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

——兼论长篇新作《很久以来》

沈杏培

一

从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南京在中国城市版图上具有难以复制的特性和魅力。这座兼有金陵王气和六朝金粉气息的十朝帝都被历代文人反复书写。李白、刘禹锡、文天祥、孔尚任都曾吟咏过这座城市，留下了或艳丽或悲壮或淡雅的诗性文字。现代以来，南京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依然是个饶有兴致的书写对象，其中，叶兆言可以算得上书写南京的一个代表性作家。从他创作伊始的《夜泊秦淮》系列，到九十年代的《花影》、《枣树的故事》、《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直至最近的《很久以来》，南京作为重要主题、背景或地理标识，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很多优秀的作家在经年的创作中都形成了鲜明而集中的地域标识，比如马贡多之于马尔克斯，高密之于莫言，登州之于张炜。鲜明的地域标识来自清晰生动的文学地理，在文学面孔趋同的当下，地域标识和文学地理越集中、鲜明，文学的辨识度也会越高。从这个角度看，叶兆言对南京的倾心书写使南京成为他的重要文学名片和文学地理。

关于城与人、城市与写城市的人，赵园曾这样说过：“能找到理想的‘人’的城想必是自觉幸运的。并非任何一个历史悠久富含文化的城，都能找到那个人的。他们彼此寻觅，却交臂失之。”每座城市都是一个不朽的丰碑，需要有人为之塑像，为之作传。城市与写城市的人便构成了一种充满偶然的文化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几十年在写作的田园中勤耕不辍的叶兆言，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写作中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忠实守候者和城市肖像的塑造者，也是这座文化古城所需要的“理想的人”。

叶兆言的南京书写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纪实和知识考古式的南京书写。纪实类的南京书写主要体现在他的《旧影秦淮·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南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等书以及大量关于南京的散文文字中。《南京人》这本书中，既有《南京的沿革》、《东南重镇》、《城南城北》等关于南京城市历史、地理、政治版图沿革的内容，也有《金陵王气》、《亡国之音》、《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南京人》这类关于南京城市精神、人文艺术特征的书写，还有《南京的吃》、《南京的喝》、《南京的玩》、《南京的四季》等民俗风情内容的描写。《老南京》借助于图文并茂的体例，在大量的历史图像和文字的点染中生动演绎了从晚清、民国直至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城市发展史和日常生活史。

在这类纪实性作品中，叶兆言俨然是一个地方志学者或民俗学家，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勾画出这座城市千百年的历史沿革和演变轨迹，娓娓讲述这座城市的风俗民情和历史轶闻，工笔描绘具有城市特色的各式遗迹和景观。在这种书写中，叶兆言准确抓住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品质，比如，“南京大萝卜”作为城市象征体现出的包容、率真的城市性格，比如南京具有的金粉气和沧桑感，再如兼具亡国之音与金陵王气的城市特质。对南京的这种传记式的书写和精细专注的描摹，体现了叶兆言作为南京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更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他自己曾说：“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一扇我们回首历史的窗户。”叶兆言的写实性南京书写总是饱含深情地勾勒着他置身的这个城市的形象，更从文化性格和文化形象的层面探测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诚然，一座城市的文化肖像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不只是建造一些体育馆、音乐厅、歌剧院和博物馆之类的硬件设施，而是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气象。”叶兆言深知文化品格对于城市肖像和城市精神的重要性，他的很多笔墨对南京人的市侩、慵懒的习气，对于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错位等现实问题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在叶兆言至今的文学实践中，这类纪实性南京书写占有相当大的分量，既在写实的层面形成了叶氏南京肖像的基本轮廓，同时，又为他的南京形象和南京记忆的小说虚构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可以说，写实和虚构，散文和小说，是叶兆言南京书写的“两副笔墨”，二者相得益彰，形成叶兆言的南京形象，共同建构着关于这座城市的往日风雅和乱世传奇。

二

叶兆言的另一类南京书写是作为小说叙事的南京记忆和南京形象，在这些作品中，南京是小说的主题或重要元素。叶兆言相当多的作品背景总是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早期作品，桨声灯影、金粉气息笼罩的秦淮河，繁华锦簇的夫子庙，肮脏凌乱的小巷弄堂，是最常见的环境，上演着乱世中的动荡不安与各色人物的人生悲欢。《夜泊秦淮》系列是这类南京叙事的代表，由《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和《半边营》这四部小说构成。这些小说以夫子庙、秦淮河作为故事背景，再现民间艺人、青楼女子、封建遗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的生存状态。

从总体上看，秦淮系列对于关家、华府等家族历史的探秘，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叙述，并不重在对于家族兴亡和城市变迁的总体呈现和历史追问，而是关注家族史和城市文化之中被挤压、遭受痛苦的人的欲望、压抑与释放、抗争。“叶兆言对十里秦淮，乃至对整个南京城市的兴趣，或许也不过是借助这个城市地理空间，探测复杂多变的人的内在世界。”《状元境》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南京，在张勋复辟和南京即将陷落的历史关头上演乱世男女的情与爱，司令的姨太太因为与副官偷情而被司令转嫁给下层贫民张二胡。白捡了老婆的张二胡对三姐俯首帖耳，百依百顺。尽管泼辣刁钻的三姐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对他秽语詈骂迫使他远走他乡，但多年后发迹了的张二胡回到家中依然不离不弃，他的人性善良与道德力量最后感化了三姐，谱写了一个人性回归的乱世故事。《十字铺》的背景是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战火连绵，时局动荡不安，展现了季云、士新与姬小姐、苏菲亚之间的多角恋情，小说不在于对时代政治的再现，而是专注于乱世中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风月情事。《追月楼》的背景同样是战火笼罩下的南京，日本人攻陷南京后无恶不作，少荆等社会精英沦为汉奸。面对家国破碎，古稀之年的丁先生作为前清遗老，恪守民族气节，登上追月楼，发誓日寇一日不灭，一日不下追月楼，他冷落日本学者藤冢，拒绝任职于日本人扶持的和汉书院，显示了这个遗老身上的刚正气质，小说反复渲染了丁先生“人穷，气节二字，不能丢”的气节，因而，《追月楼》所要表现的是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丁先生为代表的民众对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的坚守。可以说，《追月楼》是从精神层面书写南京，凸显战乱背景下老派知识分子的可贵的人格操守和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在秦淮风月和硝烟战祸的双重侵蚀下也依然存留在人们内心。《半边营》讲述了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华府家族内部的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纠葛。年轻时就守寡的华太太由于多年的婚姻不幸，心态扭曲，面对二女一子，变着法子折磨子辈。华太太以多病拖着长女斯馨，三十多岁待字闺中未能成家，二女迺娴嫁给一个军官，常被华太太奚落，幼子在华太太的淫威下性格孱弱，不幸的家庭中，妻子和儿子相继死去，活人和死人就这样耗着，死人死不了，活人活不成，这是叶兆言在《半边营》中所展现的乱世中的家庭悲剧。小说叙述的同样是叶兆言非常擅长和热衷的乱世悲剧。叶兆言对战乱时期的南京有着特别的偏好，《半边营》将抗战作为一个长时的历史背景，在此背景下，将华府中的长幼两代置于其中，细腻地呈现人的灵魂扭曲和生存的悲剧感和无奈感。

在“秦淮”系列中，南京的地域风情和某些文化陈迹得到了相当多的书写。比如，关于南京风情和金陵文化：夫子庙的茶楼、茶文化和各种风味美食、南京地方的历史旧闻和知识掌故，比如关于秦淮河一带的“夫子庙三杰”、“城南三害”、“状元境三霸”的传说，马车行的聚众赌博。除此，秦淮河上的香艳风情和狎妓文化在叶兆言这一时期的南京书写中也是经常性的内容。

《花影》(一九九四年)是叶兆言应电影导演创作的命题小说。这部小说的主题同样是关于城与人。故事的发生地“二十年代江南的小城”显然与叶兆言钟情的南京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合。小说的主角妤小姐生于一个淫荡、腐朽的封建大家庭里，旧式家教和男权权威一直压抑着这个漂亮、叛逆的女子，直到甄老爷子和哥哥相继因为鸦片、纵欲致死或致残，妤小姐成了甄府的统治者。由于在封闭的环境中性的极度压抑，性情乖张的妤小姐开始任性地释放自我的欲望，她勾引堂房兄弟怀甫，与花花太岁査良钟、新式青年小云轮番纵欲狂欢，最后被小云下毒致瘫。一部《花影》几乎就是一个旧式女性在摆脱男性枷锁后尽情释放欲望而走向毁灭的过程。这部小说似乎写了一个具有女权色彩的女性如何通过身体的叛逆向旧的社会秩序进行抗争的故事，实际上，作为生于旧的家庭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妤小姐，还算不上现代女性，她的欲望的释放以至泛滥并没有反抗旧秩序的文化自觉，她的反抗更多是自发而本能的，她借助于自我原欲的释放而试图消解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但在这种反抗中，男权和女性的压迫关系被她置换为女权和男性的关系，但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旧的家族内部的礼仪和秩序并没有改变。尽管短暂的时光里她是甄府的当权者，而且可以在不同男性身上释放自我被压抑的性欲，但由于妤小姐所置身的总体环境并未发生改变，因而，她在短暂的狂欢后又陷入了死的寂灭里。

这篇小说里，江南小城显然是一个封闭禁锢的文化空间，叶兆言在这样一个旧文化阵营里，通过性欲旺盛的妤小姐、年轻守寡难耐寂寞的素琴、沉浸于同性之爱中的小妾爱爱这些压抑的女性群像展现了文化秩序和自我原欲之间的撕扯、博弈以及人的毁灭。这里的“江南小城”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空间，联结着封闭、禁锢和旧的文化秩序。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一九九六年)是关于战乱背景下的男女之情的故事。战乱背景下的爱情是叶兆言喜欢的爱情叙事模式，此前的司令、张二胡与三姐的情感(《状元境》)，士新、季云和姬小姐之间的情感恩怨(《十字铺》)，婉和少荆(《追月楼》)的爱情，无不是处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乱背景下。这篇小说是南京被日本人攻陷之前的那段特定时空里的故事，三十年代的南京已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然而这座城市却呈现出令人讶异的悠闲和世俗狂欢，小说如此写道：“三十年代的南京繁花似锦，到了一九三七年，国破家亡已到最后关头，到处都在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但是悠闲的南京人依然不紧不慢，继续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国破家亡、身处危局却依然纵情声色、及时行乐，这是三十年代南京的城市肖像。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爱情“疯子”丁问渔出场了，家境显赫有过留学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丁问渔在小说中显然是一个丑角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形象。他的西装革履绅士仪表被头上顶着的红颜色的睡帽和右手的文明棍消解殆尽，外表滑稽的丁问渔，行为更是荒唐透顶：风月场上寻花问柳的丁问渔在任雨媛的婚礼上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个军婚女性，并开始了漫长而不懈的追求历程，最后凭借这种傻气和忠诚抱得美人归。国难当头，作为知识分子的丁问渔对政治毫不关心，婚外情和风月事占据了丁问渔的全部身心。在丁问渔的猎艳过程和爱情攻势里，三十年代的党派政治、时代危局和日常生活悉数呈现。大动荡到来之前的三十年代已经暗流涌动，危在旦夕，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精英”，如大学教授丁问渔、飞行员余克润、机要局秘书任雨媛以及余克润大哥余克侠之流却沉浸在风月场上和男女情感的争风吃醋里。尤其是丁问渔的痴爱已近偏执和荒唐：对于丁问渔来说，南京的沦陷算不了什么，雨媛是否给他回信，雨媛能否如期约会远远要比时局的存亡重要得多。在大学教授丁问渔的眼里，世俗恋情的成败要比南京的存亡重要得多。

毫无疑问，这篇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并非正面大规模地呈现抗战前夕的军民万众一心备战的图景，或是民间沸腾的爱国热情，而是让近在咫尺的战争和峻急时局成为背景，在这个背景中让爱情成为主角。叶兆言曾说：“在一九三七年，可歌可泣的事情也太多，多得足以让人眼花缭乱，而我的注意力，却徘徊在不应该停留的地方。”所谓“不该停留的地方”也即指乱世中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婚恋悲喜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各种小说潮流竞相大放异彩，文学表现不断翻新的语境下，描写战争本身已不能激起写作的热情和读者阅读的注意力，正因为此，叶兆言选择了乱世中的爱情展开他的南京叙事。小说细致勾陈了三十年代抗战到来之前南京的政治气候、上流社会的秩序和日常生活图景，通过一幕幕丑态百出的风月情事，对丁问渔这类“方鸿渐式”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悖离于知识分子责任和民族道义的丑行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三

新作《很久以来》是叶兆言一部野心勃勃的小说。这部小说的时间横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直至二十一世纪当下，历经七十余年，以冷、竺两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作为主线，呈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新时期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在内的巨幅历史剪影。在这样一个宏阔而漫长的历史长廊中，叶兆言细致复呈了动荡的历史和变迁的时局，并勾勒了冷、竺两家众多人的爱恨情仇和人生际遇。可以说，这是一部为历史立传，为南京这座城市立传的小说，乱世中的时代政治和城市风情在这篇小说中成为作家着墨的重点。

从小说的内容和情节来讲，《很久以来》有着丰富的“桥段”：比如冷春兰和竺欣慰这对小姐妹一生的情谊，她们与明德、闾逵等男性的婚恋纠葛；欣慰父亲竺德霖任职于汪伪政权，离奇“死去”，继而死而复生荣升英雄，以及军统的刺杀事件；再如，“文革”中的批斗会、游街示众以及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空间。这些“桥段”对于谙熟中国历史和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来说，并不显得有多新鲜和有趣，甚至会觉得有些陈旧。我一直觉得，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并非叶兆言的强项，对长篇的结构处理也常常显得枝蔓丛生不够精练，但叶兆言对于时代政治和南京城市风情的书写常常有着出色的表现。自八十年代出道始，叶兆言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执着的书写。他擅长对这一时期的时局、政治和地方风情进行工笔画的描写，他在小说中呈现的这种时代政治和历史地理让人感觉叶兆言像个历史学者或地方志专家。尽管他对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铺衍显得俗套、概念化而缺乏想象力，但一旦他的笔锋转至时代政治和南京的历史时，小说的叙事立即变得洋洋洒洒和栩栩如生。《很久以来》涉及的近半个世纪之多的政治与历史是相当复杂的，但叶兆言却以极大的耐心和叙事强度对此进行了勾勒，国共两党的恩怨、国民党的政治生态、频仍的政权更迭、民国历史的内部机理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相当生动的再现。

从地方书写来看，这篇小说有很多的南京元素和南京记忆。小说涉及到的城市有香港、北京、上海、南京，但主要发生地还是南京。《很久以来》作为讲述南京人的南京故事，回到了叶兆言最为熟悉的写作领域，小说也以相当多的笔墨书写了这种南京记忆，民国以来国共党史、历史旧闻、战时政治与犬牙交错的权力交锋被植入小说中，而且几乎涉笔成趣，生动的民国历史和共和国政治汇合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同时，遍布小说的南京元素，如中山陵、清凉山、东和剧场、莫愁湖、金陵饭店、中央商场等城市地标和文化建筑使这篇小说通篇洋溢着浓郁的南京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呈现了年幼的欣慰、春兰、明德等小儿女和他们的父辈经历的曲折动荡的人生遭际和爱恨情仇。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共九章，第二章和第九章宕开一笔，另辟两章谈论这篇小说的由来、人物原型、小说的真实性、作家自己的创作心理等问题，这种在小说中谈论小说的“元小说”手法并不鲜见，但围绕着小说袒露创作心理和故事的来源，使这篇小说具有了某种传记文学的成分，在小说的虚构属性之外增添了纪实色彩。我想，这种虚构和纪实共存的手法以及真假杂糅的阅读效果所传递的是作家对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小说的欲说又止、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态。叶兆言出生于文学世家，家庭显赫，小说中竺德霖、春兰和欣慰、小芋这三代人的历史命运无疑与作家自己的家族、身世有很多共通之处，这部小说有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愿。由于这种题材过于宏大，三代人的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如何在一部长篇中有效地表现并不是一件易事，叶兆言深知，很多内容在黑幕小说、伤痕文学、右派文学、知青小说中都已得到了丰饶的表现，如何不落入既有窠臼，又能荡气回肠地叙述自己这种家国一体的家族命运和人文政治，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这也是这部小说中叶兆言屡屡从既定的叙事轨道中跳出来袒露心声的原因。当然，这篇小说的解读维度是多元的，仅从南京记忆的书写来看，《很久以来》是叶兆言迄今为止对南京的文化记忆、历史政治书写最为集中的一部，当然，这部小说失却了《状元境》、《半边营》等早期秦淮系列中具有的秦淮风光、风土人情等地方性内容，政治性内容过多，“文革”中的夫妻反目、批斗会等内容都过于陈旧。

纵观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与南京想象，在他的丰富而多面的城市形象中，我们既能看到关于这个城市的鲜明的文化记忆或时代政治，又能在这种城市记忆中看到个体的成长记忆和浓厚的怀旧情结。从时间背景来看，他笔下的南京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居多，这段时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最为混乱的时期，充满了新与旧的转型，传统与现代的并峙，东方与西方的冲撞，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兆言呈现他的秦淮故事和南京记忆。当然，除了民国历史时期，叶兆言对新中国时期的南京也有涉笔，比如近作《很久以来》。另一方面，从他勾勒的南京形象来看，其构成元素是多元而生动的。既有南京的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比如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又有极具江南特色的望族深宅，比如甄府、华府；不同时代南京的政治气候、时局走向是构成叶兆言南京书写的重要方面。对于政治的生动演绎增添了叶兆言小说的政治文化韵味和历史向度，比如民国的党派林立和社会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新中国频仍的政治运动都在叶兆言笔下有生动的描写；人作为建构城市形象不可缺少的部分，活跃在叶兆言的南京城市地理中，包括落拓文人，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和妓女、马夫，封建的遗老遗少，旧式家庭的千金小姐和王孙公子，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叶兆言的人物形象谱系，成为构建南京形象非常重要的部分。

叶兆言对南京的文学书写，总体上也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南京作为政治帝都。与北京、西安、洛阳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作为特定朝代都城的城市一样，南京有“十朝古都”的历史之誉，十朝古都的繁华和显赫早已从这个城市退却，然而她所形成的帝都文化和历史古迹却存留在这个城市。比如，“秦淮”故事、《花影》、《很久以来》等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帝都的描写，大量丰富的政治细节，没落的名门望族都可看出这个现代乱世中的城市曾经作为政治帝都的面影。第二个层面是南京作为历史“伤城”。南京和很多古老城市一样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和磨难。近现代以来，政治的动荡、军事上的攻占，尤其是抗战时期异族的攻陷和蹂躏使南京成为一座阅尽坎坷的伤城。叶兆言说：“风花雪月只是南京的一个侧面，桨声灯影也仅仅是个表象，人们不该忘记的是它的血腥。”叶兆言对作为伤城南京的书写很少直接将叙事的焦点对准战争的烧杀掳掠，而是将此化为叙事背景。比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将南京即将陷落作为爱情疯子丁问渔和众多人物活动的时空。在南京失陷，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时，小说到了尾声并戛然而止。《追月楼》中的南京是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日本人攻陷南京后无恶不作，小说在此背景下塑造了年近古稀的封建遗老丁先生的形象，通过它“日寇一日不灭，一日不下追月楼”的坚守颂扬了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第三个层面是南京作为文化金陵。南京在叶兆言的笔下包含着作家对南京文化的体认和追怀。在“秦淮故事”和叶兆言的不少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这些作品中的秦淮河、夫子庙一带的舟楫古渡、画舫笙歌以及市井日常图景所共同凝结而成的一种氤氲袅袅的氛围无疑是很多读者共同的美学感悟。而这个凝聚了帝都的王气、市井的俗气的城市，让人领略到秦淮风雅和唯美的同时，又有着浓重的颓败气息。因而，从这个角度讲，叶兆言建构的这种具有挽歌意味的南京是他的美学贡献，这种挽歌式书写既对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进行了生动的追怀，同时又融入了个体对历史和城市的个性化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试图为城市寻找记忆的书写行为，必然是一种‘怀旧’的想像行为，它是在传统即将消逝的时刻对记忆的追认，是一种现代人的‘怀乡病’，同时也是一种重构传统记忆的方式。”可以说，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和城市记忆并没有丧失关于这个城市最醒目和最本质的文化特性或文化记忆，而是以文人的情怀深入历史现场，对近现代以来乱世中的风俗人情、政治生态和文化记忆进行精细的铺陈，在这一卷轴上呈现历史颓败期人的生存图景和情感形态，从而建构出关于这个城市的文学形象。在叶兆言丰沛的文学实践中，我能读到他用文字为南京“立传”的那股热情和孜孜努力，近作《很久以来》在宏阔的时空下更是显示了叶兆言的某种史诗情怀，以及遭遇的如何讲述南京的叙事困境。南京书写既是叶兆言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也联结着他对自我成长和生命的记忆，因而，南京既是叶兆言的文学形象，更是具有家园意味和精神乡邦的文化地理。这些个性化的文学地理和城市想象丰富了中国城市的文学书写，在新文学视野中除去占据显赫位置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形象之外，南京记忆和南京形象的文学地位经由作家们的书写得到了应有的伸张和强化。这正是叶兆言南京书写的意义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九八○年代以来地域文化中的中国城市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3CZW075)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韩春燕)

沈杏培，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叶兆言：《很久以来》，《收获》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