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楚

先说说我，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对城市的印象。第一次去城市应该是六岁，那座城市叫北京。母亲带我和弟弟去探望在石景山当兵的父亲。日后母亲说曾带我爬过长城，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第二次去北京是八岁那年，我在“六一儿童小学”读了半年书。城市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军区大院，开满桃花的野山，南腔北调的士兵，山上养的肥猪，衣服时髦、偷偷谈恋爱被班长逮到的一对男女同学和一次北海之行。那个春天我还莫名其妙地得了腮腺炎，在医院里昏睡了一个礼拜。等我出院时，春天就过去了，满街都是穿裙子的女人。我家窗台上有一大束干枯的野花，母亲说，我的同学们曾来看望过我。那是我对北京最深刻也最明亮的记忆。后来我们随军到山西大同。那座阴冷的城市于我而言，除了阴霾的天空，就是半年的住院时光。我得了过敏性紫癜，医生说如果严重了会转成肾炎。和我同屋的都是吃激素的胖子，他们有的死了，有的在我出院时仍活着。我后来再也没遇见过他们。

1984年春天我们回了老家，一待就是十年。在大连上了几年大学后，我又开始了漫长的县城生活。

日后再去北京，在地铁口拥挤的人流中，我时常有种致命的恐惧感和孤独感，仿佛自己是只患了焦虑症的蚂蚁，不晓得会被蚁群涌流到何方。我时常偷偷观望着与我擦肩而过的旅人，编织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有一次在2号线，我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坐在座椅上，手里攥着一根大葱。他为什么只买了一根葱?那根葱青葱修长，随着地铁的运行在他手里不停地颠簸抖动……

可想而知，城市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种陌生、表象化的存在。哪怕我日后长时间居住停留在那里，都没有安心的感觉。我无法想象在那里的各色人群是如何生存并努力生存得快活。而从一个写作者的阅读角度讲，我读到的第一本城市小说应该是铁凝的《无雨之城》:那是部让我震惊的作品，我记得它是从一沓照片底片开始叙述的。它优美、舒缓的语调和忧伤的爱情故事让我寝食难安。这是城市小说对我最初的启蒙。到了大学，读得更多的是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林白、方方……在我的理解中，苏童、余华、格非的小说属于乡土，而孙甘露、林白、方方的小说则属于城市。我也渐渐发现，在中国的纯文学刊物上，乡土或乡村小说占了更大比重，而城市小说则篇幅较少，也就是说，在整个文学叙事的格局中，城市文学只占据很小的分量。

这是为何?后来读王纪人先生的《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他曾如是总结:一九四九年之后，由于政治和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的限制，以商贸金融为经济基础的城市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日渐萎缩，市民阶层中最活跃的经济力量，即资本家和精英文化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压;文学创作在题材和服务方向上推广了延安时期的工农兵导向，于是城市叙事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说还存在着城市文学，那么其场景也仅局限于车间、郊县、驻城兵营，而恰恰少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市民阶层中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只有处于改造或被嘲讽的地位才能进入作品。

如此说来，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空白了三十年，因而客观上缺少一个可以因袭的城市文学传统。当代作家在依靠生活经验来书写属于自己的城市生活时，缺乏一种必要的先天性准备和贮藏。具体到作品上，就是难以依靠自己的现实生活来还原或提炼城市经验，或者虽然还原或提炼了，却缺乏属于城市的独特美学价值。另一方面，作家对城市精神的体悟也是一个问题，很多写作者像我一样，从小生活在乡镇或农村，虽然日后在城市工作，可对城市精神没有一种先天的认可和默契，因而作品里的城市生活缺乏活色生香的气味。张清华先生也提到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城市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作家的描写，能让读者生成对这个城市文化的印象和理解，让人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不再局限于“城市一角”。而对于作家来说，如果自己都不真正了解这个城市，又如何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城市印象”，如何能体现城市文学的意义所在呢?

如我自己，虽也写城市小说，却总隔着层东西。小时短暂的客居城市经验并不能让我对城市生活和城市精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只是将县城生活的经验硬生生转换成臆想中理所当然的城市生活，说起来也有些可笑。新写的短篇《艳歌》，是一个城市小警察的爱情故事，而杂志出来时这样介绍:这是一个小镇警察的黑暗情史……好吧，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曾经这样描述城市: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我企盼着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城市里的作家同行们能够在记忆的潮水里打捞珍贵的细节和人性，写出华美的城市诗篇。无论如何，我还是赞同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文学的城市》中说的那句话:“无论是好是坏，城市终究是我们的未来。”他还应该加上另外一句:无论是好是坏，城市文学终究是文学的未来。

(责任编辑 韩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