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金 李鲁平

生态意识包含在宇宙观体系之中，不同民族的宇宙观蕴含着不同的生态观念或生态意识。生态意识在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以不同文化为背景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面貌。比如分量的轻重、篇幅的长短、所触及的生态世界的宽广与狭小、进入生态世界的视角，等等，这些不同虽然与作家关注的题材有关，但更深层的因素，是不同民族的作家、不同文化视野下，看待世界、看待生态的方式不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的生态书写，既互相区别、各有特色，又互相补充、共同丰富，从而建构起文学的生态世界，这是一个与自然的生态世界互相映照、互为启发的世界，从这个镜像的生态世界，人类得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自然以及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藏地文化:人对自然的神圣崇拜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基本状态和模式。但基于不同的自然哲学或者说不同的宇宙观，不同民族对自然的情感程度不尽相同，有一般的热爱和尊重，也有炽烈的热爱和尊重。藏民族对自然的情感可以称为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即对自然无比敬畏、绝对崇拜。学术界认为，藏民族的生态意识来自于藏族传统的宇宙观、本教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与佛教相关的思想。藏族传统的宇宙观，把宇宙看成自然、神与人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从这个宇宙观出发，人类必须将自身融于自然、爱惜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一宇宙观也是生态观，是宇宙观与生态意识的统一。流传于青藏高原、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古老宗教(本教)认为，万物有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家有家神。对山水树木、飞禽走兽等各种生灵不恭敬，甚至随意破坏捕杀，会遭到神灵的惩罚。爱护山水，敬畏自然，保护生灵，爱护自然界中的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会得到神灵的保佑。佛教倡导慈悲为怀、利乐有情、禁止杀生、六道轮回、因果业报、普度众生的大慈大悲理论，提倡人心净、众生净、环境净的宇宙美好境界。其包含的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之意不言而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这些思想资源不断交融并互相作用，融汇而成藏民族独特的宇宙观以及生态意识。

藏民族的宇宙观是藏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对西藏人民的信仰和生活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其中的生态意识，则规范和协调着藏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藏族作家处理自然、宇宙、生态题材的主要思想资源。蕴藏在藏民族宇宙观中的生态观念深深影响着藏族作家对生态的书写面貌。

如朗顿·罗布次仁对“破坏”与“惩罚”的书写。在朗顿·罗布次仁的小说《冬虫夏草》中，企图依靠挖虫草致富的亚培不断想到，把虫草挖光了会不会给草原带来灾难，会不会遭到惩罚。亚培因为目睹接连的不幸，因为对“惩罚”的相信，最终放弃了挖虫草的职业。相信有“惩罚”的背后，是相信万物有灵。又如，阿来对“狩猎规则”的叙述。阿来的长篇《空山》写格桑旺堆用传统的规则，即试图用刀与老对手熊进行搏斗，这一细节传达出狩猎传统中独特的生态观念，即动物与猎人之间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又如，次仁罗布对“生命轮回”这一佛教理念的讲述。在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中，年扎老人在转经途中偶然遇见了通人性的绵羊，只见它“全身战栗，眼睛里密布哀伤和惊惧”，老人被绵羊的恐惧所打动，一腔怜悯蓬勃而出，也为了救赎妻子桑姆的罪孽，于是决定赎买这只即将要被宰杀的绵羊，并把它带回家悉心照顾。在日复一日的转经、拜佛、祈祷的过程中，放生羊使年扎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爱意与温暖，心境也发生了变化，由浮躁到安静，心中有了希望和寄托。虽然不少作品写过人与动物之间特殊的关系，但《放生羊》通过人与羊的相处和对话，企图使人超越现实世界、获得灵魂慰藉和心灵温暖，是独特而少见的，应该说，这一特色来源于作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生态文化背景。

品味藏族作家对生态的书写，不难感受到，除了折射着藏民族生态意识的常见主题外，不少藏族作家对生态的书写充满着鲜明的自然神圣感，也就是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生动地体会到一种对自然或生态的宗教情感，神圣性、绝对性、权威性是这种情感的品质。例如，在玉石中只有藏民族把绿松石视为神圣饰物，基本上每个藏民都拥有某种形式的绿松石。朗顿·班觉的《绿松石》就描述了这种对绿松石的神圣情感。当班旦的爷爷到岗仁波钦神山朝佛，在玛旁雍错神湖中舀圣水往头顶上浇时，从湖水的泥沙中舀出了一块精美的绿松石，在场的人看到后，都夸那块绿松石是世间难见的好玉，班旦的爷爷当时是这样想的:“这块绿松石，可能是哪个朝湖的人从自己脖子上摘下来献给湖神的，现在被水冲到岸边来了……他想，别人拿这么贵重的绿松石献给湖神，我又怎能拿走?他对着圣湖大喊道:‘神湖啊，我是个贫穷的人，没有任何东西献给你，我把这块捡到的绿松石，当作我的贡品还给你，请您收下吧!’”这一“捡”一“献”，写出的是班旦的爷爷对圣湖的虔诚和心灵的无私。贯穿整部作品的绿松石，几易其主、最终又回到原先的主人手中，也象征着一种冥冥注定的轮回。

从表面上看，藏民族的生态观念所指向的对象是神灵，但这并不表明对大自然的宗教情感也是纯粹虚构的。事实上，神灵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化身，神灵的意志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具体体现，神灵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现方式，神灵对于人的行为所要求的禁忌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人的行为所形成的限制，神灵约束和惩罚在本质上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约束和惩罚。正是这种独特的生态和自然观，使得我们阅读藏族作家的小说时，总能感受到作家对自然的神圣之情。

二、草原文化:人与自然的生生不息

以“草原”为依托、以“游牧”为方式，草原上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父地母”等朴素的自然观思想，在天、地、人三者关系上，主张“天地合力”、“天人互助”、“有为于天下”。这些成为草原民族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框架。

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宇宙观来源于古老的萨满教、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也来源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制度文化(习惯、法律条例、行为准则等)。综合学术界对草原民族的宇宙观的研究，可以把蒙古族的宇宙观的思想渊源概括为几个主要的方面。一是来自萨满教的思想资源。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宗教，它伴随着蒙古民族的形成、发展而生成和发展，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萨满教逐步从自然宗教形态演变到主神教形态，并在蒙古帝国时期繁荣昌盛。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宇宙是天地万物生存的空间。天、地、人是世界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天神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地神掌握万物生长，敖包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神灵居住的地方，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既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观念体系，彰显的是自然崇拜的精神。二是来自蒙古民族在长期发展中不断积淀和丰富的制度文化。基于对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关系(即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认识，蒙古民族认为，每个元素必须遵守一定的秩序和规则，才能确保整个世界的和谐。草原文化中有关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法律、条例、训令和准则，正是这一宇宙观的具体体现。如成吉思汗1225年颁布的《札撒大全》中有关狩猎、草原保护、马匹保护、水源保护等的法律条文。又如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这是蒙古游牧民族较完善的一部法典，涉及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刑法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其中，也从草原和牲畜两个重要的方面，对草原生态保护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如禁止宰杀海番鸭、麻雀、蛇等动物。草原生态系统与农耕生态系统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草原地区干旱少雨，以草本植物为主，啮齿目动物多，不同的季节和年份，由于雨量等原因，草原的生态极其脆弱，易于被破坏。草原不仅是畜牧业的生产基地，而且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所以，详细而具体地规定对影响生物链稳定的动物群落的保护，可以有效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多样性。这一法典的生态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因为它与当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在价值追求上相一致。三是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家畜的繁殖和控制、草场的选择和品种培育、预防自然灾害、优化放牧方式等各方面，游牧民族积累了大量有效的经验。这一对自然的改造和认识过程，也是游牧先民对草原、生态、气候、天文、地理、动植物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过程。

总之，草原游牧民族的宇宙观及其所包含的自然观、生态观，既来源于游牧生产或生活，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依赖、斗争过程，也来源于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知识和文化体系的不断构建过程;既包含对天地起源、天地万物、山川自然的解读，也包含对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探索认识，即以自然为本，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在统一中发掘人的本质力量、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形成草原民族人文精神的独特个性。

总结游牧民族独特的自然观，不难发现，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污染，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理念，游牧民族是自然而自觉的生态保护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一深厚的生态保护传统，不仅对保护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湖泊河流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成为蒙古民族的优秀文化财富，滋润着蒙古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发展。以草原为背景的小说无疑也浸润着这一文化营养。草原生态文化作为营养，如同血液，一直流淌在蒙古族和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学长河里。在玛拉沁夫以《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茫茫的草原上》、《第一道曙光》等作品描绘的草原生活画卷中，草原文化中强烈的自然意识、惜生观念、英雄气概，烘托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色。

在新时期，以草原和游牧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对草原生态文化和自然文化的挖掘与表现，呈现出更加纷繁和开阔的形态。张承志并不是蒙古族作家，但青年时代的知青生活，使得以草原为背景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创作领域。《黑骏马》便是典型的例证。《黑骏马》对母性的叙述、对生殖力崇拜的叙述便是草原民族独特自然观的一个具体体现。关于小说《黑骏马》，一致的意见是它聚焦现代文明与草原传统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叙述了草原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悲剧性冲撞。当然，评论界也一致认为小说描绘了蒙古草原秀丽的风光，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赞扬了纯洁善良的人性，等等，这些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与感受。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草原生态文化的角度阐释这部作品。小说中有两个细节写到索米娅“母性”的袒露，一是当“我”看到了索米娅微微隆起的肚子，“我”冲了上去，索米娅像疯了似的咬“我”手臂，然后跑了。她怕“我”伤害她肚子里的孩子，一种母性的本能让她不顾一切保护她的幼崽。二是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蒙古包希望得到安慰时，索米娅慌忙藏起一双红花绒布缝的婴儿鞋子。这是她为腹中即将出世的婴儿准备的小礼物。尽管她并不爱这个孩子的父亲，但这个圣洁的礼物不容任何人怀疑和玷污。在人与自然的层面上，《黑骏马》不仅呈现了以“奶奶和索米娅”为代表的草原儿女对生命自在状态的渴求，更呈现了他们对生命赖以存在的草原大地的眷恋、虔诚和崇拜。在小说中，索米娅结婚前生了一个孩子，有了丈夫达瓦仓后又生了三个儿子，并在小学里照料所有的孩子，她是所有孩子的母亲。尽管有这么多孩子需要照料，和“我”离别时，她依然希望“我”将来有了孩子，还送给她养。“我已不能再生孩子啦，……我受不了，要是没有那种吃奶的孩子，我就没法活下去……你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送来吧，我养成个人再还给你……”索米娅对孩子的热爱和渴望，不仅是她对自己作为女人的天赋责任的认同——她是一个为爱而活着，为养育生命而情愿奉献自己的草原母亲，而且体现了作品隐含的另一个主题，即对草原上顽强旺盛的生命力的张扬。对生殖力的崇拜的本质是对自然力的崇拜，是自然力崇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实际上显示的是人对自我再生产的重视与自信。《黑骏马》不仅是草原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中的一曲爱情悲歌，更是天、地、人交融并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自然之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的草原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发与保护、现代文明与游牧生活、历史与当下、欲望与灵魂，各种矛盾与冲突充斥着辽阔草原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生态无疑成为关注草原的作家们急于表达和表现的题材。郭雪波的《沙狐》以及进入新世纪后发表的《大漠魂》、《大漠狼孩》等都有独特的视点，《沙狐》关注的是人与动物在草原世界中各自应遵守的秩序;《大漠魂》力图在人抵抗沙漠的命运中，呈现萨满文化对人与天地宇宙关系的独特理解;《大漠狼孩》在人与狼的冲突中折射人性与狼性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逆转和颠覆。书写当代草原的还有曾经在草原插队的北京作家姜戎。他的代表作《狼图腾》被称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尽管对这部作品的内涵评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作品深入动物的世界，叙述和刻画狼的生活，狼的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狼对气象、地形的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总之通过对狼的世界的描绘，构建出蒙古人畏狼、敬狼，将狼视为图腾的逻辑基础，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启发对民族性格形成和民族精神发展的思考。《狼图腾》写出了草原生态的一个重要领域，动物的世界。

在新的时代，这些创作一方面试图再现传统的草原生态文化魅力，启迪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和谐处理人与生态的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和勾画了在以科技和信息为代表的时代，人与草原环境之间表现出的不同以往的关系状态。总的来说，以草原和游牧为背景或题材的小说，无论是传统的歌颂、展示草原美好生活，还是后来的对生态破坏的批判，其主旨仍然是彰显草原与人的唇齿相依、弘扬草原与人的生生不息。

三、儒家文化: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易传》在解释八卦的来源时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说明，早期的儒家思想家，都是从对自然的观察和分析来制定和解释人伦和社会秩序，通过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与思考，从大自然来理解人伦社会的同构性和意义，来透视世界与人生。这是理解儒家生态思想的一个通道。儒家对生态文化的贡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其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认识自然的思想，即在对客观自然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积极利用自然。荀子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既向人们揭示了大自然的发展变化具有永久性，并且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昭示了能否顺应自然规律所带来的“吉”、“凶”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人类只有认识了自然规律，才能控制和驾驭自然规律，也只有顺应和控制了自然规律，才能利用大自然为人类造福，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提倡节制欲望，合理有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

无疑，传统的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利用厚生”的现实主义的品格，并且儒家的生态思想并不总是独立、单纯的生态观，而是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与其他民族的生态思想相比较，儒家文化的生态观依然有其值得注意的差别。首先，儒家文化强调的是“生态平衡”、是“度”、是“惜生”，而不是不杀生。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它要求人类捕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孟子、荀子都把“时禁”作为仁政或圣王之制的内容，即动植物不到成熟之时，不得渔猎和砍伐，为的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与“不杀生”的区别是明显的。其次，儒家文化是肯定利用自然资源的，只不过要有节制。其三，节制的前提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即对天道的认识，认识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平衡与和谐，即天人合一。儒家文化的核心是解决宗法社会的伦常秩序和在这种制度下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因此，这一生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生态和尊重自然。乔清举认为，儒家生态哲学是基于农业经验而产生的顺应自然的生态自觉。而且，儒家哲学的主题不是生态，“斧斤以时入山林”在儒家首先是一项“仁政”措施。在儒家哲学中，与自然和谐不仅是仁政的基础，也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的前提，没有对于自然的关爱，是达不到较高的精神境界的。总之，儒家提出了许多保护生态的思想，儒家的生态思想是其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一环，提出这些生态规则的出发点并非单纯地为了保护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服务儒家的政治追求。

这是我们大多数汉族作家处理生态问题的文化背景。

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把生态作为自觉的目标和直接的目标。从当代小说来看，有两种经典的对待生态的文本形态。一种是把自然作为改造对象、表现人的主体力量的形态，一种是把自然作为背景、烘托人的命运的形态。二十世纪初，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贫穷的现实生活、原始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科学技术，使得解决吃饭穿衣的手段和方式极端野蛮和粗暴，人们只能以简单、粗放的方式向自然索取。加上意识形态上对生态自然的蔑视，在人定胜天等违背自然规律的理念影响下，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服从、崇拜被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所取代。在《山乡巨变》、《创业史》、《李双双小传》等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描写，陈残云的长篇《香飘四季》虽然也是农村合作化运动背景下的作品，但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加典型，小说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珠江三角洲丰富多彩的水乡风情，而且极富激情地刻画了一群以昂扬斗志改造大自然的青年农民形象。新的时代，到处是改天换地的劳动场面，小说也不例外，要表现这一特定农村发展阶段中农民的精神风貌。这一风貌，内在的是通过思想教育表现进步与落后的斗争，外在的是通过改造大自然的集体劳动，表现人对自然的雄心壮志。在新时期小说中，不少作品都直接写到了生态、自然，比如知青文学中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大林莽》等，尽管这些作品对生态和自然的描绘与叙述都极具艺术感染力，但进一步思考，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中的自然和生态并不是作品要正面面对或表现的，而只是被作为衬托知青命运的环境因素，以此加强读者对一代人命运的认识和感受。应该说，在很长时间，自然、环境、生态在不少作家的小说中，都只是表现人物命运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作品的目的和作者的追求。

以上两种小说风貌，代表了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自然主义观，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生态观，即自然并非目的，而是服务于人的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即资源)，人类的任务只是要正确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二十多年来集中出现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资源、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在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严重制约经济的瓶颈，而且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生态”不再是简单的环境、不再是单纯的植物与动物;不仅仅是利用的工具，也不仅仅是生活和发展的手段。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文化价值层面的状态，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尊重、友好、和谐。也就是说，在生态文明的范畴下，自然、生态应该被拟人化，应该把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与人平等的伦理主体。

由此，我们看到，与生态相关的小说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和特征。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小说界就不乏从生态伦理的视角上来处理生态题材的佳作，铁凝的《孕妇和牛》就是一个代表，在这部充满诗意和牧歌氛围的短篇中，孕妇与怀孕的牛在赶集回来的路上是有着温婉的对话的，孕妇叫牛“黑啊”，牛也是能听懂孕妇的话的。又如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一九九五年)，在这部小说中，黑鱼是可以和居住在水潭边的老夫妇对话的。小说中的黑鱼向老夫妇请求在水潭安身，并被老夫妇接纳，鱼与人于是和睦相处。只有从伦理的理念出发，牛与黑鱼才能与人展开对话。应该说，这几部作品中浓郁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氛围，超越了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叙述。

近几年来，小说对生态的书写更加深入。如魏微的《沿河村纪事》，通过三个大学生进入农村的过程，让读者看到传统的质朴的乡村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瓦解并演变为令人陌生的复杂社会。关仁山的《麦河》充满对制度、体制意义上的乡村的死亡与新生的关注。曹寇的中篇《塘村概略》以城乡接合部的一个村庄“塘村”为舞台，以一个刑事案件为切入点，让读者看到当下转型时期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环境的颓废。李佩甫的《生命册》写了很多平原的植物，比如各种树木，诚如作家所说，写那些植物是为了寻平原人精神特质的根，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原人之所以如此，跟平原的自然环境是相关的，也就是通常意义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一致和相关。刘醒龙的长篇《弥天》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别山几十万人修水库的战天斗地过程，最后因为水库远远超过地域的承雨面积而成为“废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浪费。一个在设计和规划上是错误的水库，在人们与自然斗争的豪情下终于竣工，但没有人为上万人顶酷暑、冒严寒、忍饥饿所付出的牺牲承担责任，更没有人对这一无视科学和规律的破坏大自然的壮举承担责任。

体味近年来关于生态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几个突出的艺术特征。一是作家们试图通过人物命运唤醒人们对自然和生态新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即生态和自然不能仅仅被看做资源、手段、工具，应该是与我们命运休戚相关的主体;二是不少作家和作品试图在新的形势和背景下，写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张力，写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紧张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欲望和发展与自然、生态的有限承载和容量之间不可超越的矛盾，当然也是必须妥善加以解决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人的命运显示出更加复杂的时代特点。

可以说，不同民族文化的生态意识都有独特之处，由此对生态的文学书写面貌也很不相同。藏族作家或以藏族生态文化为支撑的创作，以敬畏之心叙述了生态的神圣性。草原游牧民族以草原游牧民族生态文化为背景的创作，以天地人水乳交融之情写出了环境与人的生生不息。儒家生态文化背景下的创作，则以人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不同民族的创作、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的创作，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生态世界。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书写，可以促进对生态更加深刻和宽广的理解。

(责任编辑 韩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