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

苏童是一位极具南方情致的作家，在小说中他以自然的南方作为地缘背景和人文的描摹对象而虚构了文学中的南方。南方是他情感的发源地，也是写作的聚焦点，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但在不同的小说中，南方又呈现出了多种形态和丰富各异的面孔。河流意象与南方的自然、生态、人的生存方式、存在体验之间构成了各种神秘的文化联系，以河流为蓝本摹写南方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河，浊流中漂浮的是无法洗涤的人间沧桑，它们贯注着作家对世态人生这出活剧的惊悸、恐惧和战栗，也深深表现出对封闭、乏味、淫乱、无序生活的存在性焦虑”，在苏童小说中，南方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或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而出现，而河流意象正是打开神秘南方世界的一条通道。河流意象承载的南方世界呈现出的放逐与救赎、父子与河岸的二律背反叙述，既是作家南方童年记忆的外射，也反映出现实转型社会在作家内心形成的困惑和焦虑。

一、放逐与救赎

河流既是生命的发源地也是生命的归宿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对于灵魂来而言，死就是变成水”，也就是说死亡便是水本身，生命最终回归于水的神秘循环，原始生命死亡的恐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直接地威慑着人类。所以，人们把水作为死亡之后的消融、堕落状态，灵魂会因为沉入河底而丧生。但水在宗教的象征中还有上帝之城中的圣水——伊甸园中流出滋润四方的流动的河水，在宗教洗礼仪式中，河水代表着救赎。可见，河流具有着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人类生命存在之下的冥河；另一方面又是伊甸园中代表救赎的圣河。与此同时，河水的流动性恰好契合了放逐的漂泊性。在《河岸》中，河上世界被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制赋予了“等而下之”的社会属性。苏童在《河岸》中所写的，从整体上讲可以概括为三个弃儿被迫放逐于河流，寻求救赎之途的故事，正如苏童自己说的，《河岸》中的“人物都被命运放逐或者遗弃，走到一起去了，他们与河水有纠葛，与岸有纠葛，他们之间也有密集的纠葛。”放逐与救赎放在一起做为一组二律背反词，在《河岸》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被放逐者与被救赎者；二是流放地与避难所。放逐对于被放逐者来说有着惩罚的意味。

在《河岸》中，首先被社会放逐。库文轩作为油坊镇党委书记因其烈士家属身份被遭质疑而身份不明以及生活作风问题而获罪，被贬谪到具有“等而下之”的社会属性的河流上，永久流浪。库文轩由于触犯社会秩序而获罪并因此被放逐，他的放逐是作为一项惩罚性的社会行为而出现的，与此相同的还有整个向阳船队的成员，作为社会的边缘人被放逐于河流上。其次，是被亲情放逐，具体来说是被母爱放逐。在《河岸》中，被母爱放逐的最典型的库东亮和慧仙。库东亮跟随父亲被放逐到河流以后，是初的不适应和因为私藏母亲日记被父亲发现而被赶上岸，他最初的选择是试图寻找母亲，寻找母亲也成为他对岸上生活抱有期待的精神动力，可最终的结果换来的不是精神的慰藉，而是母亲的三个巴掌。慧仙出现最初的目的是和母亲一起寻找父亲，父亲没有找到又被母亲离弃，所以，她在河上的出场是为了寻找父亲，但是被离弃之后，无论从“岸”上被“挂”到“河”上，还是从“河”上返回“岸”上，她表现出了对母亲执著的寻找。其实这也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但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空间，对她来说都是生命无所依靠的漂泊。

放逐本身却又是一种消弭罪过从而使主体获得救赎的一种手段。对于被社会放逐的库文轩来说，他的救赎是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对其烈士后代身份的认可；对于被亲情放逐的库东亮和慧仙而言是想得到母爱的救赎。库文轩、库东亮、慧仙的共同点是三个被母亲抛弃的弃儿，那么这三个人救赎的方式是寻找自我认同感、归属感。对自我认同感、归属感的寻找最直接的行为，首先是对母亲的寻找，“他们注定有天生的不幸，而他们各自的生活最重要的动作其实就是寻找”，孤儿们的寻找共同点就是要寻找母亲；其次，是“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

在库文轩的信念里，河上的漂流也是在母亲的怀抱中，他还是会感到“一种虚幻而巨大的安宁”。如果说最初被放逐河上，库文轩对母亲邓少香烈士身份的维护是因为母亲烈士的光环给他带来的荣耀，但最后他选择和母亲的纪念碑一起沉入河底，这种决绝的方式表现出了库文轩对母亲的维护在心理上已经不再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渴望，而是一个孤儿在13年的被放逐生活中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孤儿对母亲的追寻，他沉入河流是对归属感的寻找，进行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次尝试。对于库东亮而言，河流最初也是放逐之地，他曾试图数次上岸，但岸上的人把他视为异类，会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是每次上岸都会被赶回到河上。相对于父亲，库东亮并没有如父亲对身份的执着情结，他虽然刚开始不适应河上，却很快就不再迷恋岸上生活，面对岸的抛弃，他内心深处很快产生了对河上的认同感，“黑暗中的河流给我启示，我发现了我生命的奥秘，我，是被自己的影子困在船上了。”

河流因为天生不适合于生存被认为是流放地，又被强行赋予了“等而下之”的社会属性。但是如果河流取得了主体的认同，因为河流，主体得到了解脱、救赎，外界社会造成了种种不公平，河流就具有了规避外界险恶，保护主体的港湾性质。河流的这种性质可以追寻到周易八卦。在八卦中，与水有关的是“坎”卦。《坎》卦《彖》辞云：“习坎，重险也。”王弼注云：“坎以险为用，故特名曰：‘重险也’。言习坎者，习险也。”所以，河流也就蕴涵着险难阻隔的文化原型意义。河流天然具有隔绝社会的性质，以此来规避一些危险，流放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保护“被流放者”，免受他人外界伤害，从而“被流放者”身份也会转变成“被拯救者”。库文轩和库东亮父子可以说都在河流上寻找到了自我认同感、归属感。对于库文轩而言，河流也只是使他免受人身攻击、耻辱、折磨的避难所，但对于库东亮而言，河流是真正实现了其“救赎”的含义，在“河”与“岸”的两极参照中，放逐构成了库东亮寻找精神的依托、寻找母亲，寻找精神家园的惟一方式。

二、父子与河岸

在苏童的小说中，“父子”关系一直是创作的主题，至于原因，苏童曾经有过解释，他说：“父子关系说到底也是基本的人际关系，背后是指向某种更大的社会伦理和政治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和文化心理中，父亲在家庭权力结构中从来都是代表着权威，兼有着统治者、启蒙家、导师等具有神圣色彩的多重身份。“现代乡村社会进入价值多元时代，不同代人之间因社会生活背景不同而导致价值判断、价值观念的差异，代际间由此产生代沟。”苏童在作品中无限地夸张了父辈的丑陋与野蛮，对父亲的权威及荣耀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践踏，进而形成了审父甚至颠覆传统伦常的道德原则。对于河流上的父子关系，苏童说“街的岁月就是河的岁月”，街上人事的流动如同河流中水的流动，河流中漂着的死孩子及避孕套对应着河街里隐秘的生殖文化，父辈们在“涌出河水浊重的气息”的房间里上演着偷情的丑剧，对应南方少年和父亲的矛盾是关于性的压抑。《舒家兄弟》中，小男孩舒农的性成熟是由河流完成的。他有着小孩子尿床的通病，是河流中父亲用过的避孕套制止住了他的毛病，由此也开始了性成熟。父亲形象的坍塌更源于父亲在他屋中的偷情，父亲以为蒙住他的双眼、塞上他的耳朵就会让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忽略了一个“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

在《河岸》中，库文轩认为自己权力丧失的原因是生理欲望的结果，所以他自剪阴茎以表决心，试图能够通过这一行动得到烈属身份的重新肯定，再度掌权。最终库文轩不但没有得到岸上人们的承认，而且还成了河上人们窥探、嘲笑对象。他在家庭中没有树立起父亲的权威，甚至也没有男性尊严，没有教给儿子爱与交流的能力，他对于儿子来说只算是生理上的父亲。父亲本是儿子模仿、反叛的对象，而在库东亮的印象中，父亲就是乱搞女人，最后被母亲抛弃。父亲权威形象的坍塌，让少年库东亮无从模仿，也失去了反叛的对象。唯有只剩下性，库文轩不允许儿子“勃起”，对库东亮实行性压抑。库文轩的早衰软弱，受世人嘲讽库东亮失去了反叛的对象，而更多的是同情，使这个少年在迷茫与焦躁中度过了自卑、孤独的青春。

河与岸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南方的堕落》中就已经出现。红菱的来去就极具暗示性，红菱由河流带来，又被河流带走，她的错误是，对“岸”的迷恋，不知道其实自己已经被岸彻底拒绝。《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河的两岸散落着各种奇异风景，左岸有着残酷现实世界的人世沧桑、人情的冷漠，右岸则是和谐、宁静的理想之地。《故事：外乡人父子》中，一条河被世界分为“乡里”与“外乡”，少时离家的父子回到家乡后，一直被“乡里”人排斥。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进入乡里的家族祖坟，只能孤单地立在左岸，与家乡隔河相望，这种矛盾对立最终也没有得到调和。

表现河与岸的对立，最具典型意义的还是《河岸》。小说中的河与岸不再是自然界的客体事物，而是具有了一定丰富内涵的精神指向。金雀河上人的船民因为政治历史不清而耻辱地被视为等而下之的河上的船民，父亲库文轩因为屁股上的金鱼胎记，误打误撞成为邓少香英雄的遗孤，享尽荣耀，以至“我”的童年也之为骄傲。可是，最终时代的荒诞造成了父子命运的大起大落，父亲忍受不了耻辱和罪恶感，被迫走进河流，从此不再上岸。河与岸的对立世界是被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岸”象征着现实世界的血腥暴力、权力欲望，给人带来压抑与束缚；“河”虽然被人为地象征是流放的世界，但河上有的是善良与美好，河以它宽阔的胸怀接纳被岸遗弃的人，宽容犯错的人，给予他们以希望，安宁。河与岸具有着二律背反的特质，岸上世界妄图对河上进行压迫和统治，而河上的反抗也会源源不断地涌来，这种对立冲突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叙事。

岸上现实世界的人自认为现在过着的是正常生活，他们嘲笑和歧视着河上生活的人，但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岸上生活的反常态。从工作组认定烈士的标准、调查取证，到东风八号工程的运行都让人从心理觉得怪异，其实这是当时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反常，作家在对这种违背正常生活的描写中让人了解到在“文革”时代人们生活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的扭曲，对莫须有的革命有着几乎癫狂的热情。而河流上的生活就简单得多，不问政治时事，只关注日常点滴生活，是游离于历史时代之外的理想之地。对于河上与岸上生活的差异，从库东亮的视角得到清楚的呈现。他随父亲来到河上生活，可是他又一次次上岸，去追寻自己的童年，寻找母亲，寻找爱情。可是到了岸上，迎接他的是“空屁”绰号和孤立、嘲讽、驱逐。库东亮在河与岸间游走，心中充满了家园在哪里的困惑，苏童对不被岸上人认可的河上世界的温情叙写，象征着作者对于现实之境和理想之境对立存在的思考，表现出作者想要在特定的“文革”时代的反常的生活中寻找一个世外桃源，但这注定是在那个历史年代里一个梦幻而已。

注释：

①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②（法）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63页。

③④⑤石剑峰：《苏童：让它在纸上等》，《东方早报》2009年4月10日。

⑥⑦苏童：《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第42页。

⑧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宋本周易注疏》，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⑨蔡震：《不能以性描写绑架读者》，《扬子晚报》，2009年4月10日。

⑩李伟：《论贾平凹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

⑪苏童：《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