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松 孙博文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长江中游地区是指长江三峡以东，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包括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地势低平的广大区域，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被界定为湘鄂赣皖四个中部省区[1][2]。改革开放后，长江中游地区逐步形成了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江淮城市群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群。而湘鄂赣皖四省政府也逐步达成了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共识。2012年2月，湘鄂赣三省政府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三省会商会议上签订“共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致力于三省基础设施、产业、市场、文化旅游和生态保护“五个一体化”建设。2013年2月，湘鄂赣皖四省省会城市政府达成《长江中游城市群暨长沙、合肥、南昌、武汉战略合作协议(武汉共识)》(以下简称《武汉共识》，提出联手打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从经济总量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亿元，经济总量仅次于“长三角”，已经超越“珠三角”和“京津冀”，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为中部地区整体板块崛起提供现实依据，同时也能为当前湘鄂赣皖四省协作共建中部新经济增长极提供理论支撑。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已经比较成熟。J．Viner[3]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多国区域经济整合的状态及过程，在其中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收益来源于成员之间的专业分工”。吕典玮、张琦[4]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既表现在跨国之间的分工协作，也包含一国之内区际之间的打破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世界银行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新的解释，认为一体化反映了市场分割以及贸易壁垒的消失，生产要素能够在区际之间自由流动的经济现象。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体现在生产要素的种类及结构、商品要素价格与居民收入水平趋同，反映了区际之间产业分工协作的较高水平。

市场整合是用不同地区间的价格运动关系分析区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水平。Granger[5]、Engle和Granger[6]等将市场整合定义为不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或者共同决定商品价格。如果两个市场完全整合，则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动将全部传递到另一个市场;市场分割意味着市场价格信息可能会歪曲市场政策，从而导致商品的低效率流转。周章跃、万广华[7]认为市场整合受包括价格信息的可得性、价格信息的质量、价格信息传输的速度、运输条件以及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在市场整合的研究方法方面，平稳性ADF检验、相关系数法以及二元相关分析法等计算的是同种产品不同市场两个价格的序列相关性，进而判断整合程度[8][9][10]。

商品市场的整合程度也可以用于判断整体市场的整合。国内学者主要通过特定行业对象的市场整合程度来研究行业整合程度，市场一体化水平以及波动情况。在商品市场整合研究的方法上，Naughton[11]和Ponect[12]采用“贸易流量的方法”、Xu[13]采用商业周期模型、郑毓盛和李崇高[14]采用数据包络法对中国国内的商品市场整合进行了研究。而桂琦寒和陈敏等[15]则提出用价格法评价区域市场整合程度。他们认为，不管生产要素是否自由流动，如果商品可以自由流动，其价格也会逐渐趋同，因此采用价格信息构造指标衡量商品市场整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评价整个市场整合的程度。从数据可得性和实际操作上来说，价格法不失为评价区域市场整合的一种有效方法。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利用价格信息研究区域间的市场整合问题还略显不足。

本文认为，国内外对长江中游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市场整合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动力机制、协作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各省区域内的一体化研究方面，特别是较多地关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长株潭城市群发展问题，而对于长江中游各省区区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借鉴Samuelson[16]的冰川成本理论模型，采用价格法对湘鄂赣皖四省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进而分析和评价长江中游地区四省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水平。

二、市场整合测度方法

(一)采用价格法测度市场整合度指标

价格法的研究基础是Heckscher[17]提出的“一价定理”，即若除去区际之间贸易壁垒以及包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同区域之间的同一商品价格在同一货币体系之下应该是相同的。本文将采用“价格法”测度长江中游地区四省的市场整合程度，由此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从理论上讲，市场多样性变化、区际信息共享的障碍以及地理距离的隔离，使得单纯采用相对价格变化指标评价市场分割值得商榷，但若研究假定同质或者地理邻近，例如长江中游地区，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事实上用价格指数构造指标体系衡量市场整合，成本更低，结论也更为直接有效。鉴于市场分割与市场整合反相关，我们将很容易根据商品的相对价格方差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判断。

为评价市场分割的程度，我们采用Parsley和Wei[18]以及刘小勇[19]采用价格指数对市场整合进行测度，假设i，j两个地区，pikt代表了i地区，k商品在t时期的价格，pjkt代表了j地区，k商品在t时期的价格，C表示商品套利成本，其中相对价格方差的测度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计算相对价格的绝对值大小|△Qij，k，t|，计算公式为 |△Qij，k，t|=|lnpikt/lnpik，t－1－ lnpjkt/lnpjk，t－1|;2．鉴于区际商品相对价格的波动△Qij，k，t除了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之外，比较容易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固定效应ak的影响。有必要通过去均值的方式剔除掉这种固定效应的影响。操作方法为:假设△Qij，k，t包括固定效应ak以及随机效应ξij，k，t，固定效应仅与商品种类相关，随机效应与两地的市场环境相关，若想校区固定效应项，需要求出t年k 中商品的△Qk，t在湘鄂赣皖省际平均值，再分别用△Qij，k，t减去这种平均值得到:aijkt=|△Qij，k，t|－ |△3．最后计算 aijkt的方差 Var(aijkt)。

(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是为了进一步检验价格波动长期是否具有收敛的趋势，所有首先有必要对方差数据Var(aijkt)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利用Pesaran和Shin的IPShin方法对数据集合Var(qijt)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原假设为具有单位根特性，备择假设为时间序列的收敛特性。检验方程如下:

其中 s=1，2，…，M;t=1，2，…，T，给定特定方程对时间序列数据逐一做ADF检验处理;利用计算过程中所得出的t统计量与规定的临界值比较，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三)简单的时间趋势回归

面板单位根能否通过平稳性检验是时间趋势归回归的重要前提，若时间序列不平稳，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多阶差分处理，直至能够通过检验，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k代表了相对价格方差时间序列的k阶差分，直至能够通过IPShin的平稳性检验，βij代表了时间趋势项t的回归系数，如果βij＞0，则反映了数据的发散性，βij＜0，则反映了时间序列数据的收敛性。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结合上面的分析，本文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经网经济数据库选取湘鄂赣皖四省1995—2012年九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从地区、时间以及商品种类三个维度(4×18×9)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九类商品包括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中西药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以及燃料等。鉴于不同年份国家商品种类分类的改变，为了保证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参照刘小勇 (2013)的做法，文化体育用品价格指数采用文化办公用品价格指数替代，部分年份采用医疗烟酒价格指数替代烟酒茶价格指数。本文以安徽－湖北、安徽－江西、安徽－长沙、湖北－江西、湖北－湖南、江西－湖南六组省际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而计算由价格信息计算出反映商品市场分割的区际价格方差指标。数据采用Excel以及Eviews6．0软件处理分析。

表1 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区际相对价格方差(1995－2012年)

(二)市场整合分析与检验

1．省际相对价格方差变动的时间趋势分析

经过数据处理，本文得到了四省区际相对价格方差的时间序列数据，见表1。鉴于相对价格方差能够直接反映区域市场整合程度，故有必要对四省六对相邻省区之间的相对价格方差趋势演进趋势进行一般分析。

从表1中不难发现，四省省际相对价格方差一直处于波动趋势之中，市场分割程度在1995－1997年达到峰值，并最终有一个收敛的趋势。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可能是区域产业政策、外部环境以及政府规划差异性波动，更直观的趋势见图1。

图1 湘鄂赣皖省际相对价格方差时空演变图

图1显示在1995－2012年间，各省际相对价格方差指标基本上是同步变化的，即某些时刻同时上升，另外一些时刻同时下降;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湘鄂两省在2005年之后相对价格方差波动程度大于平均趋势，反映了省际市场分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的加剧。从省级价格方差时序数据均值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湖北－湖南 (0．0008695940)、湖北 －江西 (0．0007898578)、湖南－江西 (0．0006807484)、安徽 －湖北 (0．0005829711)、安 徽－湖 南 (0．0005607016)、 安 徽 －江 西(0．0005357221)。湖南、湖北省际之间方差最大，可能是由于临近两省在战略规划和经济发展中的激烈竞争，导致彼此在某些竞争领域缺乏开放的发展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而安徽、江西之间方差最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安徽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同时所产生的漫溢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两省在加强与内地省区合作的同时均善于利用同东部沿海的合作机遇，导致了其市场一体化的产业互补合作效应增强。

2．方差数据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证实相对价格方差的长期趋势是否具有平稳性，有必要对方差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基于六对邻省相对价格方差波动趋势与四省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的现实，需要对其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进一步验证其是否具有收敛的趋势，从表2中的IPshin的检验中不难发现，除了湖南－湖北省际相对价格方差能够在1%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之外，其余各省际数据均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反映了湖南－湖北相对价格方差的相对稳定性，也反映了两省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的稳定性;其余各省际数据存在着收敛或者发散的不稳定趋势。具体系数估计，需要我们通过时间趋势回归进一步探讨。

表2 相对价格方差的Ipshin检验(K上限=3)

3．市场整合的时间趋势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证实结合波动的趋势，本文将1995—2012年数据分解为1995—2002年、2002—2007年、2008—2012年三个时间段进行时间趋势回归分析，数据分段考察主要基于以下区域政策的考量:1996年之前区际商品市场整合程度低，可能是依然处于1992年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尾声阶段，1995年之前的相对价格方差值可以从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印证，处在0．002至0．003之间[19];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湘鄂赣皖四省在财税、金融以及政策等方面争取到更多的有利条件，使得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江淮城市群在内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区际合作进一步增强。

市场整合时间趋势回归结果见表3。从这三个阶段的β系数不难发现，四省省际一体化程度呈现缓慢上升趋势，1995—2002、2002—2007、2008—2012三个时间段最大的β系数分别为安徽－湖北的－0．000874，安徽－江西的 －0．000165以及湖北－湖南的0．000065;尤其是湖南－湖北时间趋势系数从负到正，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省市场分割加剧的现实;从检验水平上看，1995—2007年间的t值基本在10%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但2008年之后t检验开始不显著，反映了四省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到显著的提高，长江中游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因为省际贸易壁垒、区际信息障碍和物流运输成本条件的改善，以及相关政策的驱动之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低水平的均衡阶段，开始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水平均衡阶段转化。2008年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趋势不显著，可能意味着由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初具雏形，长江中游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因为区际地方政府保护以及利益博弈的原因而受到一定制约，尤其是湖南与湖北对所谓“中部老大”地位的竞争，使得很多区域合作政策开始具有隐性的地方保护主义，两省市场分割有加剧的趋势;而与显性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保护性干预”不同，隐形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故意不作为”带来的辖属企业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具有隐蔽性。

(三)湘鄂赣皖四省区域合作政策分析

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抱团发展是大势所趋。从我国的整体区域布局来讲，区域开放政策、开放战略布局从沿海线性过渡到沿海与沿江并重;同时，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经济辐射开始由沿江流域逐渐向整个长江流域传导，从而加强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合作，打造长江中游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南昌、安徽合肥四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经济圈、江淮城市群等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和浙赣线、长江中下游交通走廊为主轴，向东、向南分别呼应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打造的国家规划重点地区和全国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湘鄂赣皖四省山水相连、文化相亲、经济相依，整个城市群连南接北、承东启西，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资源丰富、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个城市作为经济圈或经济区中的核心，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我国整体环境处于经济下行的趋势，湘鄂赣皖四省依然保持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2012年，湖北、湖南地区生产总值均迈上两万亿元台阶，江西超过万亿元，安徽也已经达到1．7万亿元。

从区域合作协议框架来看，《武汉共识》将通过合作联手打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根据协议安排，四省会城市将在以下多个层面深入开展协作，包括:共同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的谋划，以创新驱动为导向、深化转型发展，推进产业的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内需市场的发展和加强区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区际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共同建设文化旅游强区，建设公共服务共享区等方面。湘鄂赣皖四省未来在区域合作框架的指导之下，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发展问题解决的联动机制，进一步提高市场整合程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表3 1995—2012年长江中游地区四省区际相对价格方差时间趋势回归分析

皖赣两省2005年签订了进一步加强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增强两省在农业技术推广应用、能源利用、交通设施改善以及城市等方面的合作。农业合作方面，两省大力推进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通过毗邻长三角的重要优势推进农产品的外贸出口以及深加工，农民的利益得到很大的保证;此外，昌九工业带以及包括八大重点产业基地、六大基础工程以及安徽省一万亿经济目标在内的安徽省“861”计划的实施为两省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础。

鄂皖两省也有较深的合作基础。在经济合作方面，据统计，2010年湖北在安徽累计投资接近400亿元，安徽也有近两千家企业在湖北投资，企业家为两省交流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两省开通了武汉到合肥高铁，进一步缩短了空间交流的距离;两省共享长江黄金水道，都将在打造长江经济带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从具体的实践路径来看，自主创新试验协作的典范合芜蚌试验区以及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资源共享以及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不断提升两省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两省尝试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的多层次的合作，保障企业的合法权利，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基础。

湘鄂两省签订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两省不断实现水利与能源设施的衔接，加大对京珠高速以及荆岳铁路项目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建立现代立体的交通体系;两省均为“两型建设”试点，长株潭城市群以及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湘鄂两省的常态化交流以及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将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措施，这就要求两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鼓励形式多样的民间交往活动，形成多维度、全方位的交流格局。但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湘鄂两省市场整合程度存在平稳性，而且在2008年之后具有分割加大的趋势，这对于两省互惠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衷来讲是一个警醒，究其原因，可能是两省经济总量接近以及对于所谓“中部老大”竞争的冲动，此外还有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采用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区1995—2012年九大类商品的面板数据，使用价格法对四省区的区域市场整合和市场分割问题进行测度分析，以相对价格方差指标的形式对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显示:(1)从总体来看，区域市场相对价格方差在1995—1997年有一个较大的波动，而且各个省际的波动基本同步;从四省均值来看，除湘鄂邻省之外，其余各省际数据有一个收敛的趋势;从相邻省区的市场整合程度来看，1995—2012年长江中游地区四省相邻省区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出一个波动到收敛的趋势，其趋势大抵符合四省区际市场整合的一般趋势，体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相对价格方差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湖北－江西、湖南－江西、安徽－湖北、安徽－湖南、安徽－江西。结论与桂琦寒等采用1985—2001年的数据，从相邻省区的角度研究省际之间相对价格方差的大小以及万伦来等对中国省级贸易壁垒的研究接近，反映了市场一体化的规律性变动。(3)安徽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市场整合程度均高于其他三省省际的市场整合程度，说明安徽与其他三省之间区域要素流动性较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较好，区域合作机制较为完善。非相邻省区的安徽－湖南两省市场整合程度较高，说明除距离之外，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减少分割的因素，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而，长江中游地区应当在发展壮大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基础上，深化分工协作，调整产业结构，破除市场障碍、政策障碍和体制障碍，推动要素、商品、服务、资源、信息的自由流动。在政府联动基础上，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协作机制，在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上加强融合，发挥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省中部崛起战略腹地的优势，提高生产要素得利用效率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充分享受沿海地区优势资源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作用，提升内部经济耦合性。消除市场分割因素，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和贸易壁垒，清除具有地域歧视性政策，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完善现代交通网络，建立现代物流体系。湘鄂两省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两省应强化互信，精诚合作，充分发挥中部崛起的带头作用，通过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力求降低地方保护带来的效率损失，减少以邻为壑的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安徽既临近“长三角”地区，又与长江中游地区其他三省的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的优势，加强江淮城市群的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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