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视角下我国区域内社会事业发展差异的衡量*——以三大区域内有代表性的省份为例<br/>

基于协同视角下我国区域内社会事业发展差异的衡量*——以三大区域内有代表性的省份为例

2014-11-16刘贵芬

湖湘论坛 2014年1期

关键词：指标体系协同区域

郭平，刘贵芬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 410079)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的背景

追求区域协同发展作为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工作目标，不仅在发达国家受到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我国，区域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同时期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早期，周恩来总理认为，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发展的“百年大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阐述了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携手合作共同发展》主旨讲话，提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待国际发展如此，对待国内发展更是如此。2003年在抗击非典斗争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几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

2.研究的意义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出以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关系以及我国社会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区域内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和发展差异测度问题的研究还少之甚少，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在已有的指标体系上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的社会事业协调和协同发展情况进行测算，让大家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我国当前区域内部间社会事业发展的现状、优劣势所在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而为区域社会事业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使其向着更加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文献回顾及评述

1.文献回顾

在我国提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这方面的研究犹如汪洋大水一般涌现各个媒体，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关于区域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这一主题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1)从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的角度。韩兆洲(2000)、汪波，方丽(2004)、朱芸芸(2011)、陈旭亮(2006)、王新华(2011)，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了筛选，并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鉴别力分析、问卷调查、征求专家意见等方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多重实证筛选，最终建立了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与典型相关分析和各个指标权重的确定。利用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结合实证研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胡晓立(2008)、杨贺，刘金平，蒋正举(2011)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对长三角地区76个县域的社会经济数据运用主成分和协调发展函数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级层次体系呈现圈层结构;空间分布区位优势明显，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均衡，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存在核心圈层发展度高但协调度不高、内圈层带动作用有限、中圈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等问题。叶文辉，姚永秀(2011)基于2000～2007年数据分析了西部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与地区差距，得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远低于东部、中部、全国平均水平是不争的现实。社会设施的建设要更多考虑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受益的公平、普惠和可及性。西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应从义务教育拓展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领域。

(2)对社会事业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比如教育、社会保障等。李炜，周永康(2010)建立一套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结合湖南省具体实际，通过指标间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最终确定一套适合湖南省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指标体系。刘六生，李江云，伊继东(2010)以固定结构下的高等教育决策单元为模本，基于云南14个地州的高等教育投入产出实际，采用 DEA评价的C2R模型对云南高等教育结构协同性进行分析。周凤莲，乔喜家(2010)从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现状、设计原则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三方面进行了浅析，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指标体系起到了重要的的作用。

2.文献评述

已有的研究虽然涉及了社会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区域社会事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针对社会事业中的一个子项目，比如教育、社会保障，对于整个社会事业的协同发展水平的研究几乎没有。

(2)关于区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地区社会事业的协同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研究整个区域内部社会事业的协同发展程度的论文较少。

二、指标的选取

(一)指标的选取

由于社会事业包含很多方面，主要有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所以本文从以上四个一级指标入手选取社会事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我们将衡量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所有指标分为两大类——数量和质量，详细的指标见下表1。

其中，生育保险覆盖率=享受生育保险的人数/生育保险参保人数100%，工伤保险覆盖率=领取工伤保险的人数/工伤保险参保人数100%。

表1 社会事业指标体系

三、概念界定及标准确定

(一)协调度的概念及计算公式

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是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因此本文引用物理学中容量耦合以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定义协调度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系统协调度的计算公式:

协调度(CI)反映了两个区域间的社会事业在t时刻的协调程度，对于判断区域间社会事业发展的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协调度在有些情况下却很难反映出区域间社会事业发展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特别是在对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耦合度的上、下极限值一般来自各地区基准年期值和发展规划值，仅仅依靠判断有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各个地区间社会事业发展都存在相互交错、动态发展和不平衡的特征。

(二)协同的概念以及计算公式

所谓协同发展，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协同发展模式的哲学内涵不难看出，其核心在于“和谐”二字。由于协调度在衡量区域间社会事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的众多不足，本文构造了区域间社会事业协同度函数，用它来判断区域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协同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F=(f1+f2)/2，表示t时刻两区域间社会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三)协调类型的判定

计算出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的数值以后，协调类型的判定也很关键，下表2给出了不同的协调度之所属的协调类型。

表2 协调类型判定

(四)协同类型的判定

根据耦合协调度 D的大小和耦合阶段，可以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粗略分为:

表3 协同类型的判定

四、区域社会事业发展协调度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2年-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来源，综合搜集了2001-2010年北京、上海、福建、湖北、湖南、山西、云南、陕西、新疆社会事业发展相关数据，个别数据以当年综合发展水平为补充。依据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东部——北京、上海、福建;中部——湖北、湖南、山西;西部—云南、陕西、新疆九个省份省2001-2010年社会事业相关指标的数据，令X1:高等学校师生比;X2:特殊教育学校数;X3:高等学校数;X4: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X5: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X6: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X7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X8:诊疗人次数;X9:急诊病死率;X10: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X11:每千人口注册护士;X12: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X13: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X14:城镇登记失业率;X15: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X16:工伤保险覆盖率;X17:失业保险覆盖率;X18: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X19:生育保险覆盖率;X20: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二)数据预处理

1.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由于指标数据的原始数据量纲不同，故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进行赋值，由于熵权法是一种可观的赋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具体的赋权过程如下:

(1)为了避免求熵值过程中对数计算的无意义，对数据进行了非零化处理。

(2)对指标做比重变化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度

(5)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2.各个指标的权重

根据以上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各个省份社会事业发展综合水平的衡量指标权重如表4所示:

表4 各省社会事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的权重

(三)社会事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1.社会事业综合发展水平函数

前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各个指标的权重，对于综合发展水平的衡量，一般采用几何加权平均法或者线性加权平均法，在这里我们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法。

2.各省社会事业综合发展水平值

从表5可以看出，各个省份的社会事业综合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山西和新疆的社会事业早期发展滞后，但后期发展较快，上海和云南的社会事业综合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滞后，福建和湖北的社会事业综合水平一直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然而这些分析仅仅代表了各个省份社会事业发展的综合态势，他们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计算。

表5 各省社会事业发展综合水平值

五、区域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性和协同性评价

(一)两两区域间协调度

根据表5个各省社会事业发展的综合水平值，利用公式(1)计算可以得到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两两省市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度，如图1:

图1 三大区域内历年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度

我们发现:2001-2010年，西部地区内部的协调度一直相对处于最高水平，但是西部地区整体协调度还不是很高，2001-2008年基本上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的是失调状态，2008-2010三年间协调值发展较快，从2008年的勉强协调到2009年的初级协调，再到2010年发展为中级协调;东部地区内部起初协调度较高，但是后期发展缓慢，最终处于最低水平，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协调度最低，10年来一直处于失调状态，北京和福建以及上海和福建2009年以前也均处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2010年才达到勉强协调的标准;中部地区内部虽然最初协调度很低，但是后期发展较快，且最终居于第二，但是中部地区整体协调度较低，2009年以前一直处于失调状态，湖南和山西2001年处于极度失调状态，2004年以前除了湖北和湖南其他省份间均处于严重失调状态，2005-2007年处于中度失调，08年发展为轻度失调，09年为濒临失调，一直到2010年才处于勉强协调的状态。

(二)协同度

在得到协调度的基础上运用公式(2)，可以得到对应的协同度，如图2:

图2 三大区域内历年社会事业发展的协同值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0年间，我们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社会事业发展的协同度相对较高，最终都处于高度协同的状态。东部地区2004年就达到高度协同状态，为最早达到高度协同的区域，但是后期发展缓慢，最终协同度最低;中部地区内部的协同度从2001年的最后位发展到了2010年的第一位，由最初的低度协同发展到后来的中度协同，再到2006年以后的高度协同，这说明中部地区内部2001-2010年间协同发展的水平速度最快;西部地区内部的协同度由2001-2010年间发展相对较快，2001-2002年处于第度协同状态，2003-2007处于中度协同状态，2007年以后达到了高度协同，综合协同水平仅次于中部地区。

六、协同结果分析

(一)东部地区

2001-2010年间，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区域间的协同值发展最为缓慢，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2001年北京和上海的协同度最高，为0.4188，属于中度协同，但是到2010年，这两个地区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协同度也仅为0.6931，虽然处于高度协同状态，但是发展水平缓慢;北京和福建这两个地区间社会事业的协同值由2001年的0.3799，属于低度协同状态发展到了2010年的0.7305(高度协同)，这主要是由于福建2001-2010年间社会事业投入较多，发展水平迅速;2001年上海和福建的社会事业协同发展水平处于第二，达到中等协同，且后期发展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