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鸿 赵 玉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崛起，然后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从而实现各区域的共同发展，但这却使得各地区经济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致使区域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1]。我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一直都是一个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并培育出若干经济增长极，“以点带面”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回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我国经济遵循了一条非均衡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政策引起了国内外均衡发展学派和非均衡发展学派长期的争论。支持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学者先后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增长极理论、中心－外围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倒“U”形增长理论以及区域后发优势等理论。而质疑者则提出了低水平陷阱论、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①

但是，早期国外就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率和不平衡度之间是正向相关的关系，这些发现支持了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理论[2]。但这些发现并没有否定均衡发展的存在，均衡理论和非均衡理论各有优劣，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发展的过程是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两者的适应性表现为:非均衡发展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均衡发展是长期的、事后的;非均衡发展是局部的，均衡发展是整体的。非均衡发展是手段，均衡发展是目的。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实际只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表象，它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进步而周期性地演变与更替[3]。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产业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但也会加剧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可以认为，产业和人口分布的不协调是造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所在[4]。

二、我国地区发展差距分析

(一)地区发展差距的评价指标体系

要衡量地区发展的差距，就必须对地区发展进行量化，而这离不开相应指标体系的构建，合理、科学且全面的指标体系能使量化的结果更加准确。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既要考虑现状又考虑潜力，既要包含总体变量又要包含平均变量，并且尽量使用相对指标。在确保各项指标的科学性、易读性的同时，还要确保指标有对应的数据。本文使用的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环境发育程度、科教水平、基础保障水平以及人文发展指标五大类24项指标[5](见表1)。

表1 地区综合发展指标体系

(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测度

按照国内学者的地理区域划分标准，将全国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12个省市区;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自治区，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湖南9个省区;西部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自治区10个省市区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数据，能够得到以上指标的各年份截面数据。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选择2000、2005、2010和2011等年份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各个地区发展现状及差距。首先，使用因子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其次，以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为考察指标，分别计算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的地区差距指数，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差距比较

表2中的结果表明，随着国家对中西地区科研和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的加大，在过去的十年里，中西部和东部之间发展潜力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潜力差距相比2000年略有增加。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东、中、西的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拉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与威廉姆逊(J．G．Wi11iamson)的倒“U”形理论是相符的。综合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民生领域的投入是地区发展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因素。东、中、西部的这种差距变化，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这种变化有利于中部地区对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的承接以及对西部落后地区的辐射。

(三)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的测度

表3至表5进一步描述了各地区内部省份的发展差距。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小。

表3 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12个省市区之间的差距，无论从绝对差异系数还是从相对差异系数上来看都在缩小。从最大最小差异系数来看，沿海地区的中心区域仍然是三个直辖市，其中天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被誉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而广西最近十年也在快速发展，从而缩小了其与中心区域的差距。总之，东部地区的发展除了得益于政策上的支持外还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

表4 中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

从表4中的最大最小差异系数来看，无论在地区发展潜力还是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上，湖北省在中部地区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地区的经济综合发展与地区的发展潜力是相辅相成的。近十年来，湖北省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投入到教科文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从而提高了地区发展潜力，而地区发展潜力的提高又保障了湖北省在中部地区发展龙头的地位。从相对差异系数来看，2000至2011年间中部地区各省区之间的差距总体上是在逐渐缩小的。

表5 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

从表5中的结果来看，自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有拉大的趋势。这一现象，类似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差距变化。在发展初期，没有哪个省市区具有显著优势可以作为该地区的增长极。但是，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可以迅速培育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涓滴效应”开始大于其对该地区的“极化效应”，地区内部的其他地区也开始快速发展，地区内省市区的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但除了增长极“涓滴效应”的贡献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落后省区的自身发展也是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从目前的分析来看，重庆市作为增长极的作用在西部地区显现出来，但是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何时开始逐渐缩小，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以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权力，使之成为投资决策主体。但是，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基础工业产品价格相对太低，加工工业产品相对太高，在垂直分工的格局下，基础工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加工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由此形成了区域的相对价格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职能的考虑和对区域局部利益的追求，也致力于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从而产生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倾向，产业区域垂直分工的体系也逐渐被水平分工的体系所代替。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为了增产值、增税收、增利润，纷纷上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项目，‘小纺织厂、小酒厂、小塑料厂、小炼油厂’等加工项目也遍地开花”[6]。地方政府通过控制资源流出、对本地区加工工业进行保护和直接对加工工业进行投资等行政手段，迅速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低、相似系数颇高、结构趋于同构化。目前，我国中部与东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达90%以上，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近乎100%。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完善，各地区逐渐注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着力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使结构趋同的矛盾有一定缓解。但是，还有很多产业的地区分工关系仍不合理，各地的重复建设开始涉及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其中以汽车工业和部分基础产业尤为突出。在世纪之交，各地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纷纷推出以汽车、石化、钢铁、电子等为重点的支柱产业计划，开始了汽车、石化等重化产品市场的争夺，其结果导致了汽车、石化产业的低级集中。进入新世纪，各省区又将电子信息产业、建筑业和旅游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使本来没有竞争优势的省区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了区域产业的高相似和低级集中。以江西省为例，本文比较了2000、2005、2010和2011年江西省与其他省市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度，计算得到的相似系数见表6。

从表6的结果，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由于江西省与周边发达省份之间存在产业转移和承接关系，导致江西省与其周边发达省市的产业结构在2000－2011年间相似度逐渐增加。如江西与其接壤的广东省和浙江省在2000年时产业结构相似度均低于0．9，但到了2011年时产业结构相似度达到了0．98左右。第二，由于其他欠发达省市区也与发达省份之间存在产业转移和承接关系，导致江西省与多数欠发达省市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在逐年增加。特别是江西与其周边的欠发达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在2011年时已经高达0．99左右。第三，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不是必然现象。如江西省和处在东部地区的北京市及海南省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在过去十多年间在逐渐下降，与处在西部的贵州、云南和西藏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这说明可以选择不同的产业路径来发展地区经济。

表6 江西与部分省市区产业结构相似度对比

产业转移是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落后产业的剥离和转出，欠发达地区之间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后出现了产业的高度相似性。[7]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一方面有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相邻或相近省份的激烈竞争，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商品的流通。因此，要统筹规划，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保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资源的浪费。

四、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补位发展和错位发展的战略。

(一)实施补位发展战略，加强与周边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

第一，在发展空间上，把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源泉。这些发达省市大量富余资本向外扩张，企业的市场占有水平和市场渠道开拓能力非常强。在战略思路的制定上、产业承接的操作上、招商引资的路径和方式上，完成与这些发达地区的对接与合作。采取集中与分散并举的对接模式，让本省实力强的城市率先建设成为相对先进的制造业基地，而其他地区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基地，从内部整合层面使中心城市与一般市县实现集中发展与分散发展并举的模式。

第二，在产业定位上，使配套性产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对已经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和产业规模的大中型企业继续加大扶持，使之做大做强;另—方面，大力发展为沿海发达地区配套的中小企业。配套企业具有鲜明的特点:配套对象多、配套产品好、配套方式多，因此，发展好配套产业可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竞争力。

(二)实施错位发展战略，培育有别于周边地区的特色支柱产业

所谓错位发展，就是避开周边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锐气和中西部其他省份优势产业的锋芒，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大力加强自己特优产业的发展。为实现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促进支柱产业快速扩张，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将市场化运作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并坚持对内放活与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合作与竞争，大力提升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二，坚持机制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原则。支柱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全新的体制机制，努力做到与国际惯例接轨;加快思想观念、管理体系、运行机制、投融资体制的根本变化，以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为取向，活化机制，改革体制，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第三，坚持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大力度引进开发高技术，实现产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着力构建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体系。

第四，坚持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原则。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实现主机厂与零部件厂、大型核心企业与外围配套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积极组建和发展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形成大批量生产体系，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

第五，坚持资源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培育和加快发展支柱产业的过程中，坚持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注重经济自主增长动力机制的培育和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有关这些理论的论述可以参考谭宗台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划分参考蔡昉等编写的《制度、趋同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朱军献，区域不平衡发展研究的区域史视角与经济学视角[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3)．

[2]Swamy，D．S．Statistica1 Evidence of Ba1anced and Unba1anced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7，(49)．

[3]罗浩．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的动态演变[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3)．

[4]魏后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从不平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8，(5)．

[5]李子奈，等．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实证分析及地区协调发展战略选择[C]．北京:第四届转型经济学国际会议，1999．

[6]江世银．“软着陆”后运用经济手段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其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1997，(4)．

[7]赵勇，张杨．我国东、中西部制造业区域发展——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研究[J]．经济经纬，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