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钓鱼岛之争是近几年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特别是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购买所谓的“尖阁诸岛”(即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的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之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中日争执迅速演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因为这一事件如果引发中日这两个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战争，将有可能成为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未来发展格局与走向的导火索。

对于日本“购岛事件”及其引发的中日政府层面的外交危机，许多人从多方面探讨过其原因与可能产生的后果。钓鱼岛争端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从历史、法律、经济、军事、外交、国防、政治、民族情感、国土资源等角度分析其原因与未来处理办法都有一定道理。①近几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可参见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12页;蒋立峰:《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32-48页;郭新昌、王娜娜:《中日钓鱼岛争端评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42-46页;吕增艳:《中日两国领土意识比较论》，《长白学刊》，2013年第1期，第113-116页。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钓鱼岛之争是中日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何近几年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只有解释清楚了此问题，才能正确预测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国际经济地位变化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而且未来中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变化趋势会成为影响中日未来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

一、中日国际经济地位变化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1960年中国的GDP甚至还超过日本，中国为613.7793亿美元，日本为443.0734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②〛根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从公元1年到182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按“国际元”计算的GDP)约为日本GDP的10倍，1950年中国的GDP(按“国际元”计算)是日本的1.5倍。参见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后文若无特殊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至70年代后期，苏联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态势，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交恶，势同水火。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始到7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封闭。正是在这一段时期，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快速从战争废墟中恢复，①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制订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过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明确目标。这个计划的实施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这一计划的详细内容见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商务印书馆，1980年。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中国与日本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日本GDP扩张到9967.4176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只有1481.7886亿美元，日本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6.7倍，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日两国差距的峰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按2000年可比价格计算，1978-2011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增速在发达国家中居榜首，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股票价格持续猛涨，经济总量一度达到中国的10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倚仗经济总量方面的优势，在全球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甚至有日本人盛气凌人，宣称“要买下整个美国”、“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等。②参见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12页。然而这种好景并未持续几年。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率先破灭，房地产泡沫也随之破灭。“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几年负增长。中国的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与日本80年代后期先扬与之后的长期后抑，导致中国于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从而取代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当年价格计算，2011年中国GDP为73184.9927亿美元，而日本的则为58671.5449亿美元，日本与中国的差距出现扩大趋势。1960-2011年中日经济总量演变轨迹见图1。

考察1990年以来的增长率变化，会发现日本最近二十多年一直在衰退的泥潭中挣扎，而中国快速增长的势头并未改变。1990-2011年这22年内，日本出现了五次负增长，而中国大部分年份的增长率都超过了9%，详见图2。日本与中国的这种截然不同的增长态势使得中国迅速反超日本，取代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中国与日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发生了明显逆转。

图1 中日经济增长轨迹对比

图2 中日增长率对比

二、中日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比与中日争端的基本原因分析

上述一涨一落的变化，使得中国与日本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与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独步全球，如今已是风光难再。而中国的影响力节节攀升。曾几何时，日本曾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压倒中国。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自此中华民族出现空前危机。1900年的“庚子之乱”(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及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均表明日本在综合国力与军力方面全面超过中国。然而，一个世纪后，这种格局已经彻底改变，中国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全球最大的十个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巴西、英国、意大利、俄罗斯与印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十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超过全球GDP总和的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这十个国家。但这十个国家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日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超过10%，而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贡献率不足5%。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攀升，乃至于在“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

由表1可知，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从中国的“八五”时期(1991-1995年)开始，中国对全球的贡献全面超过日本，并于“十一五”时期超过美国。在“十一五”时期，中国的贡献率超过世界十大经济体中的其他九个国家的贡献率总和。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在这种格局下，日本的失落与“妒忌”可想而知。日本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应该是包括钓鱼岛之争在内的所有中日争端的基本原因。

表1 不同时期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全球增长贡献率 增量:亿美元;贡献率:%

单独比较中国与日本近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能充分说明中日两个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天壤之别。由表2可知(见下页)，在最近十年(世界银行2012年数据暂缺)中，日本有三年为负贡献，而且起伏不定，而中国的贡献一直不低于1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了全球摆脱金融危机困境的最大希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引擎，因而在全球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不断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触及日本的利益。就日本而言，不断衰落而又不甘心被中国逾越，与中国直接争斗并极力挑唆与怂恿周边国家同中国搞摩擦，实际上是这种纠结心理在作祟。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国力昌盛，目前中国有充足的实力同日本周旋与对抗，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由于长期积弱而饱受日本欺凌，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无论是当今政府还是国民对曾经遭受的来自日本的伤痛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必然从骨子里不愿意再承受日本的挑衅。上述两个方面便是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的基本缘由所在，也是所有其他一切中日争端的基本原因。

表2 2002-2011年中日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单位:%

三、中日未来发展趋势与中日关系前景

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区域或国家的发展都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处于特定生命周期阶段的区域或国家都存在着发展路径“锁定”。如果弄清楚了中日两国各自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就不难分析出未来中国与日本的发展趋势，并可据此判断中日关系之前景。

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发达水平行列，1975年其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其人均GDP超过10000、20000、30000与40000美元的年份分别是1981年、1987年、1992年与1995年，但1996-2009年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的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下徘徊。日本人均GDP跨过一万、二万与三万美元的门槛均只用了3～6年时间。1996-2011年长达16年的时间没有越过五万美元台阶。

由图3不难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人均GDP增长率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61-1969年的高速增长期、1970-1986年的大起大落期、1987-1990年的泡沫经济期与1991年以来的低迷期。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活力迸发的年青期，那么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时期属于日本的壮年期，90年代之初，日本之老气便已端倪可察，进入新世纪后，其老迈龙钟之态完全暴露无遗。

图3 1961—2011年日本人均GDP增长率

考察1995年以来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变化，可以明显发现日本已经陷入衰退的泥潭。图4表明，1995-2011年日本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至少出现了三次明显的倒退，经济总量3～4年左右时间出现一次明显下滑。几十年如一日的尴尬经济局面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国内政局不稳，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舞台上退缩，国际影响力下降等。

图4 1961—2011年日本人均GDP增长率

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若不考虑价格因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与日本的人均发展水平差距依然十分大。但这也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扩张的空间与潜力还很大。如果循着日本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均GDP每3～6年时间就分别跨过一万、二万、三万与四万美元门槛的发展轨迹，则中国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活力期。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中国目前虽然已经取得了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成就，但依然处于增长活力强劲的年青期。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发展水平一直较低，但改革开放后迸发出了强劲的增长活力，从图5的人均GDP增长轨迹不难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增速虽然有小的起伏，但总体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图5 1961—2011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人均经济水平还不高，潜力尚大，这是中国还有增长潜力的基本依据之一。另外，中国还具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经济增长推动因素——城镇化(即城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教授曾经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①参见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中国的城市化将给人们足够的想象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有多大呢?

美国学者诺瑟姆(Ray M.Northam)于1975年发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的变化过程可以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诺瑟姆认为，城市化水平不足10%之前为城市化准备阶段，之后的城市化过程可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始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趋缓甚至停滞的后期平稳阶段，这种城镇化演变轨迹被称为“诺瑟姆曲线”或“S型曲线”，②参见 Ray M.Northam，Urban Geography，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5。见图6。城市化水平低于30%之前，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时，城镇化快速推进，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后，城镇化进入平稳期。根据这一规律，可以判断出中国与日本未来的趋势。

在世界前十位经济体中，英国与德国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超过了70%，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与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70%，意大利比较特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其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60%，但至今没有超过70%。在十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只有印度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这些国家近五年的城市化水平见表3。

图6 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

表3 2007-2011年世界前十位国家城市化水平单位:%

比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可知，日本的最高，超过了90%，印度的最低，近几年才超过30%，中国在十个国家中排倒数第二，稍微超过50%。由此可知，中国城镇化目前处于加速阶段，潜力还十分巨大。在这五年中，十个国家最大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升速度最快，每年超过了1个百分点。未来按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计算，以2011年为基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少需要24年才能达到70%。这也就是说，至少在2035年之前，中国城镇化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发展的动力。仅从城镇化角度，就能窥见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好的动力来源，这是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具有的潜力。正因为如此，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了与日俱增的中国影响力。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①英国著名学者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28年的5%增加到2013年的15%，到2030年时可能会增加到23%。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恢复中国在长期历史上的经济领先优势”。参见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作者认为，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较为可信。届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还会增大。2012年，美国与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82万亿美元与3.87万亿美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国。②数据来源于余东晖《中国超美成外贸老大意味何在?》，香港中国评论通讯2013年2月13日华府观察:http://www.zhgpl.com/doc/1024/3/7/6/102437606.html?coluid=148＆kindid=7550＆docid=102437606＆mdate=0213001940。这表明中国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仍然在持续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已经陷入衰退的泥潭，而中国依然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如果用人的生命周期比喻，日本是一名垂垂老翁，而中国则是一名活力四射的青年。日本要返老还童，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要保持既有的发展态势，更需要和平的国际关系。日本民族向来有不甘人后的精神，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饱受列强欺侮，奋发图强之志代代相传。然而，倘若中日因钓鱼岛而爆发战事，则日本会掉入萧条的深渊，而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也会放慢甚至中止，这种局面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日本人寄希望于美国，希望在美国的呵护下力压中国。但这些人没有注意到，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经站上了衰退的悬崖边上。③美国官方成立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通过大量调查，详细披露了这场危机的过程、表现与根源，详见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中信出版社，2012年。近些年来，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均自身难保，只有中国而不是日本才有能力帮助美国摆脱这场危机，美国真的会帮助日本打中国吗?

撇开军事实力不谈，单凭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与全球影响力而言，如果中日战事开启，结果可想而知。难道一个老人与一个年青人打架能占上风?

四、结论与展望

数据分析表明，日本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而且有继续下降的可能性，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日本同时挑起同中国以及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多方面原因，但经济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下滑是根本原因。日本有些人想通过国际争端转嫁国内危机，是极端危险的举动，这不仅会破坏世界秩序，而且有可能将日本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日本有可能因此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从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日本只有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目前的困境，才有可能为日本重振昔日雄风创造一个基本的外部条件。中国目前国力强盛，但人均发展水平并不高，而且目前处于矛盾与问题的多发期，提升经济质量与扩张经济总量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远离战争是保持向好发展态势的前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应该用智慧处理好中日争端，努力避免中华民族现代化之路再次出现曲折。

本文没有从外交、军事、法律、政治等角度分析中日关系，而是从经济地位变化过程与趋势这个角度剖析了中日争端的原因与可能的前景。作者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论断，希望本文的分析与得出的结论对中日两国的决策者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