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文焱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方志编修事业的不竭动力。因此，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制去做好方志编修工作，具体要做到“三个创新”。

一、思想创新

编修思想创新是二轮修志创新问题中最根本和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方志编修作为人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完全受编修思想所制约的。续志编修思想创新主要体现在编纂目的创新上。在中国旧时代，编修方志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和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彼时人们对于修志目的具体理解和表达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修志目的就是为了表达和颂扬政绩；有的说修志目的就是为了教化；有的说修志目的就是为了存史等等。人们对于当代修志的理解和回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当代修志的目的仍然在于存史、资政和教化，只是时代不同，具体阐述有些不同而已。譬如，有人说方志功能按传统的说法是“资政、教化、存史”，按当今说法即咨询、教育、备查，方志能经世致用，有较强的实用性；有人说当代修志就是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说来就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子孙后代服务。从政治方向上考量问题，目前大多数人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修志的根本目的。根据“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求，方志编修应注意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要进一步解决好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并真正确定以民为本的编修思想。作为方志编修的目的，首先必修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方志编修要真正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要处理好下述问题：一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二是为古人还是为今人。三是为长官还是为民众。根据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党中央2003年部署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去考量问题，其真正答案当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国昔时修志的服务对象极其狭窄，其主要读者就是官僚及各级施政者。著名学者顾颉刚对于昔时修志的服务对象问题曾做这样解说：“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各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使在位者鉴览得起要，发施得其宜。”如此评说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由于思想理论准备不充分，故上一轮修志伊始在志书读者的预设问题上也大都沿袭旧思想，过分强调志书的资政教化作用，并把志书的读者局限在党政干部范围内，致使志书内容构成上没有突破“官本位”的传统模式。这种“官本位”的旧思想程度不同的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因此，在二轮修志工作中要力求彻底摆脱“官本位”旧思想，而真正确立“民本位”思想，树立起不但要为各级领导、各部门干部与文教科研队伍使用，也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使用的概念。

其二，要进一步解决好为社会主义服务问题，并真正确立以用为归的编修思想。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理论（或书本）联系实际的学风，故彼时人们对修志目的种种说法在本质上均属为修志而修志的观念范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从上一轮修志开展以来，随着理论联系实际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迅速普及，人们的修志目的观念迅速发生变化，对“为修而修”的旧观念加以否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对于方志编修的目的似乎都是很明确的，然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看，有些修志人对于修志的目的又似乎不很明确。如果提问为什么要编修地方志？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了“用”。但在修志实践中，不少人常常忽略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目的。其主要表现有三方面。其一，当“使用”和“体例”发生矛盾的时候，过分强调体例。其二，当“使用”和修志形式发生矛盾时，过分看重形式。其三，当“使用”和传统模式发生矛盾时，过分承袭传统模式。因此，要解决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必须真正确立以用为归的编修思想。

二、内容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方志编修工作提出了内容创新的要求。

（一）要抓住改革开放这一主题，反应好时代新精神和新特点

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鼓舞下，各地各条战线出现了新事物，新景象，如市场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民营经济壮大，集团公司出现，第三产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加强，人才交流和人口流动频繁，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依照新观点和新方法，把这些新内容记述好就是续志内容创新的重点所在。

（二）要沿着大众化的方向，把记述中心进一步下移

续志编修要沿着大众化的方向，把记述中心进一步下移是由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大众化性质所决定的。所谓大众化就是要求当代修志事业发展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并努力使方志作品真正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传统方志事业由于受“官本位”思想束缚，所以它在实际上是走一条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化道路。对于当代修志来说，这条道路自然是不足取的。毛主席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问题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方志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该具有大众化的这一品质。现在编修续志要按照“三个代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编修思想上努力实现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彻底转换。既要反映好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更注意反应好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具体说，编修续志就是要加强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办事的记述，加强对优秀领导干部执政为民事迹的记述，加强对各个战线和各个阶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记述。

（三）要沿着社会化的方向，把记述中心进一步外移

沿着大众化的方向，把记述中心进一步外移是由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的社会化趋势所决定的。所谓社会化就是指方志事业沿着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进一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贴近社会发展的脉搏，使方志作品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从而使方志事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社会主义方志事业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该符合社会化的趋势，沿着社会化道路前进，向着内容大众化方向继续努力。对于人民群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伦理道德、贫困人口、下岗职工、人口老龄化、青年就业、妇女问题、婚姻和家庭问题、住房问题、子女读书、环境优劣、居民生活、食品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就应该予以如实记述。

三、体例创新

方志编纂史表明，历代方志编修体制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南宋曹叔远撰《永嘉谱》，首列“年谱”，开了志书设置大事记的先河；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把正史中的一些体裁引进方志编纂，从而形成了录、图、表、志、传诸种体裁并用的新格局。明人谢蕴山主纂《广西通志》，梁启超评说：“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清人章学诚不仅在实践中创立了“三书”（指志、掌故、文征）体，而且在理论上也积极倡导体例创新。他说：“今日修志，尤当首为厘定，一破俗例也。”自民国以来，修志普遍采用章节体。自上一轮修志以来，在体例问题上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新态势。如哈尔滨第一部志书在总体框架上由“总述”、大事记、附录和若干专志组成，采用篇、章、节三级结构形式；在体裁上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并用的形式；在体例上设置了“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地方检察机关”和“地方审判机关”四个栏目，做到既全面涵盖，又重点突出。当时的市长曹广亮说：《哈尔滨市志》“以翔实的资料，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应哈尔滨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是哈尔滨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志书由诸目平列到有纲统摄，由题材单一到形式多样，由纲目结构到章节结构，这些都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

在创新问题上，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下述问题：进一步优化纲目设计，克服彼此模拟的雷同现象；改革传统修志章法，克服内容上的平面化；把章节与条目融为一体，即在章节下设置条目；加强以事系人的份量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记载；普遍编制索引，设置艺文志、设置专题等，以加快加大创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