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艳

——重审并诠释张洁小说创作中的一场反常之变

罗 艳

尘封的症结：被错位搁置的《祖母绿》

对于张洁《无字》以前的小说创作，研究讨论相对而言是比较充分的，并大致准确把握了这一时段张洁小说创作发展的脉络：张洁带着美好的憧憬出发，一开始她充满信心、看向光明，热诚而努力。渐渐，在努力前行的途中，她感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感到一切非初始所想那么简单，于是，负重而行的脚步不再那么松快，直至后来步步艰难，极为沮丧。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症结，一直被掩盖在如上看似近于圆满的表述下。不少研究者对张洁这一有二十多年跨度的小说时段进一步细化梳理时，都会在某个相似的节点被困住——或削足适履，颠倒作家重要代表作的创作时序；或囫囵回避，以达成对小说创作貌似齐整而合理的归纳。

比如《张洁：转型与世界感——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将张洁一九八四年二月创作的《祖母绿》，与一九七九年五月创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放在一个创作阶段，却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创作的《方舟》归入上述阶段的下一阶段。研究者在文章中表述：《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是古典唯美的，到了《方舟》则告别了这种古典唯美。问题是，明明《祖母绿》先于《方舟》两年就诞生了，如何到了《方舟》而告别《祖母绿》的古典唯美呢？

又如《“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将张洁重要作品按时间排序，来表述作者思想发展过程，也不仅把《祖母绿》放在了《方舟》的前面，还放在了《沉重的翅膀》(一九八一年四月脱稿，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四次修改)的前面。

面对《方舟》和《祖母绿》明显的先后顺序和两年多的时间差，为什么诸多评论文章而不是个别的，都将它们颠倒了来论述张洁小说创作的发展？

除了颠倒《祖母绿》和《方舟》的时序，还有这样一种归纳划分，包容或者说掩盖了纠结。比如《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这篇文章，把一九七九年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前的小说归为第一个阶段，把《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九八六年的《他有什么病》总归为第二个阶段，把《他有什么病》到一九九一年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归为第三个阶段。作者这样做，是把没有什么异议的、充满憧憬期盼的那一段，归为第一阶段，把后来大家比较一致认可的、风格大变的那一段，归为第三个阶段，而把中间那拎不清的长长一段——包括《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在内的、理不顺的那一段，总归为第二个阶段，并做了一个较为妥帖的命名，叫作“变奏阶段或转折阶段”。既然是变奏，就会有交错、间杂。可是，《祖母绿》那突然圣洁无比的调子，与同期和其前后作品的对比都过于悬殊，像是突然插入的一记最强音，怎么也不似正常的变奏。所以，以上划分看似解决了问题，仍是有些囫囵地掩盖了问题。

张洁的这段小说创作，究竟存在着怎样令人棘手的问题，让研究者们如此为难，而不能做出稳妥的归纳和阐释？

问题的关键：爱情叙事行至《祖母绿》的反常之变

张洁的小说创作，正如一些评论所关注到的，往往由两大主线构成：一条是对社会层面(包括人际、人性、政治建设等)的思考和叙写；一条则是对爱情婚姻的追索和表达。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张洁在这两条线上的创作，并不尽相同，如果笼统地放在一起归纳梳理，就很难探明问题所在。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先把这两条主线分离开来，对张洁这一时段小说创作进行梳理。

如此，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作者社会层面叙写这条线，从光明出发而渐渐走向黯淡，发展变化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较清晰，没有什么突兀的反复。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一九七八年四月)带着憧憬一路走来，作者最初满怀信心来看现实、评过去，使作品时时透着温暖和光明，即使是写人的问题、人际间的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总带着良善的情感去观照，无论怎样的难与伤感，总会在结尾“挂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到了一九八○年十月的《场》，作者的创作视域扩展后，却仍心怀对光明的向往。而行至《沉重的翅膀》(一九八一年四月脱稿，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四次修改)虽然没有了惯常“光明的尾巴”，但全篇主基调仍然是正面的、积极的。不过，在《沉重的翅膀》脱稿至修改期间，作者的创作心绪有微妙的变化——在信心和矛盾之间徘徊，满腔的激情和希望在现实的困阻下，出现了起伏。作者这一期间的其他小说创作也相应折射出了上述的心绪变化——总体来讲，以有一抹暖色的居多，只是在暖色之下，开始出现些许晦暗的色调。这种色调在《沉重的翅膀》末次修改完成之后，渐渐显得越来越明确，直至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有什么病》出现——作者不仅去展现一种涩涩的世相，不再流露光明和希望的主观情绪，更重要的是把焦灼、荒诞甚至宣泄、令人窒息的主观心绪投注于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塑造，彻底颠覆了人们印象中的张洁——这也被公认为张洁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他有什么病》之后至《无字》问世以前，张洁的这类人与社会小说，除了《脚的骚动》、《最后的高度》与《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相对略有平静(总体的调子仍是低沉)，其他小说都极致地表现出那种焦灼、荒诞、令人不堪甚至窒息的心绪——张洁再也脱不了沉重的枷锁，再也发不出婉转的谐音。

而有关爱情婚姻叙写这条线，虽然和社会层面叙写这条线一样，作者也是在光明照耀下一路走来：最初的《有一个青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含羞草》(一九七九年一月)，爱情故事的开始都是一方暗恋，最终打动对方，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到《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九七九年五月)，不管外界怎样争论小说里的那段爱情，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爱情在张洁眼中，虽然有些可望而不可即，却依然充满强大的力量，是一个非常美好、值得追寻的光明存在，她仍然愿意做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去守候这片光明的到来。接着到与《沉重的翅膀》差不多同期创作的《波西米亚花瓶》(一九八一年九月)，爱情虽呈现出一种愁肠百结的面貌，但作者仍然肯定着“爱”，仍然让主人公在百转千折后拥有一个团圆的结局。至此，作者对爱情婚姻的叙写，虽然趋向沉重，依旧不乏美丽、希望和光明之色，和社会层面叙写那条线走到《沉重的翅膀》这个点，步调也还大体一致。

可后来，当社会层面这类题材在慢慢酝酿着通向《他有什么病》的晦涩之时，爱情婚姻这条线却在《方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现了一个令人讶异的、类同质的变化——再没有优美的情思、忠贞的爱恋，只有声声叹息、处处埋怨、每每宣泄；语言也如同它的内容一样不再具有优美的面貌，变得令人瞠目。虽然小说最后，女主人公对下一代男子汉的长成寄予了希望，但这点声音在小说整个已十分龃龉艰涩的基调中，显得十分微弱，以致令人忘却。评论界多把《方舟》作为张洁婚姻爱情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张洁的爱情之梦于此泥足深陷。戴锦华说：“《方舟》，其中已没有一个多少缝隙，来渗透梦的晕光，这现实如同一个女人的梦魇，一声女人的刻毒而粗狂的诅咒。”王绯说：“痛苦理想主义的张洁，无穷思爱、九死不悔的张洁终于成为陷入世俗人生的愤懑与忧怨的张洁。”

而当研究者们把《方舟》视为沉重的坠落，《七巧板》这一社会问题和婚姻爱情都沾边的小说里，对不幸的婚姻爱情与幸福的婚姻爱情又各有描绘。到《祖母绿》，里面的爱情更着实回光返照得令人惊异。小说中，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爱可谓痴而坚韧，做出莫大牺牲后，对于背叛了自己的男主人公从头至尾没有什么恨——因为有了对方的骨肉，“她原谅了左葳的薄情，丢弃了一切怨恨，只留下了对他的感念，和一种比以前更博大的爱”，若干年后为了对社会有益，她依然不计前嫌去支持男主人公的事业，“她的爱情已经得到过呼应，这种可以呼应的爱情，哪怕只有一天，已经足够。因为还有那么多人，过完了没有呼应的人生”。这里，小说中的婚姻爱情虽然并不完满，但作者重又感念爱情的美——哪怕是短暂交汇，也足以令人慰藉一生。《祖母绿》里，爱情又变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值得追寻的存在，而作者历经磨难的爱情信念，也变得更加理性、无私和宽容。

张洁小说对爱情叙写出现这样一个回转，似乎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味——我们似乎可推测，作者又从泥泞中挣扎了出来，于混乱的世象、迷途的低谷中看到了光明的方向——重省爱情、重拾信念，找到了拯救自我的路。然而事实上，《祖母绿》就仿佛枯败残景中突兀开放的一朵奇葩，明晃晃地惹人注目，却在人们还没来得及好好为重生欢喜和兴奋时，又很快凋谢，继而是一片比以往更衰败的景观——《祖母绿》之后，作者所有关于两性、爱情、婚姻的描写都变得急转直下，面目甚至比《方舟》更令人绝望和窒息——毕竟《方舟》最后还有一个风中残烛式的尾巴。

通过以上分两条线对张洁那一时段小说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真正令人棘手的问题，其实就出在作者对爱情婚姻叙写的这条小说线上，更可以明确为——来自《祖母绿》反常之变的困扰。

如果没有《祖母绿》，作者写两性爱情婚姻的小说，从《方舟》过渡到《祖母绿》之后的任一篇，逻辑上都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因为《祖母绿》之后的这类小说，与《方舟》表现的冲突的两性关系、疲惫的生存、窒息的处境，可谓高度相似，一脉相承。其间《七巧板》里爱情的各有悲欢，完全可视为最后的、无奈的挣扎。可是偏有《祖母绿》夹在中间，仿佛一汪清水十分奇迹而不可能地夹在一条渐趋浑浊的河流中间，让人备感困惑。如果《祖母绿》出现在《方舟》之前，便符合一种常理：从清水渐渐变得浑浊，从光明渐渐变得黯淡，从相信渐渐变得失望，从向往渐渐变得沮丧。可是《祖母绿》不仅出现在《方舟》之后，而且还是两年多后——在前后的浊流中兀自清澄。

如前面所提及的，很多研究者，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被困住了。王绯在《张洁：转型与世界感——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中说：《方舟》“看不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里那种少女般的情愫，没有了温婉、痴诚、深挚的古典诗式的情绪流动，更没有了……痛苦理想主义的张洁，无穷思爱、九死不悔的张洁终于成为陷入世俗人生的愤懑与忧怨的张洁”。很明显，这里把《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归在一起，而把《方舟》作为出现于《祖母绿》之后的下一阶段作品来加以评述。

戴锦华则在《“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中这样论述：“如果将张洁的重要作品做一共时排列，那么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一个关于女人的叙事，一个女性的追问自我的过程，一个女性的话语由想象朝向真实的坠落……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并不通向上帝或撒旦，只是自我放逐至荒原的心路历程。那梦的最优雅、最完美的形态是《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是梦，同时是一种信念……在梦的残片之间、执着地固守着这梦的信念、信念之梦的是《祖母绿》……绝望地、但成功地将梦的残片缝入沉重的、无法背负的现实中的，是《沉重的翅膀》。而在这沉重、仍要飞翔的故事近旁，是龌龊的、没有拯救的人生：《方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研究者所排的“‘时间’序列”里，一九八四年才诞生的《祖母绿》，被排在了一九八一年创作的《方舟》之前。研究者甚至把《祖母绿》放在了《沉重的翅膀》之前——或认为《祖母绿》的基调比《沉重的翅膀》还要更加理想、纯净和轻盈。总之，在戴锦华看来——一如王绯及其他研究者所认为——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祖母绿》，作者那流淌在笔端的河流，一路都较为清澈，到了《方舟》才一片浑浊。可是实际上，这完全是主观颠倒了作品的诞生时序——我们不能回避《祖母绿》晚于《方舟》两年多诞生的事实。

拨开迷雾：重审并诠释反常之变

十多年前，一方面，关于张洁的信息和资料并不那么丰富，堪称作家灵魂之路写照的《无字》也还没有诞生，同时张洁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多地打开自己接受访谈，我们能够了解到张洁的路径实在很有限；另一方面，就张洁小说创作本身而言，那时候的高度距今时今日也最多走到一半的路程而已，甚至，张洁还并不认可这一半的价值，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她的创作是从《无字》开始的。在如上情况下，碰触和探讨上文的问题，确实可能十分棘手。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了更多可资借鉴的资料和信息，有条件比以前更多了解张洁和她的创作，有必要更好地面对这个难题，做出阐释。

首先，要说明的是，不管《方舟》因何而呈现出一副不堪的状态，这并不是张洁本意所期望的。个性和经历的局限以及现实的处境，使得处在极致压力中的她，在表现问题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囿于现状而挣扎和呐喊——情之所至、感同身受之处，便过多流泻出个人主观的情绪，不能冷静而理智地超越自我和现状去反思，最终使得作品的效果竟与自己的初衷有些南辕北辙，不仅没有博得更多的同情，反而迎来很多的争议。

可以例证的是，作家张辛欣在看了《沉重的翅膀》的初稿后，曾对张洁说：“你的文字开始尖刻了。”《方舟》出来后，张洁问张辛欣：“怎么样？这回好一点儿了吧？”张辛欣道：“更尖刻了！”张洁说：“真的？！我还是拼命想让它柔和一点。”此外，《方舟》写完后不久，张洁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发表的散文《我是你们的姐妹》中也说：“我曾忧虑地对朋友们说：那种纤细的、温柔的、优美的感觉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好像变得粗糙而尖刻。唉，我真不想象棵仙人掌。”

所以，到后来一九八二年五月写成的、对社会和婚姻爱情问题都有涉及的《七巧板》，作者对爱情的描写，开始有一点平反——在写了金乃文婚恋无奈的同时，又于尹眉的婚姻爱情描写中流动一点理想化的亮色，并且文字也相对趋于和缓，这或是情理之中作者“拨乱反正”的一种努力。

而至于为什么作者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创作的《祖母绿》中，能明显地彻底转过身来——不仅找回了过去那种“纤细的、温柔的、优美的感觉”，更升华为一种甚为广博的情怀，这就不得不再追溯下，作者彼时的处境。

首先，那一时段现实中，令作者深陷各方压力、备受煎熬的恋情，形势逐渐变得明朗起来，被作者视为刀山火海的炼狱，终于能有一个看到些许前景的出期。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曾在《行为科学在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为悼念孙友余同志而作》里面提及，孙友余(张洁后来的丈夫)一九八三年因为心脏病要动手术，从机械工业部退休。虽然如张洁在散文中所述，孙友余的退休与力主改革而中箭落马有关，从事业角度来说，是一次被动的打击，但却客观上为张洁和孙友余的恋情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毕竟在当时，一个有实权的在位高官因婚外恋而抛弃无过错的革命妻子，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面临的压力，包括为小人提供的挖墙脚、雪上加霜的机会，是远远胜于一个退休老干部的。何况现实中，孙友余的妻子也有拥护支持她的力量。不过所有一切重锤，如果打在一个退休老干部身上，就如力入棉花，显不出多大的威力了。张洁曾在散文《人家说我嫁了个特权》中明确说过，“……从岗位上退了下来。这倒造就了我们的姻缘，所谓无官一身轻吧，就是谈情说爱也需要一个宽松的背景”。由此可见，一九八三年往后，张洁和孙友余恋情所受到的压力明显缓解多了。

其次，一九八一年一出炉便令作者备受“针砭”的《沉重的翅膀》，一九八三年底也完成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稿的修改，从《你不可以改变她》这篇散文所摘录的张洁日记中，可以推测：这最后一稿的修改势必也平衡了一些意见，使得支持她的力量得以有余地为作者斡旋。

因此综合来看，一九八三年往后，曾被各种是非矛盾的强大旋流裹挟的作者，明显比创作《方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时，有了不少缓冲的余地。在上述情况下，作者自然更有心境和精力为找回过去的自己而努力——前面提过，作者在《方舟》中的改变并不是自觉的，甚至主观上她是想回到过去柔和的笔触而不能。

同时，作者站在一九八三年底一九八四年初这个略显平和的当儿，去看爱情，思想上难免会有走过千山万壑希望就在前方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不计情感之伤升华出圣性的宽宥和感念之情，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一九八四年二月《祖母绿》的出现，其实有多种“天、地、人”相和的契机——一来，作者本来就想要找回曾经的优美和柔和，外在种种因素也逐渐为这种回转提供了良好条件；二来，作者大势“尘埃落定”、爱情一切向好的处境，也容易促成她以博大和宽爱超越一切苦难，抚平岁月的粗砺，用理想的情怀来回看和观照爱情之伤。

于是一九八四年以后，虽然作者耳闻目见身受许多事情，对世事的复杂有了更深的理解，以致创作中对社会层面的叙写很难再奏出和美的音声，却在对爱情婚姻层面的叙写中，突然云开雾散、划出一道美丽的彩虹——创作出对两性关系呈现宽大和解、重新崭露理想情怀的《祖母绿》。

不过，这点与社会层面叙写步调不一的飞一般上扬，也仅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随后作者的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涉及爱情，这是一段不祥的沉默。再到一九八七年六月，《只有一个太阳》夹着些许较完整的爱情情节出现时，爱就已是一片混沌，及至一九九一年的《红蘑菇》、一九九三年三月的《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这类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进入了比《方舟》更残酷的对决。

如果我们再对作者的个体经历做个探究，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爱情的向好发展带来的希望，在一九八六年作者步入婚姻、达到小高峰后，很快就被婚后生活的不堪所掩埋。一九八八年末的散文《文革中的一天》中，张洁便这样说：“我至今后悔去参加了那次批斗会，后悔留下了关于孙友余的印象，它使我的后半生，重又落入无尽的劫难中。”文中提到的那次批斗会，正是张洁与孙友余的初次相遇，“从此孙友余作为一条硬汉子”，留在了她的印象里，也可以说那是张洁对孙友余产生好感的缘起。可是从作者的叙述里我们可以读出：刚刚步入婚姻两年的张洁，对这一埋下了和孙友余日后情种的相遇，已经开始后悔，并把即将与孙友余共度的后半生，视为“无尽的劫难”——这段婚姻的幸福指数怎样，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作者提到这次婚姻、提到孙友余的散文都细细研究一下，比如《无可奈何花渐落》、《无地自容》、《最后一个音符》、《可怜天下女人心》，包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等，还能寻见更多关于这段婚姻幸福指数的蛛丝马迹。

公正地说，作者在婚姻中的压抑和失落，其实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孙友余有多么地不好，只能说在婚姻的真实性格碰撞中，两个人都很失望。虽然作者对于这段婚姻，婚前婚后都付出很多，但是两人难以相融的性格以及各有问题的心态，最终决定了这个婚姻的落败——即使离婚前夕，作者强作欢颜写出《吾爱吾夫》这样示好表白的作品；即使他们两个人面临离婚这个结局时，内心或都有一丝不舍，也终究无法再挽回这个必然的结局。实在是，婚姻中的他们有太多南辕北辙的性格冲突，如果没有相当高的智慧、相当宽阔的心态，根本难以维系，更别说从中体会到幸福。关于这点，其实我们从《无字》、作者对以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吴为的爱情之路的回顾反省中，也能得到很多相应的印证。

总之，在作者的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希望之光，随着婚姻的到来，很快就被磨折殆尽，正像她在《无可奈何花渐落》中所提到的：“负荷到了极限就要失控”——于是，现实婚姻中，她的失控至歇斯底里，便无可阻遏。这种心境和状态也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其小说创作——为之付出了“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的心血的爱情，最终给了作者一个无比冷酷甚至惨淡的结果，曾经遥想联翩的爱情的果实竟是如此苦涩，作者还能有心绪在创作中继续遥望爱情并对它有所寄托吗？那重又急剧下堕并比以往更为决绝的戏谑甚至诅咒，能说不是来源于现实的残酷和煎熬？

小 结

综上，张洁在小说中对爱情的观照——从《含羞草》、《爱，是不能忘记的》充满理想的光晕，到《方舟》的荆棘密布，再到《七巧板》的一点“回光”，至《祖母绿》昙花一现的大放异彩，又很快落入《红蘑菇》相反的极端，变得更彻底混乱和尖锐，其间不乏大起大落又回环往复的变化。乍看起来，令人十分摸不着头绪。如果再和作者对社会层面叙写的题材搅和在一起，就更令人感到梳理和阐释的艰难。

而最大的症结就在于《祖母绿》的极致绽放又昙花一现，如果没有《祖母绿》夹在中间，作者对爱情婚姻的叙写，从《方舟》驶向《红蘑菇》，基本上看起来顺理成章——从焦虑到彻底焦虑、从失望到彻底失望——《七巧板》可视为最后的挣扎。这样的发展过程，与作者对社会层面叙写的走向也能大致不悖，研究者对张洁这一期小说创作的整体归纳，会变得顺当和容易。可是事实偏偏是：作者有了《祖母绿》对一切的宽宥、大度与超然之后，再落入比《方舟》更无望的泥潭——仿佛好不容易修成一个已能包含人间沧桑的圣女，忽然彻底转成一个只与怨恨、戏谑、诅咒有关的巫女，不免令人错愕。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者在梳理张洁这一期小说创作时，都不免在此打结犯难，为了能有貌似圆融的阐述，或对这一复杂的过程囫囵回避，或者不得不削足适履——人为地把一九八四年二月创作的《祖母绿》置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创作的《方舟》之前，重塑一个看起来合理的逻辑。

其实，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如果先将张洁小说对社会层面叙写这条线理清在外，然后着眼于爱情婚姻这条线，深入考察作者本人的经历，就能较好地理解作者创作的反常起落——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方舟》到《祖母绿》再到《红蘑菇》，从充满理想之光到阴云密布到重绽理想光辉再到彻底一抹黑，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不合乎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但是背后有着合乎情理的缘由，我们完全可以正视并如实呈现这一曲折的变化过程，给它一个合理的诠释。

(责任编辑 韩春燕)

罗艳，文学博士，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艺术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