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至少对我来说，西藏是个神奇而又神秘的地方，许多年来一直为没有去过西藏而感到遗憾。朋友中去过西藏或在西藏生活工作过的，对于西藏都有他们的记忆和想象，有的偏重于对藏民族精神信仰的探究和挖掘，强调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对话;有的讲述藏民族的英雄传奇和宗教奇观，将藏民族的历史笼罩在佛的光环之下;有的则把西藏当成了现代文明尚未染指的世外桃源——身体和心灵的避难所，赞美西藏的简单、明丽和纯净;还有的索性沉浸在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情里，幻想着能在西藏收获爱情。应当承认，此前我对西藏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以往这些不同层面的叙事想象所构成的混杂物。

阿来的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显然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记忆和想象。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西藏与藏民族，非关灵魂，非关信仰，非关自然生态，非关爱情传奇。尽管也写了宗教和民族英雄，但那只是整个叙事的一部分，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民族英雄，如贡布郎加，民间又称布鲁曼的，已失去佛的光环的笼罩，他更像一个水泊梁山的豪杰、好汉。在这里，作者熟门熟路的文学叙事被改作历史叙事，以想象为特征的文学表达变成了以文献为依据的历史考察。这是我读《瞻对》得到的最突出的印象。

瞻对的故事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这倒很符合文学叙事的习惯。此地隶属康巴，从今天的甘孜州首府康定西行，沿川藏公路也就是旧时的茶马古道经十二站到达里塘，瞻对就在里塘北方约二百公里的深山之中。而里塘正是阿来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出发地。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一队由把总率领换防内地的三十六个清兵，在这里遭遇“夹坝”打劫，驮马、军械、行李、银粮被抢劫一空。这些“夹坝”就来自里塘北部的瞻对部落，他们在满清官员的记述中常被称为“劫盗”，但在当地民间却被尊称为“游侠”，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绿林好汉。有清一代，川藏大道上发生“夹坝”劫掠之事，是很平常的，这是因为，“瞻化(瞻对)地薄，生业凋敝，其人多为盗劫”，即生存环境所迫，相沿成习，成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政府对付“夹坝”或剿或抚，似乎从未想过要用提高生产能力，改变生活条件，减轻百姓负担的方式，也就是从政治、经济入手，釜底抽薪地根除“夹坝”现象。书中写道，有清一代，清政府六次用兵瞻对，只是一再重复那个“剿抚”的古老故事。

乾隆九年征讨瞻对，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对瞻对用兵，也不是最后一次对瞻对用兵。此前的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就曾派兵一万两千余人征剿瞻对;随后的日子里，嘉庆十九年，朝廷再次出兵瞻对，只是原因变成了两位土司“挟仇争疆”，伤及清军官员;再后的道光二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也都发生过清政府征剿瞻对的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给瞻对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倒是一次次把这里的人民拖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每一次战争，无论谁胜谁负，做出牺牲的，总是无辜的老百姓。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历史文献中打捞发生在瞻对的这些战事，不仅将一个民风彪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史勾勒出来，生动讲述了一段奇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更重要的，还对瞻对做了深入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剖析了瞻对的历史演变，包括瞻对与中央政府、瞻对与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瞻对内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难分难解的关系。而清政府对瞻对的态度，也折射出它在处理与藏民族的关系时左右为难的窘态。六征瞻对，三瞻全克，前方主将鹿传霖主张将其收回内属，改土归流，设立汉官。但清政府却一直在收回内属和赏还达赖之间游移观望，不久便因保守势力“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的恐吓，为了稳定大局，在进剿瞻对胜利一年后，把瞻对赏还给达赖喇嘛，切断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能对瞻对的影响。特别是英、俄势力的随之介入，使瞻对、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也因清政府实行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的方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我一直以为，阿来是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尘埃落定》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悲情的诗性作品。至于《瞻对》，在我看来，则相当于《尘埃落定》的文献版。就其叙事而言，固然有一些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但只是一种点缀，整体上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本素材所建构的“非虚构”叙事作品。作者显然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所以，他在叙事中并不以一家之言为重，而是博采兼收，相互印证，识事详审，措辞谨慎，“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这是一个史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对诗人兼小说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在授予它二○一三年度非虚构作品大奖时，对于“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所谓人类文明的高度，恐怕就是指作者能以“世界格局”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眼光，来审视瞻对这个川属藏区的土司部落二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瞻对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恰恰是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积极回应。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作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叙事文本，作者在瞻对进入民国之后写下的一段话，应是该书的“点睛之笔”，他提到自己何以抄录这些史料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想，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漠视作者的善意提醒，而细读这部作品，确有祛魅的功效。

(责任编辑 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