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莉

——关于城市文学创作的随想

张 莉

一

读文学期刊和书籍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的同质化倾向严重。似乎小说家们都在一个怪圈里打转——这个怪圈既指创作上的“思维定势”，也指小说叙事精神向度的狭窄。

当我们想到城市，一些景观会“自然而然”地在头脑里出现：拥挤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行色匆匆的人群。摩天大楼。霓虹灯。滚动的扶梯。咖啡馆。夜总会。酒吧。麦当劳。肯德基。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几乎所有城市文学的故事都逃不脱这样的空间。当然，更重要的是与这些空间相伴的人事：如何寻找门当户对的婚姻；如何赚到更多的钱，在赚钱过程中如何泯灭良心；爱情如何远去，纯洁女友如何爬上富翁/官员的床；如何在大都市里赚取蜗居；如何成为外企的中层。这些故事里，纠结着金钱、欲望，混杂着道貌岸然，偷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似乎是鞭挞金钱和城市的罪恶已经成为城市文学创作成功的“通天大道”，也似乎只有这样，城市文学才能称为城市文学。

以上种种构成了城市文学创作的“景观”。重复的故事走向意味着创作者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有趋同性，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势。这些定势包括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比如意识到城市生活的黑暗时，小说人物都会渴望从乡村/乡土中寻找安全和温暖(尽管这显然是空想)；比如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在书写主人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会强调精神财富的失去，似乎隐密的逻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者不可兼得；还比如，城市生活书写中，那个富人永远是罪恶的，而那位贫穷者则永远是善良的。

这也意味着，城市文学书写中，已然出现了许多不言自明的同构关系：美德与穷人同构，富人与罪恶同在；城市与物质主义并存，乡村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样的同构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在书写城市生活时，底层叙事视角弥足宝贵。但是，对底层立场和姿态的称赞和认可，并不意味赞同这些文学作品对城市生活的讲述。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贫穷者与善良并不完全画等号，富有者也不必然是恶人。财富与罪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金钱本身没有罪恶，善恶只与每个个体获得财富的方法和渠道有关。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作者都渴望过上物质主义的富足的生活，而在文本中，写作者们常常对这样的生活持有某种批判和贬低，这和一个宣称城市使生活更糟糕的人，却不断贪婪享受城市的便利是一个道理。写作者们面对城市生活时出现了一种潜在的分裂状态。当诸多城市小说家都一窝蜂地选择向物质生活表达愤怒、向贫穷示好时，意味着创作者们对复杂的城市生活放弃了思考和辨析，放弃了对问题复杂性的理解。

创作思维方式的懒惰使城市小说文本的精神向度单一而狭窄。几乎所有文本都沉湎于人际关系、升迁、金钱、升学、官司、官场、职场。在今天，似乎写作者们都认为，只要将现实中所遇到的人事搬移到文本中便是对都市生活的反映了，而并没有意识到，城市生活中的这些关系、这些争斗，只不过是浮在现实生活的漂浮物而已。小说家的魅力在于克服那些漂浮物的干扰，尽其可能去测探生活之海底。只有尽可能向那种深海之下的结晶体抵达，才能书写出我们时代、我们城市的精神气质。这是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图片、视频的原因所在。

二

关于都市女性的生活是城市文学创作者最为钟爱的主题，似乎大家都喜欢写婚姻纠葛、性的困扰、剩女的恨嫁、恶劣的夫妻关系，情人的出轨等等，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都是表象，记录这些是时代表象的呈现。那么，作为一位作家，是否更应该试图探讨这个时代人内在的、本质的、价值观上的困窘？

事实上有许多作家在此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写出过经典的城市文学文本。比如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比如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新世纪以来，蒋一谈关于都市女性生活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小说集《栖》集中书写了都市女性的生活样态。这位小说家穿越了那些都市生活的泡沫，穿越那些肤浅的相亲游戏和咖啡吧文化，穿越了飞短流长鸡零狗碎的市民生活而直接切入了此时代都市女性的精神困境。

比如《林荫大道》。一位外地户口的女青年，经过十多年苦读刚刚拿到博士学位，谋得了在北京当中学教师的机会，周末她去看她母亲，妈妈是家政服务人员，正给离开别墅度假的主人看狗。这位叫夏慧的女孩子因为看望母亲，得以进入别墅内部，看到跟自己同龄的女孩子因为嫁给了富豪而过上了自己完全不能想象的生活。而最尴尬的是，同是博士的男朋友也受邀来这里和她妈妈见面。这是非常具有挑战力的场景，小说家如何处理这样的场面需要勇气：他要把母亲、女儿和女儿男朋友三个人的困窘全部推到一个场景里。在这样的困境的考验之下，女孩子的精神世界受到冲击。

物质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位隐形主人公，夏慧需要正面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地位及收入的悬殊。她十年苦读依然贫寒，而与她同龄的女子却可以通过婚姻成为别墅的主人。现实如此残酷。事实上，年轻女子在金钱面前遭遇困境并不始于《林荫大道》，几乎每一个都市女性都会遇到。在张恨水《啼笑因缘》里，在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里，也都有年轻女子如何选择的问题。《林荫大道》中的夏慧受到了金钱的刺激，但并未绝望。这部小说对于财富的态度是坦然的，财富并非十恶不赦的怪兽，它给夏慧带来的压力是迫使她面对内心的深渊，她需要回答多年奋斗的终极意义，她情感选择的意义是什么。小说中，这位女性穿越了横亘在她面前的诸多漂浮物，直接潜入了精神世界的深海，她需要探知人为何生存的精神疑难。

《栖》里，生活在都市里的女性们，不是作为物质性的、肉体的、性的对象；不是作为情感怪物的、更不是作为生育机器的女性。婚姻和男人不是这些女性解决个人难题的唯一办法。这是这位小说家对于都市生活理解的独特，他认识到了都市人内心的精神质地。也许这位小说家并没有全面反映这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态，但在尽力观察都市女性的内在挣扎和内在自我解脱方面，他进行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短篇小说《林荫大道》不仅写的是女性的精神疑难，也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面临的精神疑难。

另一位对物质主义和都市生活有着清醒认识的小说家是甫跃辉。他被人广为称赞的小说是《动物园》，一位来自边地的年轻人在大都会上海生活，他遇到了爱情。爱情的诡异，爱情的莫名其妙，爱情的令人困惑和令人不安都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位男青年和一位女青年在偌大的都市里相遇，他们交流，互相以身体取暖，可是，交流总是言不及意。像世界上许多男女交往时发生的那些阴差阳错一样，她以为他应该说这个，但没有想到他说的是那个；他以为她该听懂了，偏偏她听的是别的。不可捉摸，莫名其妙。除了身体的需要，这两位青年男女还有什么需要对方？也许没有什么了。

许多读者感受到甫跃辉小说中的某种气息。“这是什么样的气息呢？我想甫跃辉其实也是说不清的，但他相信，有这样一种气息，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它来自生命内部，这是‘存在’的某种提醒，某种无法言喻的不安，他的小说里的那些男男女女，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被这种提醒、这种感觉攫住，某件小事、某个偶然机缘，使他们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失重、飘浮。”李敬泽提到甫跃辉小说中的那种“自我厌弃”：“这里有一种深邃的自我厌弃，这种厌弃、这种不堪自照的震惊从何而来？正如小说所暗示的：这是空间的丧失，这个人，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忽然意识到，他所能够辨认的世界只有脚下的‘一小片地面’，或许这就是‘动物园’？世界之广大只是一种修辞，可以言说，但走不过去，也难以想象。”阎晶明则认为他的小说中寻找的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要素：沟通。”认为小说家在“探讨这种不可沟通与不可逾越造成的悲剧与悲哀。”

但关于这种气息应该还有另一种表述，比如孤独。在我看来，甫跃辉是那种典型的大城市的漂泊者，他的文字世界里，叙述人总是一个若有所思、神情恍惚的大都市里的漫无目的的游走者，或者本雅明笔下那个“游手好闲者”。“动物园”在他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象喻色彩。这位小说家以“动物园”比喻整个城市是敏锐的。如果说我们看到的赚钱、匆忙的步伐以及高楼大厦都是这个城市生活的漂浮物，那么“动物园”是否是这个城市气质的象征？

外来的青年意识到了大都会里“动物园”的气息，他看到了个体的卑微无力，但是，他并没有那种恶狠狠的拉斯底涅似的对富人阶层的仇恨，没有对金钱与财富的疯狂占有欲。他是旁观者，在这个“动物园”里，别有所悟。换言之，当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兴致勃勃地为着某个目标努力奋斗并乐此不疲时，这位有所思的年轻人看到了别的，那些在其他人眼中毫无意义的东西，那些关于我们时代生活本身的隐密颗粒，细微印痕。也由此，这位小说家从铜墙铁壁一般的现实表象中脱离出来，刻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独有气息。

事实上，并不只是蒋一谈、甫跃辉，还比如在颜歌的《我们家》里，对物质生活的书写也有着少有的通达。在这些作家笔下，城乡二元对立和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模式正在消减，乡土只是乡土，并不是逃离城市的家园。城市生活并非全然是罪恶的，更不是诅咒的对象，换言之，在一些新的城市文本中，城市文学写作惯例中的那种“仇恨情绪”在消退，代之而来的是对城市精神生活终极意义的困惑与寻找。

三

在今天，对于作家而言，如何书写城市生活的精神疑难和精神困窘是个挑战。事实上，只有探知都市人的精神疑难，也才能探测今日中国的精神疑难。格非《春尽江南》是近年来城市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书写了这个时代都市的整体性特质。

小说中有许多不相干的现实故事和社会案件复杂地缠绕，围绕在男主人公前诗人谭端午身边。这也难怪，端午的妻子家玉是律师，常常遇到各种匪夷所思的案件：一个人杀害他情敌全家；一个父亲在被杀害之前聪明地为他的儿子递眼神，使他躲过灾难。端午的富豪朋友，在拆迁过程中遇到暴力抵抗，后来在家门口被杀死。他的红颜知己绿珠，家境良好的女孩子却得了忧郁症。他的女同事与富商暧昧，陷入复杂的情感纠葛。他的兄长由富翁转而成为精神病患者；他的妻子对儿子教育的歇斯底里，以及她肉体的不断出轨。当然，还有端午家庭本身所遇到的案件，——因在中介公司遗失房本而带来的房屋被转租强占，最后不得不以黑道方式解决。

这些城市里所有的故事对我们并不陌生，它们常常出现在社会新闻里，但在小说中出现时它们分明具有陌生化，有震撼性，完全没有不同新闻事件放置在一起时的生硬。这些事件不与现实画等号，它们大于我们所认识到的现实。比如关于那个灭门案。在被问到何以造成灭门惨案时，罪犯吴宝强并无悔意，因为对他而言，杀人就是要“多多益善”。在他那里，杀人有如赚钱，多赚一个是一个。在他的价值观里，人活着就是要赚点，哪怕赚的是没用的东西。在他的逻辑里，蕴含的全是贪婪、暴虐、罪恶。那振振有词的言语分明让人嗅到一种戾气，一种无理，一种对恶的安之若素，这似乎成为当下城市生活的雾霾。

《春尽江南》在细节与事件中追求一种具象的真实，追求一种及物性。端午泡茶使用的是“农夫山泉”；绿珠开的车是minicooper；他和绿珠讨论的诗是翟永明的；孩子宠物鹦鹉的名字叫佐助，一切都是现世的、具象的、真切的。那些细节和事件，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城市生活的漂浮物，但是，在讲述这些真实的漂浮物时，小说也在试图抓住那些我们城市生活的“结晶体”。

这种“结晶体”是小说的精神内核，即对当代社会的整体性认知。比如小说中提到的许多人物对社会人群构成的不同理解。端午母亲将人分为“老实人”和“随机应变的人”；哥哥将人分为“正常人”和“精神病”；绿珠把人分为“人”与“非人”；冯延鹤将一切他所不喜欢的人称为“新人”，即“全新的人种”，这些人嘻嘻哈哈，浑浑噩噩，朝不及夕，相时射利。妻子家玉则将人分为“死人”和“活人”。活人中，有享受生活的人，也有行尸走肉。端午酷爱布莱希特，布曾把人区分为“好人”和“非好人”。可是，在端午看来，老布的身后，这个世界产生了更新的机制，那就是鼓励“坏人”。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出现了“穷人”和“富人”的僵硬的二分法，在端午看来，对穷人和富人的定义改变了穷人的形象，穷人意味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破产，这进而也会改变人的定义。因而，所有人都在尽力改变贫穷的处境。小说呈现了不同的人对社会人群分布的不同理解，这种呈现是重要的，借由此，小说呈现了时代生活的总体性特征。

为什么《春尽江南》可以跨越都市生活的消费化趋势、跨越都市生活的无根状态、勾勒出那些我们感同身受的精神疑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说背景有直接依傍的对象。小说人物直接面对和缅怀的是那个已然消逝的八十年代。只有面对一个强大的有精神意义的“前历史”，《春尽江南》中城市生活的颓败感、空虚感才能得到有效的表达。事实上，有着八十年代经验的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远比其他人深刻。正是因为从八十年代而来，端午和家玉才独有精神痛感，才成为这个时代有“心”之人。端午以失败者身份自居，从始至终都在躲避，使自己彻底成为世界的“多余人”的方式表明了他对时代风尚的彻底背叛。而成功人士家玉则因癌症被唤回，她的出轨，她的不择手段达到个人目的，她在孩子教育上的歇斯底里都因她的疾病被治愈。她同情案宗里的百姓，她哭泣不能自已，她不再逼迫孩子成为考试机器，最终她也选择独自结束生命。

《春尽江南》的成功在于格非找到了他的精神依凭和观照对象。他寻找到了他的人物内心之根。因而，当我们谈论端午和家玉时，不只讨论的是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有心之人的痛楚，也讨论的是城市生存者日益泯灭的痛感、对一切安之若素的灵魂，讨论的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际遇。小说固然关注的是此时代都市生活中的物欲横流及人心的溃败；但它关注的也是人的自我沉溺、自我逃遁、自我挣扎、自我搏斗；也由此，小说写出了我们时代人的精神世界，心智生活。相比之下，同为书写当代城市生活的《第七天》之所以令许多人感到失望，则在于小说文本的精神向度的狭窄。尽管余华借用了《圣经》的说法，但整部作品却没有精神依傍，它的愤怒与忧伤都没有根由，因此小说的说服力不够强大，显得轻飘、失重。

四

今天，写作者们常常哀叹：我们生活的都市现实远比小说更精彩。言外之意，似乎小说的全部意义在于书写一个与现实相类的世界。可是，如果小说的最高水准是对着现实描摹，那么它凭什么成为一种创作，一种艺术？

每个时代每种生活都有它的表层漂浮物，也有它的深海结晶体，小说家的意义在于触摸与贴近那些潜藏在深海里的普通人无法获知的“地下”。重要的是写作者的“发现之心”，重要的是写作者穿透事物表层的能力。只有穿透斑驳的漂浮物找到“结晶体”，只有具备“发现之心”者，才能于喧哗的城市书写中拓展我们的精神向度。

二○一四年四月八日—十一日于天津

(责任编辑 韩春燕)

张莉，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