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

一次批改学生习作时读到一位学生写自己周末与父母一起去苏果超市，捡到了一张面值200元的“苏果卡”，经过一家人的商量，最后决定，不管卡里是否有钱都交到服务台的事。其中一家人商量这个环节有许多具体而生动的对话描写，因此本文可称得上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同时笔者也被该生妈妈不占小利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当把学生找来具体询问现在觉得这件事做得是否值得的时候，该生有点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这件事是和家人一起逛超市的时候编出来的，追问为什么要这么编，原来是爸爸认为可以这么写，理由是作文就是编故事，不过要编得具体生动感人，就像作家创作小说一样，也是编出来的。在这样的观点下，孩子与父母一同编造了这篇作文。

由家长笔者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回忆当年自己在小学里写得最多的习作当数《有意义的一件事》、《最难忘的一件事》、《最难忘的一个人》，“难忘”与“有意义”成了两个出镜率最高的关键词。后来初为人师，教学生怎么写这类作文，特别强调了如何“变通”处理。如有意义的一件事可以转成一件难忘的事，一件有趣的事等，只要把其中的“有意义”与“难忘”、“有趣”等关键词替换一下就行，以此类推，这样的关键词还可以是：兴奋、感动、影响最大……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指导学生写好习作的捷径，现在想来这其实是把学生引入习作死胡同的蠢办法。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中提到习作选材一定要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