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智芹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中国形象塑造的一个维度。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之间既有同构性，也有因文学传播的多样性而带来的中国形象的复杂性。文学的向外传播从宏观上讲有两个主渠道：外方作为主体的“拿”和中方作为主体的“送”。“拿”是外方基于自身的欲望、需求、好恶和价值观，塑造的多少带有某种偏见的“他者”形象；“送”是中国政府基于外宣需求传播的具有正向价值的“自我”形象，是对西方塑造的定型化中国形象的矫正和消解。这两种中国形象在新中国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铰结并存，构建出中国形象的不同侧影。

一、1950－1960年代：定性译介与敌对性形象

意识形态对文学传播和形象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呈现出定性译介和敌对性的形象特点。

海外的中国形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塑造者：18世纪是法国，19世纪是英国和德国，20世纪以来主要是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主导、影响着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被美国视为敌国，负面的中国形象成为抹不去的主色调。在这一中国形象主导下，西方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甚少，仅有王蒙揭露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郭沫若的《浪淘沙·看溜冰》、冯至的《韩波砍柴》、《我歌唱鞍钢》、何其芳的《我好像听见了波涛的呼啸》、臧克家的《短歌迎新年》、《你听》、艾青的《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寄广岛》、毛泽东的《北戴河》、《游泳》等部分诗歌，老舍的戏剧《龙须沟》等。我们以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译介略作阐释。这篇小说收入《苦涩的收获：铁幕后知识分子的反抗》一书，该书选择的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如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中国等国的作品，偏重于那些揭露社会黑暗、干预生活的小说、诗歌、杂文。编选者埃德蒙·史蒂曼坚持入选的作品要“鲜明地表达了这些国家的作家想要打破政治压抑，独立、真实地表达个人感情、经历和思想的愿望”，因而，那些大胆揭示社会弊端、批判政党管理方式的作品是《苦涩的收获：铁幕后知识分子的反抗》选择的重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即被看作是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而收入的作品。编者埃德蒙·史蒂曼特别强调了这部小说描写对象的特殊性——北京某区党委，说这个区党委是一处“懒惰和错误像‘空气中漂浮的灰尘’那样悬挂着的地方”，该小说的主人公——新来的林震“与不知因何堕落的韩常新、刘世吾展开斗争以拯救区党委”，并特意指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中较早开放的鲜花”、“受到了严厉打击”。史蒂曼意在借文学作品窥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管理和社会发展状况。

从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的研究来看，新中国文学中所谓的“异端文学”成为关注的重心。鉴于当时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与对峙，西方研究者多采取潜在的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对那些背离了主流文学规范的作品给予较高评价，旨在证明作家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的矛盾。典型的研究如谷梅的《胡风与共产主义文学界权威的冲突》、《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异端》、包华德的《毛泽东统治下的文学世界》等。其中谷梅几乎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新中国的“异端”作家身上，将他们视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而忽略了更大范围内的“正统”作家，反映出她批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残暴来反证西方社会自由、民主的意图。对西方英语世界而言，中国是意识形态上的“他者”，专制、残暴的中国形象更符合西方自我形象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

与此同时，新中国也通过对外译介文学作品，向西方展示自我塑造的中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政策和中国采取的严密防范措施，中西交流的大门关闭了，幸而《中国文学》杂志通过向外译介文学作品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抵消西方媒体报道中对我国形象造成的消极影响。

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以英、法两种语言向西方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就当代文学来说，20世纪50－60年代主要选译反映建国后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宣扬革命、斗争、战争等工农兵题材的尤多。如《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赵树理为配合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出台而创作的《登记》、沙汀歌颂新型农民的《你追我赶》等。“文革”开始后样板戏成为译介的新方向，《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都通过《中国文学》走向了海外。《中国文学》由于承担着外宣任务，在译介的篇目选择上受到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国家外交需要等因素的制约，服从于对外宣传我国文艺发展变化的需要，通常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选择当代作家，不支持“左倾”思想的作家作品往往被排斥在外。在思想倾向上，《中国文学》支持亚非拉、东欧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声援法国的社会运动，批评英美国家的侵略行径。因而，从接受情况来看，《中国文学》受到亚非拉国家的称赞，遭到欧美国家的批评。亚非拉国家的读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确曾受到鼓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虽然从中对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有所了解，但并没有带来同情和理解，反而招致否定和排斥。特别是《中国文学》上刊登的反美斗争文章，引起外国读者的强烈反应，这种对立面形象的自我塑造同样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妖魔化，以“蓝蚂蚁”、“蚂蚁山”等蔑视性词汇来描述中国。

二、1970年代：“正统”文学译介与美好新世界形象

19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新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较大转变。此时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出现一股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情绪，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帝国主义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转而肯定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斗争。尤其是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使美国人心目中邪恶的中国形象得到扭转，此后西方各行各业的人寻找机会来到中国，看到红色中国巨大的物质进步和社会主义“新人新风尚”，带回大量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是一个信仰虔诚、道德高尚的社会……人民看上去健康快乐，丰衣足食。”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和邓小平访美，使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进一步走向深入。由于改革开放的思路与传统的马列社会主义存在一定差别，西方世界将之误读为中国开始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在苏联这个最大敌人的陪衬下，改革开放并“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形象显得无比美好。

在如此的形象背景下，英语世界对新中国文学的译介不再将重点放在“异端文学”上，而是加大了对正统的、主旋律文学的关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政治立场亦发生较大转变，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敌视新中国，而是理解、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把描写革命与建设的新中国文学视为严肃的作品，肯定新中国文学中的价值质素。这一时期英语世界译介的新中国文学远远超过上一个时期，涵盖小说、戏剧、诗歌等多种体裁，择其要者有英国汉学家詹纳编选的《现代中国小说选》，收入孙犁的《铁木前传》等；美国学者沃尔特·麦瑟夫和鲁斯·麦瑟夫编选的《共产主义中国现代戏剧选》，收入《龙须沟》、《白毛女》、《妇女代表》、《马兰花》、《红灯记》等当时有代表性的剧目；巴恩斯顿与郭清波合译的《毛泽东诗词》以及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合译的《毛泽东诗词》，二者收录的都是毛泽东建国后发表的诗歌，编目上大同小异，只在注释方式上有所不同；约翰·米歇尔编选的《红梨园：革命中国的三部伟大戏剧》，收入了《白蛇传》、《野猪林》、《智取威虎山》；许芥昱编选的《中国文学图景：一个作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节选了杨沫的《青春之歌》、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主旋律作品；许芥昱的另一个选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作品选》收入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艾芜的《夜归》、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茹志鹃的《百合花》、梁斌的《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或节选或全文的内容；美国汉学家白志昂与胡志德合编的《中国革命文学选》，收入了秦兆阳的《沉默》、周立波的《新客》、浩然的《初显身手》等；聂华苓的《“百花”时期的文学》卷2《诗歌与小说》，收入了张贤亮的《大风歌》、王若望的《见大人》、李国文的《改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总的来说，这些选本的意识形态色彩与第一个时期相比明显减弱，编选者更注重从文学发展轨迹及作品的审美特性出发选译作品。他们的言说中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抨击新中国政权的话语，但敌对态度大为缓和。选本和研究中透露出来的中国形象比第一个阶段明显友善。

1970年代，《中国文学》杂志继续向国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文革”期间，样板戏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继续得到译介，并刊载相关评论文章，对“样板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予以评价，以引导异域读者，促进在海外的接受。浩然等硕果仅存的“合法”作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也成为此时对外译介的重要对象，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高玉宝的《高玉宝》等，都作为代表时代特色的作品译介到国外。而集体翻译的毛泽东诗词无疑是该时期最重要的英译作品，为此专门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文版定稿组，有的负责翻译，有的负责润色，并向国内高校师生和亲善中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征求意见，于1976年隆重推出，以至于国内有学者指出：“毛诗翻译受重视程度之高，翻译过程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员之复杂，规格之高，译入语种之多，总印数之大，在世界诗歌史和文学翻译史上是罕见的。”文革后至70年代末，《中国文学》也及时译介、刊载了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真实心声的作品，如伤痕小说宗璞的《弦上的梦》、刘心武的《班主任》等。

《中国文学》此一时期推出的这些译作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向世界展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些作品对外传递的是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旨在树立新的自我文化形象，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新时期以降：多元化译介与“淡色中国”形象

新时期以降，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变动不居的。先是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多年的对抗与猜疑，随后邓小平访美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赞成率大幅上升。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正面报道越来越多，尤其是《时代》周刊以不无欣喜的态度，不断报道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丰富多样的市场和“新体制试验田”取得的成功。但美好的中国形象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使西方的中国形象陡然逆转，再加上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不仅失去了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中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被视为“对抗世界”的“他者”，是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下的异己。于是，“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主调。21世纪以来，“中国机遇论”逐渐成为西方人的共识。2004年，美国一位家庭主妇萨拉·邦乔尼对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的慨叹让人西方人认识到中国既是竞争对手，更是合作伙伴。中国的发展不仅让西方人享受中国制造的质优价廉的商品，也给西方经济注入了活力，并在“反恐”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西方对中国的好感暗自增长。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将中国形象界定为“淡色中国”。他说这个词不很强势，又非常开放，同时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观，因为“淡”字将“水”和“火”两种不相容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对立的东西和谐起来。雷默认为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形象，最强有力的办法就是保持开放的姿态，而不是硬性推销中国文化。这种观点何偿不体现了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长期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浪漫化”和“妖魔化”之间徘徊，在喜爱和憎恨之间摇摆。西方需要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摆脱欲望化的视角，用“淡色”来看待中国。

与对中国变动不居的认知相应，新时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既有不同作家的合集，也有单个作家的作品集、小说单行本；既有对新时期不同文学流派的追踪翻译，也有对女作家群体的结集译介；既有按主题编选的译本，也有按时间段编排的选本；既有对正统文学的关注，也有对争议性作品的偏好。

就合集译介来说，新时期的作品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都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比如《伤痕：描写文革的新小说，1977-1978》收录了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姻缘》、刘心武的《班主任》和《醒来吧，弟弟》等伤痕文学作品；《新现实主义：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学作品集》收入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王蒙的《夜之眼》、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录了郑万隆的《钟》、韩少功的《归去来》、王安忆的《老康归来》、陈建功的《找乐》、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阿城的《树王》等“寻根文学”作品；《中国先锋小说选》收入了格非、余华、苏童的、残雪、孙甘露、马原等人创作的先锋小说。

除多人合集外，新时期一些作家的个人作品集和小说单行本也得到大量译介。像莫言的短篇小说集《爆炸及其他故事》、《师傅越来越幽默》，小说单行本《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变》、《檀香刑》、《四十一炮》等都被译成英语，“译成法语的作品有近 20 部”。余华的短篇小说集《往事与刑罚》，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苏童的中篇小说集《大红灯笼高高挂》、《刺青》，短篇小说集《桥上的疯女人》，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贾平凹的《浮躁》、《古堡》、《废都》等，也都译成英语、法语出版。

新时期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也是西方关注的对象之一。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编选的《倔强的草：文革后中国的流行文学及争议性作品》选入的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末有影响、有争议的小说和诗歌；同样是他编选的《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收入了发表于 1979－1980年间的不同程度上的“刺”，他认为在中国，歌颂性的作品是“花”，批评性的作品是“刺”。《火种：中国良知的声音》收入的是中国文坛上的杂沓之声，其中有些是有争议的作品，而堪称《火种：中国良知的声音》续篇的《新鬼旧梦录》收录的是和原来严格的意识形态文学不同的文坛新声。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事实上的、最具争议性的作家”阎连科，其《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年月日》、《受活》等都被译成法语，“阎连科的‘被禁’以及他的‘批判意识’”“赢得法国人的无数好感。”

海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多元译介反映了西方人心目中杂色的中国形象。虽然文学的交流不能和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严格对应，但隐秘地投射出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

在海外“拿”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同时，中国在“送”出去方面也加大力度。《中国文学》在新时期拓宽译介的题材范围，并注重同英美国家的文学交流。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的“熊猫丛书”把诸多新时期作家如池莉、冯骥才、方方、邓友梅、梁晓声、刘绍棠、王蒙、张洁、张贤亮、周大新等人的作品传播到国外，其中销售较好的《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北京人》、《芙蓉镇》、《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引起英美一些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书评》的关注。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的力度。2003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每年召开专门会议，出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9年开始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政府旨在通过这些文学、文化层面的努力，塑造一个多元、开放、积极的中国形象。

但不管是西方的“拿”过来还是中国的“送”出去，对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译介都是焦点之一。我们下面通过西方自发译介和《中国文学》、“熊猫丛书”自主输出的中国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看看文学译介中“他塑形象”和“自塑形象”的不同。

英语世界对新时期女作家颇为关注。《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我要属狼：中国女性作家的新呼声》、《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红色不是惟一的颜色》等收入了谌容、张洁、张抗抗、宗璞、茹志鹃、王安忆、张辛欣、铁凝，蒋子丹、池莉、陈染等作家的作品。此外还译介不少女作家的个人作品集和小说单行本。国内对新时期女作家的译介也相当重视。承担《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外译出版工作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卷中国新时期女作家的合集和个人文集，将茹志娟、谌容、宗璞、古华、王安忆、张洁、方方、池莉、铁凝、程乃姗等众多女作家的作品推向海外。但中外在选译女作家的作品时秉承的理念、原则迥然不同。海外的译介主要是用他者文本烛照本土观念，以印证本国的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念，是在借“他者”言说“自我”，“是认识自身、丰富自身的需要，也是以‘他者’为鉴，更好地把握自身的需要。”而中国是要通过对本土文学的译介，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海外、国内对王安忆作品的译介为例。英语世界最早选译的是王安忆探讨男女隐秘幽深的本能欲望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这种选择偏好和西方的女性主义诗学传统以及20世纪70－8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有关。“三恋”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在他国文学中看到了熟悉的影子，并因此给予好评：“王安忆对人类性意识的描写敏感且具有说服力……任何一个熟悉过去几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人都会认识到王安忆坦诚、公开地探讨性主题，需要何等的勇气。”从中可以看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内在里隐含着对自身文化的自恋式欣赏，是在用他者确认自我，完成的是自己的身份认同。

国内对王安忆的译介则体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材倾向。尽管王安忆的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从伤痕、反思、寻根，到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无不涉猎，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选译的却是《小院琐记》、《妙妙》、《雨，沙沙沙》、《人人之间》、《流逝》等短篇小说。究其原因，恐怕和这些小说在主题上符合“主旋律”、在艺术表现上中规中矩有关。《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偏重选择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作品，试图通过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示一个秉承传统文化价值观、生活化、市井化的中国形象。“三恋”虽然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其对女性欲望的大胆直面使得对爱情的表现由彰显灵魂到突出本能欲求，不仅在审美趣味上和中国传统的观念相距甚远，也与国家倡导的主流文学不相符合，因而被排除在外也就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以来，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从人民民主国家到改革开放的形象，从对外宣传中展示中国的“五个形象”到树立和平、合作、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提出文化软实力战略到具体实施各项“译介工程”、“推广计划”、“出版工程”，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塑造一个国际舞台上良好的中国形象。但中国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尚有很多不一致之处，尽管这在国与国之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中国身上尤为突出。怎样通过文学的译介增近彼此的共识，缩小二者间的差距，让世界理解并认可中国自我塑造的形象，是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见Hsu,Kai-yu trans.&ed.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New York:Anchor,1964.

②见Shimer,Dorothy Blair ed.The Mentor Book of Modern A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Khyber Pass to Fuji.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9.

③④Bitter Harvest:The Intellectual Revolt behind the Iron Curtain,edited by Edmund Stillma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çois Bondy.London:Thames&Hudson,1959,p.xvii,p.143.

⑤Goldman,Merle.“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The China Quarterly,No.12,1962.

⑥Goldman,Merle.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⑦Boorman,Howard L.“The Literary World of Mao Tse-tung”.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

⑧见Guillain,Robert.The Blue Ants: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translated[from the French]by Mervyn Savill.London:Secker&Warburg,1957.

⑨见Labin,Suzanne and Fitzgerald,Edward.The Anthill:the Chines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New York:Praeger,1960.

⑩Hollander,Paul.Political Pilgrims: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China,and Cuba,1928-1978.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78.

⑪Jenner,W.J.F.ed.Modern Chinese Sto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⑫Meserve,Walter J.and Meserve,Ruth I.eds.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70.

⑬The Poems of Mao Tse-Tung.Translation,Introduction,Notes By Willis Barnstone in Collaboration with Ko Ching-Po.New York:Harper&Row,1972.

⑭Engle, Hua-ling Nieh and Engle,Paul(eds).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London:Wildwood House,1973.

⑮Mitchell,John D.ed.The Red Pear Garden:Three Great Dramas of Revolutionary China.Boston:David R.Godine,1973.

⑯Hsu,Kai-yu.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A Writer’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Vintage Books,1975.

⑰Hsu,Kai-yu ed.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⑱Berninghausen,John and Huters,Theodore(eds).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n Anthology.White Plains,New York:M.E.Sharpe,1976.

⑲Hieh,Hua-ling ed.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Period.Vol.1 Criticism and Polemics;Vol.2 Poetry and Fi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⑳马士奎：《文学输出和意识形态输出——“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对外翻译》)，《中国翻译》，2006年第6期。

[21]参见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22]Barmé,Geremie and Lee,Bennett eds.The Wounded: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77-78.Hong Kong:Joint Pub1ishing Co.,1979.

[23]Lee,Yee ed.The New Realism: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Hippocrene Books Inc.,1983.

[24]Tai,Jeanne ed.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9.

[25]Wang,Jing ed.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An Antholog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

[26]许方、许钧：《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27]Link,Perry ed. Stubborn Weeds: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28]Link,Perry ed.Roses and Thorn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1979-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29] Barmé,Geremie R.and Minford,John eds.Seeds of Fire: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New York:Hill and Wang,1988.

[30]Barmé,Geremie and Jaivin,Linda eds.New Ghosts,Old Dreams.New York:Random House,1992.[31][32]胡安江、祝一舒：《译介动机与阐释维度——试论阎连科作品法译及其阐释》，《小说评论》，2013年第5期。

[33]Liu,Nienling et al eds.The Rose Colored Dinner:New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1988.

[34]Zhu,Hong ed.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1.

[35]I Wish I Were a Wolf:The New Voice in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Diana B.Kingsbury.Beijing:New World Press,1994.

[36]Sciban,Shu-ning and Edwards,Fred eds.Dragonflies:Fiction by Chinese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East Asia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2003.

[37]Sieber,Patricia ed.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Lanham,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

[38]许钧：《我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中国外语》，2013年第5期。

[39]Mason,Caroline.“Book Review:Love on a Barren Mountain”.The China Quarterly,No.129,March 1992,p.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