食品保障居民需求。[3]随后在2009年5月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4]在2010年1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构想》中提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是：为居民提供安全和优质的农产品、海产品、食品原料和食品。其中，国内生产的稳定性和有必需的储备是达到粮食安全的保障。在这一构想中规定了各种粮食安全标准，其中谷物不低于95%。[5]

（二）两国共同面临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任务

传统上，中俄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相似，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主，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导致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虽然中国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启了农业和农村改革，但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农业仍然是国家经济的薄弱部门，远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体系。俄罗斯农业改革相对中国较晚，直到1999年农业才开始出现转机。从1999—2012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由于其粮食生产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自然条件，低温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起伏不定，例如，2010年的火灾和2012年的严重干旱，粮食产量均大幅度下降。因此，相同的农业发展阶段为中俄两国通过农业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共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

（三）相似的生产条件提供了更大农业生产与技术合作的空间

俄罗斯粮食种植地带的纬度普遍高于中国，但其粮食种植带的土壤、气候、作物生育期和作物结构等与中国北方省份相似。俄罗斯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小麦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耕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小麦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带：东部与中国黑龙江省接壤的由北向南的条状地带；中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由东到西的条状地带；西部的欧洲国土南部。俄罗斯种植的春小麦与中国黑龙江、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省区春小麦生产条件类似，种植的冬小麦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冬小麦生产条件相似。因此，在小麦新品种培育，农用机械设备、农药、化肥等生产和使用上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四）中俄农业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互补效应明显

农业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差异和农业产业结构不同是中俄两国农业合作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为双方农业深度互利合作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农业生产要素可分为基本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其中，基本生产要素中的人均可耕地资源、人均水资源、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中央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比重等4项指标俄罗斯具有优势，中国在劳动力资源上占有优势；而在高级生产要素中，俄罗斯仅在道路建设水平上占有优势，在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机械拥有量和水利化程度4项指标上中国占有优势。[6]在上述生产要素中，不可移动的俄罗斯丰富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与可流动的中国具有丰富种植经验的劳动力资源、较充裕的农业资本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通过优势互补和扬长避短，充分挖掘两国现有农业资源的潜力，提高农作物的产出量和质量，促进双方农业快速发展。

（五）总量短缺与结构差异为中俄农业深度合作提供了市场基础

俄罗斯自身无法满足的巨大的农产品市场需求是中国对俄罗斯境外农业开发的最大动力。虽然近几年俄罗斯农业发展基本满足了国内粮食的需求，小麦还实现了出口，但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产品如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畜产品、大米等还需要进口满足国内消费需要。而大量进口农产品会威胁国内农业安全，这给中国对俄罗斯境外农业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在市场需求方面，两国均为农产品净进口国，既存在总量短缺，也存在结构短缺。中俄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可以通过相互进出口调剂不同品种农产品的余缺。目前，俄罗斯进口除小麦以外的大部分农产品，特别是远东地区农业生产能力逐年下降，农产品市场需求矛盾日益突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俄远东地区粮食每年缺口80万吨，蔬菜每年缺口40万吨，肉和肉制品每年缺口40万吨，奶和奶制品每年缺口60万吨，水果每年缺口40万吨，饲料粮的缺口更大。这些短缺的蔬菜、水果等正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而远东地区与中国最大农产品生产地带和最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接壤，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满足需要。

（六）地缘接近和口岸相连为农产品进出口提供物流便利

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4350多公里，其中西段与新疆边境54公里，虽然没有陆路口岸，但有新欧亚大陆桥经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与旧欧亚大陆桥相连；东段五个联邦主体（赤塔州、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州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与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三省有4300多公里边境线，共有23个口岸与俄罗斯相通（仅黑龙江省就有18个口岸），而且这些口岸种类齐全，既有铁路口岸、公路口岸，还有水运口岸。其中，铁路与公路口岸均与中俄两国国内公路网和铁路网相连，为农产品进出口提供物流便利。

（七）俄罗斯农业改革和入世为中俄农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与环境基础

2001年，俄罗斯通过了农业土地改革法，为创建农业土地市场和解决土地的所有权、购买、出售、出租等问题铺平了道路。从2005年起，农业成为俄罗斯优先扶持发展的四个领域之一。之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其中，2010年1月发布的《俄罗斯联邦食品安全构想》将国家未来工作放在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提高产出率，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完善粮食物流系统，开发新技术对粮食原料进行深加工等方面，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俄罗斯现行法律允许将土地长期租给外国人，允许个人或外国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这为中俄两国农业合作从进出口贸易扩展到投资、生产、科技等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入世后，俄罗斯对外贸易秩序逐步规范，国内市场环境持续改善，这为中国农产品对俄出口和与俄方进行农业生产合作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贸易环境和市场环境。俄罗斯入世后，农产品关税根据入世承诺会相应下调，农产品市场逐步开放；海关对粮食市场的保护水平将下降30.5%（最终税率14.9%），对粮食加工产品的关税税率降低26.1%（最终税率10.5%）；进口农用机械关税从15%降至5%，而二手农用机械的关税将全部取消。此外，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农业机械采购中的国家补贴应平等地扩展至进口商品，这会促进中国农业机械向俄罗斯出口。

三、中俄农业深度合作的路径选择

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扩大农业国际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中俄农业合作对于中方来说，其重点是“走出去”，通过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与俄罗斯进行农业深度合作，以实现以下两个合作目标，共同保障两国粮食安全：一是通过投资俄罗斯农业生产领域，满足俄罗斯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达到其农产品95%自给目标；二是部分中国短缺的农产品回销中国，保障中国农产品市场供应，稳定国内粮食价格。

（一）集聚合作区域：以俄远东地区为主

目前，俄罗斯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是远东，远东合作的最佳对象国是中国，因此，在农业合作区域选择上应以俄远东地区为主，逐步拓展到俄罗斯腹地。

1. 俄罗斯将开发远东地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2007年，俄罗斯政府制定了针对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新战略，希望通过“东进战略”带动该地区运输、能源、农业等整体发展。2012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远东地区的发展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同年5月，俄政府为推进远东地区开发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伴随着2012年8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首次承办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24届APEC峰会，标志着俄罗斯以崭新的姿态回归远东地区。应该说，俄罗斯远东大开发及其农业发展需要为中俄农业深度合作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 俄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农业资源丰富，但农业发展落后。俄远东联邦区面积616.9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面积的36.1%，是俄罗斯面积最大的联邦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区人口626.3万，占全俄总人口的4.38%，人口密度1.02人/平方公里，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耕地大量闲置。远东联邦区包括9个联邦主体，其中与中国接壤的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州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等4个联邦主体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气候条件优越、无霜期较长，降水充足。由于苏联和俄罗斯一直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国土的欧洲地区，远东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一直是薄弱行业，农产品自给率低，需要大量进口。这为中国对俄农产品出口和在俄农业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3. 合作区域集中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的4个州以及西伯利亚的赤塔州的粮食种植条件与中国东北地区相似。根据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判断，这些地区适合种植小麦、马铃薯、大豆和水稻等作物，而这些作物也正是中国横跨黑、吉、内蒙古的最大商品粮生产基地主要作物。通过建立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基地，科学合理地安排不同作物的生产布局，集中区域连片种植，这既便于管理，也易于实现规模效益，从而释放巨大的区域集聚效应。[7]在实现农业生产产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地产农产品深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并借助地缘区域优势，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二）升级合作方式：以投资开发为主

自1982年黑龙江省恢复边境贸易后，中俄农业合作逐步开始。但中俄农业合作方式一直以贸易合作、劳务输出为主，农业生产合作、科技交流与合作、投资开发合作比重较低。在新的粮食安全环境下，中俄双方应提升合作档次，调整合作方式，即以投资开发合作为主，带动农业科技合作、农产品贸易合作和劳务输出合作。

1. 俄罗斯具有良好的农业投资政策环境。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农业开发，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俄罗斯现行法律允许将土地租赁给外国人，地方政府有权将土地对外出租和调整土地租金，有的地方政府在合作前期实行土地零租金政策，或只收取象征性的租金；根据投资规模，土地租赁期最长延至49年。由于劳动力不足和农业生产低收益，俄罗斯有大量的耕地荒废闲置，其中，约600公顷不需要特别投入即可变成可用耕地。虽然，近些年来，日本、新加坡等国也开始在俄罗斯大量买地、租地，由于这些国家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更多的是通过“囤地-卖地”模式获取利润。中国在俄罗斯进行境外农业开发时间较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同时，地缘接近和丰富的农业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使中国更具有农业投资开发优势。此外，为了鼓励农业投资，俄罗斯调整了税收政策，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企业所得税为20%、个人所得税为13%，入世后农产品平均关税降到10.8%。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放宽了境外劳动力进入的许可政策，劳务人员可以一次性办理一年暂住证。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汇兑政策，卢布可兑换美元和人民币直接汇到中国。

2. 借助对俄农业投资带动劳动力转移和生产资源转移。境外直接投资不仅是资本投入，还会带来劳动力、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转移。首先，种植业是典型的土地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俄罗斯农业的投资开发可以带动劳务输出，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是进城打工，但城市下岗和待就业人员不断增多导致城市就业压力较大，而且，农民到城市打工失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技能优势。跨国劳务输出不仅可以转移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还可以充分发挥农民自身优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2000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中俄短期劳务协定》，为规范和发展双边劳务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到俄罗斯从事租赁土地耕种的业务，弥补了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的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但是多数农业劳务输出是松散的无组织的个人行为，为保障农民在俄利益，应由地方政府出面组成劳务输出和管理公司，对到境外务农人员进行生产技术、语言等方面的培训。同时，设立专门机构不定期对在俄罗斯的农业生产者进行指导和开展相关信息技术的电话和网络咨询。其次，境外农业投资不仅可以带动两国农产品进出口，还可以带动农业投资所需要的农机和农资进出口。俄罗斯国内农机生产企业每年产值大约10亿美元，市场占有率在入世后会进一步下降到10%～15%[7]；俄罗斯农机使用率虽然较高，但由于农业投资不足，农机普遍陈旧，中国农机拥有率高且生产能力强，俄罗斯市场农机供给不足给中国农机出口俄罗斯提供了市场空间。以在俄罗斯长期租地产业化种植水稻为例，投资企业需要建设灌溉基础设施，建立晾晒厂、烘干塔、仓库、机械修配厂等厂房，置办打药机、抛肥机、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并且建立加工厂将种植水稻收回的大米装袋，这些投资行为会带动中国农业机械出口；在种植水稻过程中需要种子、农膜、农药、化肥等农资，而俄罗斯大部分农资自身供给不足，也需要从中国进口，因此会带动中国农资出口。最后，两国农资生产结构差异也为农资进出口奠定了基础。俄罗斯是化肥生产和出口大国，2012年俄罗斯出口中国产品中，化肥位居第四，1574亿美元，占比6.%。中国主要从俄罗斯进口钾肥，但中国的氮肥和磷肥出口，双方通过贸易合作达到相互调剂余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