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译介与传播中的经纪人

2014-11-14朱波

小说评论 2014年3期

朱波

2011年9月，毕飞宇凭借小说《推拿》获茅盾文学奖，在处女作发表20年后，得到了他心目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文学奖。在同一时间，《推拿》法文版率先推出；之后，意大利文、俄文、英文版相继面市。截止2013年，毕飞宇已在法国出了6本书，并通过法语向其他语种散播，形成了全球20多种语言共振的局面。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国际竞争力，毕飞宇于2009年更换了经纪人。第二年起，他从国外版权得到的收益开始高出国内出版收益。佣金虽然翻了一番，但是新经纪人带来的效益要远大于前任。对于“中国作家是否应该有经纪人？”这个问题，走出去的毕飞宇给出了肯定回答—“应该有”。

一、国际出版业中的经纪人

在出版业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经纪人是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经纪，指经济活动中的一种中介服务，具体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收取佣金为目的，通过居间、代理、行纪等服务方式，促成他人交易的行为。在出版界，经纪活动的主体—出版经纪人（literary agents）也叫作家经纪人，是介于作家与出版者之间、为作家出版作品提供中介服务的中间人。1777年，法国剧作家作曲家协会成立，开创了版权代理制度的先河。1893年，美国出现第一个全职版权代理人。目前，美国版权代理公司已超过600家，英国也有200多家，是全球书稿版权交易市场的中坚力量。据统计，欧美国家图书市场中90%以上的图书出版通过代理完成。在这些国家，版权意识、信用意识、经纪意识深入人心，配套法律成熟完善，为版权代理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英国是版权经纪行为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在伦敦，一个经纪人通常代理40位左右作家。除代理作家作品外，他们还常常是某个出版机构的代理。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当初就是由作者先寄给代理公司Christopher Little，由后者推荐给出版社并一炮打响的。就像贝塔斯曼集团资深出版人克劳斯·艾科（Klaus Eck）所言，如果作者能够与一个经纪人联系，并通过这条路找到一家出版社，那么他/她就是聪明人。在经纪人斡旋下，图书预付版税超过百万美元的现象屡见不鲜，高者可达800万美元。经纪人以作者名义，代理解决转让或授权使用其作品的著作权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务，为作者争取最大利益；按行规，经纪人收取作者版税收入的10%-15%作为佣金。

作家经纪人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中间人。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经纪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出版社一样，但他们必须具备同编辑一样甚至比编辑更高的素质。经纪人不仅要懂出版程序，了解千变万化的市场，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和出色的信息能力，在出版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要对书稿质量有敏锐的判断力，了解版权、合同和经济等相关法律，有高超的沟通和谈判能力。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西方出版经纪人已经从最初的出版中介人发展到作家利益代言人，进而变身为作家事业的策划师。

二、发展经纪人的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从体裁上看，被翻译成外文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小说，占到90%以上。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全球化语境给当代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2012年10月，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阎连科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在半年时间内，中国作家两次近距离接触重量级国际文学奖，两位恰好都是北京精典博维的签约作家。作为私人书商，董事长陈黎明坦言，推动作家走出去，自己在背后充当的其实是一个经纪人角色。

小说译介与传播是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它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交流中的经济活动。早在两个世纪前，浪漫主义先驱和比较文学开拓者—法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斯达尔夫人就提出“译介是民族间的思想贸易”。文学与金钱、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作家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小说国际贸易中，一部作品“何时卖”、“卖给谁”、“怎么卖”，涉及专业知识和现代营销。体制不同，传播途径也有所不同。借帆出海，必须清楚目标市场的阅读兴趣和需求；跨域传播，必须掌握作品在输入国的译介方法和渠道。

数据显示，中国文学作品进出口贸易比例为10比1，而对欧美更高达100比1。这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不断缩小，但总体来讲，中国文学在国际市场上仍是小众市场，特别是现代文学，在海外影响有限。莫言获诺贝尔奖后，海内外掀起了“莫言热”。即便如此，他的书在欧美市场也很难称得上是畅销书。在版权方面，莫言并没有指定专门的版权代理公司，除日、美两家公司外，其他都是零散授权。在国外，作家代理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可在国内，大多数作家对版权领域都不算了解，与出版社签约，也没有将这一块写清楚。德国资深版权经纪人蔡鸿君感到：在海外推销中国文学作品，最大的困惑在于“不知道版权在谁手上”。小说译介和传播的渠道不畅，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参与度不高，成为制约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问题之一。2013年2月，莫言授权女儿代理作品版权和合作事宜，引发热议：一方面，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纪人；另一方面，作家和经纪人还在相互等待，如同两条平行的河流。现在，该是他们交汇的时候了。

三、不可替代的经纪人

出版经纪人的产生需要一定条件，包括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出版制度逐步放开并与国际接轨、以及信用机制的建立。在小说国际贸易中，作家、经纪人、译者、出版商、销售者等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经纪人一边是作家，另一边是市场，是连接二者的纽带。作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经纪人将自己的职业前途与之挂钩，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开拓与探索。由于和出版商、译者、媒体之间有密切合作关系，经纪人能够保证一部小说得以顺利翻译、出版和销售，是小说跨域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1.媒人。在经纪人缺位的情况下，小说译介与传播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外国出版社来华与作家本人直接谈；二是翻译家或汉学家在取得作家授权后，再根据作品特色联系国外出版社；三是中国作家直接与国外出版社联系。为了帮助作家走出去，中国作协特意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工作机构，在网上推荐优秀作品，诚邀各国出版机构和译者参与，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然而，作协没有专门代理作家海外版权事宜的机构，作家很少有职业经纪人，导致很多作家在走出去时都是“一个人的战斗”。我国乃至亚洲国家进入版权交易领域较晚，要打进欧美市场需要一个被认知的过程；就宣传推广而言，经纪人是最好的媒人。在法国一家出版社任策划的陈丰是毕飞宇作品在法语市场的媒人，毕氏小说由她先引入法文版，随后再介绍给英文等其它语种的。根据她的经验，在中国畅销的作品并非都适合国外市场，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经常超出西方人的想象；如果一部作品信息量太大，暗含了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即便作品很优秀，中国读者读来过瘾，也很难被西方出版商接受。经过她牵线，《青衣》、《玉米》法文版在法国取得成功后，随即进入英语市场，让作者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在美国出书最多的人。在2011年，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北京办事处的经纪人黄家坤带着毕飞宇、余华的作品来到伦敦书展，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玉米》一举拿下了包括北欧多种语言在内的新语种版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吴伟认为，版权交易涉及繁琐事务，面对陌生而广大的海外市场，作家真的需要专业代理人。

2.推手。一部小说能否成功进入海外市场，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要有好的作品，其次是高水平的翻译，在此基础上还要保证渠道的畅通。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认为“传播第一重要的条件就是 translation，translation，translation（翻译）”。其实，翻译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和译者一样，经纪人作为推手，也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着“翻译”，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通常，出版社只有在看到译稿或翻译样章前提下，才会考虑是否出版。在没有译稿的情况下接受一部作品，靠的就是经纪人的翻译。1985年，从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王久安来到纽约。1988年开始在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工作，2000年创办了“久安版权代理公司”，主要从事双向版权代理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读了王刚作品《英格力士》，深受感动；在没有翻译样章的情况下，仅凭亲手写的一份十几页的介绍和故事梗概，就说服企鹅属下大名鼎鼎的Viking公司，斥巨资买下这部作品的全球版权。像企鹅这样的公司，这么快决定买下一本外国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回忆起这件事，王久安说当时感觉只有Viking出版这本书才最合适；Viking能不看译稿而接受这本书，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是一家有品位的出版社。作为推手，经纪人要有不同寻常的眼光，一眼看出好的作品，把作者推向新市场的同时也为译者带来机会。

3.过滤器。作家经纪人和体育明星、歌星经纪人不同，他们必须自己去发现并培养客户，尤其是有价值的客户。倘若不能及时挖掘优秀作者，并努力与之签约，经纪人很难在变幻无常的出版市场生存下去。对出版商而言，把时间花在寻找作者上是没有价值的。根据作品内容和价值寻找最合适的出版社，取得最佳销路，是经纪人的工作重点。在美国，出版社从经纪人手中获得的稿件占全部稿件的大部分，在选题、编辑程序上，出版社对于经纪人推荐的稿件进行复审、定论等程序快捷、简化；而对未经经纪人推荐的、由作者直接递呈的稿件，往往要经过多道程序和较长周期。从这点看，经纪人不仅是作者的推手，还是出版商的过滤器。在西方成熟的经纪人出版制度下，出版社之所以重视经纪人，是因为他们对整个行业非常了解，掌握大量的作家和出版信息。生活在中国作家圈中的美国人艾瑞克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几年前，他创立了论坛网站Paper Republic，和一帮学过中文的老外试着把当代中国小说译成样本，希望能被出版社接受。在他的努力下，盛可以和徐则臣小说推出了英文版。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推手，如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推荐范围依然太小，往往只推荐四五本书或作家；与他们不同，艾瑞克想从出版社角度来考虑，为其提供更多信息。现在，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中文名叫“翻艺”。除了翻译交流之外，会定期推出关于中国文学和出版动向的资讯，成为境外出版商重要的参考资料。

4.催化剂。在小说国际贸易中，走出去只是第一步，目的是为了火起来。一部作品能否在国际市场上热销，经纪人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对此，藏族作家阿来深有体会。《尘埃落定》英译本由葛浩文翻译，由美国主流商业出版社出版，创下中国作家海外版权的销售纪录。据阿来介绍，当时经纪人看好他的作品，于是就代理了《尘埃落定》出版的相关事宜。出版社预付了15万美元版税，是图书总码洋版税的7%至9%。通常，版税支付呈梯级增长，发行量越大，版税也就越高。按预付金计算，拟发行量应不低于3万册，这个发行量对于美国市场上中国作家作品而言是非常高的。在英文版获得成功后，经纪人又把该书先后运作到20多个国家，共出版了17个语种，包括塞尔维亚、以色列这样的“小语种”地区。如今，《尘埃落定》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印数超过100多万册。在小说跨域传播中，把握时机格外重要。据台湾资深版权经纪人谭光磊介绍，“纯爱”主题与文革背景的巧妙融合是小说《山楂树之恋》的“卖点”所在；在此基础上，“搭电影便车”的营销策略成为版权贸易中的制胜招。借助张艺谋执导同名电影在海外热映，这部小说已在全球卖出20个语种的版权，外文版已在英国、荷兰、加拿大、希腊四国有售。在经纪人运作下，作家不仅可以凭作品挣钱，还可以凭影响力挣钱。在西方，作家有机会到社区、学校、电视台进行演讲、讲座，这一切都需要经纪人出面开拓。当前，国内版权代理人以购买版权为主，而国外版权代理人使用相同的游戏规则，但却以销售版权为主，不仅可以推动作品跨域传播，还能启动作品变形传播，把图书、音像、电影、网络、手机出版等资源联合起来开发，通过多种方式传播，为作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5.守护神。自1993年出版至今，《白鹿原》在国内已推出40多个版本、发行170余万册，还出有日文、韩文、越南和法文4种外文版，却一直没有英文版。把作品中原汁原味的陕西土话译成英语实属不易。但是，根据中国作协副主席、作者陈忠实透露，是洋合同绊住了《白鹿原》出英文版。当年商谈出法文版时，作者在没有代理的情况下，把包括英语在内的其他外语版权统统签给法方，导致出英文版须经法方授权，事情就此搁浅。因涉外合同会牵扯很多法律细节，不明就里的中国作家经常遭遇欺诈或暗算。合约谈判是经纪人的一项重要工作，但现代著作权日益复杂，附属权利也渐趋多元，使得出版合约谈判难度增加，经纪人必须具备法律知识方能胜任。因此，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经纪人成为作家利益的守护神。部分出版经纪公司开始聘用有法律背景的人才，“律师经纪人”（1awyer—agent）应运而生。和一般出版经纪人相比，律师经纪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以时数计费，而不是仅收取10%到15%的佣金。对于知名作者或与出版公司保持良好关系的作家，雇用律师经纪人更为划算。

四、给业界的几点建议

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作家怎样才能立足国际市场并取得更多份额呢？只有委托专业代理的意识不断增强，代理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双管齐下，小说的国际贸易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认为，通过专业经纪人/代理商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个新思路，值得推广。当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内仍有不少作家缺乏代理意识，而代理机制也不够成熟，成为制约走出去的瓶颈。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当前这种情况。

1.改变传统观念，形成代理意识。2000多年的文化传承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得重生产、轻流通等旧观念影响深远，经纪意识的形成缺乏文化和经济的支撑。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经纪人在做无本买卖，仅仅在买卖双方之间简单地撮合，就收取不菲的佣金，属于坐享其成。从经济能力角度看，只有当一个人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远大于支付给中介的价格时，他/她才有可能在需要时选择中介。莫言获奖后，除折合75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外，各类版税、影视版权改编费、政府奖励、代理费用加到一起，年度收入达到两亿元。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群体意义非凡，如同许海峰在奥运会上摘得首金；但他授权女儿代理作品版权和合作事宜，说明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作家还没有抛弃传统观念，形成代理意识。当前，所有的物质都在大幅度地涨价，唯独“非物质”的文学羞答答的；在金钱的牙齿面前，露出一脸的贱相。对于作者来说，挣钱真的很重要，但在某些点上看，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正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所在。经纪人把15%拿走，但全心全意为你服务。有了经纪人，作家就能抛开繁琐的拓展业务，潜心创作，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

2.参照国际惯例，提高代理水平。2013年2月18日，久未露面的池莉告诉记者，各项事务乱得就像一锅粥，所幸有6个能干的助理，才把这锅粥熬好。她所说的6个助理，分别负责版权事务、影视改编、法律事务等，彼此并不认识，却都在帮助她打理事业，没有一个人能够全权负责所有事务，每件事情还得自己拍板。在她看来，无论从出版市场规范程度，还是从经纪人个人素质，国内现在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经纪人。比对发达国家经验，我国版权代理业存在以下问题：（1）起步较晚，挖掘出版物衍生版权能力较弱，使得版权代理市场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2）版权代理业务范围尚未参与代理作者，包括与作者签订委托合同、代表作者许可出卖版权给国内外各种媒体等业务，无法最大程度上维护作者权益；（3）代理内容相对单一，目前仅以图书版权代理为主，对版权涉及的其它相关领域关注不足，特别是对畅销作者关注不够；（4）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代理业从业人员不仅数量少（只百余人），专业素养、外语水平、谈判水准及交往能力都不够成熟，制约了行业发展。品牌、信誉和积累是经纪人和版权代理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参照国际惯例，切实提高代理水平，版权代理业才能稳步发展，并逐步达到一定规模。

3.加快人才培养，实现代理自主。为满足市场需要，2010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联合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举办了首届全国版权经纪人/代理人专业实务培训班。如今培训班已经举办了6届，毕业人数超过了600，很多人已开始从事出版经纪业，主要洽谈作品改编权，比如电影、动漫等，以及作品商业运作，能在全球市场上销售中国文学产品的专业经纪人仍在哺育中。阎连科是国内走向世界不多的一线作家。谈到自己在西方的经纪人，他的印象是做事非常认真，从寻找作品、联系翻译、拟定合同，到宣传推广、媒体互动、越界传播，所提供的服务是常人想象不到的。作家经纪人必须是懂语言、懂出版、懂作品、懂市场、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作家出版社编审唐晓渡认为，未来专业经纪人可能会在出版社编辑中产生，因为他们具有专业文学鉴赏能力，掌握着丰富的作家资源；毕飞宇认为具备外语优势和海外市场资源的“海归”人才有可能成为产生经纪人的一大群体。笔者认为，在专业院校设置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可以成为作家经纪人诞生的摇篮。经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于2007年设立的MTI项目旨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毕业者应具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熟练的翻译技能和宽广的知识面，能够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级翻译工作。截至2013年，获准试办高校已达159所。尽管MTI教指委反复强调培养单位要根据自身特色设置相应专业方向，在专业指向性和实践性方面自成一体，但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小说跨域传播始于译介，在译者之后还有大量的翻译工作需要经纪人接手完成，很难想像一个不懂语言、不懂翻译的人能胜任媒人或过滤器角色？生物学有一个著名的“生态位”理论，一个物种只有处于最适合自己的生态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如果培养单位都瞄准北外高翻，往会议口译或同传方向扎堆，撇开培养质量不说，市场又如何消化一批又一批毕业生？不妨换一种思路。像对外贸易大学、传媒大学、或政法大学的MTI项目，如果能利用自身优势，采用跨学科培养方法，把MTI学生引向专业经纪人道路，不仅能满足作者需求，而且能拓宽就业路径，还能成为走出去的助推器，可谓一举三得。

结语

小说写出来，在哪个点上“停下来”，当事人永远做不了主。对作者而言，写是可以掌控的事；译介与传播，自己永远掌控不了。在命运面前，毕飞宇说自己就想做一个坏孩子：把事情挑起来，然后再也做不了主。1987年，他来到古城南京，一下就爱上了她。现在，爱正一点点消失。现代化为我们带来舒适与便捷，但同时抹平差异或个性。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得以逃离并行走天下。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而好作家找到好的经纪人，关系堪比婚姻。在全球市场上推广毕氏小说，经纪人和译者一道为作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让他/她安心工作，用一句老南京话来说，就是“不用烦了”。感谢他把事情挑起来，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享受，也给经纪人带来了机会和挑战。

①⑫⑯金煜：《推销“中国文学”》，《新京报》，2011年4月23日。

②姜妍：《中国作家需要经纪人吗？》，《新京报》，2013年3月5日。

③周杨：《中外版权代理市场起源比较》，《东南传播》，2011年第7期，第28页。

④丁培卫：《新时期中国图书版权代理现状及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40页。

⑤孙万军：《西方出版经纪人模式的发展与变迁》，《出版科学》，2013年第1期，第5页。

⑥朱玲：《中国文学走出去“冷”在西方出版社》，《北京青年报》，2010年8月31日。

⑦布克奖是以赞助商布克公司命名的英国文学奖，被誉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桂冠。布克国际文学奖是主办方于2005年创立的一个文学奖。全球所有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均有资格获得此奖。评选时考虑候选人全部作品而不是某部作品，每两年评一次。

⑧朱波：《作为“思想贸易”原动力的翻译—斯达尔夫人的翻译思想》，《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4期，第63页。

⑨窦新颖：《莫言获奖炒热中国作品版权输出》，《中国知识产权报》，2012年10月19日。

⑩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7页。

⑪⑲章学锋：《当心洋合同暗算中国作家》，《西安晚报》，2013年3月11日。

⑬刘江凯：《通与隔—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问题》，《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