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克

（安徽理工大学能源与安全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现代的公共慈善作为人们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奉献爱心与援助的行为和从事扶弱的一种社会事业，它的本质不是沽名钓誉的伎俩，也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更不是为了躲避什么、遮掩什么，而是出于本质的真诚，并以超功利的信念作精神背景，因此它摒弃了求得受助者的感恩和回报的纯个人化动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助者与捐赠者之间是一种当然的“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关系，捐赠者有强制性的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弱势群体。恰恰相反，排除国家的公益义务主体性质之外，其他的实施救助主体有选择“为善”和“不为善”的权利。所以慈善行为的持续长久进行就要取决于捐赠者与受助者良性的互动，也就是处理好施恩与感恩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慈善组织与受助者慈善回报精神塑造的问题。

知恩报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诗经》中就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战国策》也有“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的精辟词句，知恩识恩、感恩报恩可以说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典籍之中。但是这种传统“感恩报恩”的思想是在一个封闭性的结构中展开的，往往与人情、面子联系在一起，有明确的施惠主体，也有确定的受助人，双方结成潜层次的交换关系。所以古人中不乏善人或善士的出现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故事。而现代公共慈善倡导的理念是：“慈善是公共行为。捐赠应以慈善组织为中介，使捐赠与受赠分离，捐赠人不知道哪些人因他受助，而受助人也不知道哪些人帮助了他，这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捐助不同，从而免除了感恩与求回报的心理，捐赠人和受助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救助弱势群体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1]。匿名性和恩惠的普及性，致使慈善少了些对某个人或具体对象的感恩戴德的色彩。但是现代公共慈善借助于慈善组织平台是在打造一种理念和传递一种价值，那就是人际的和谐。它把受助者对个人、群体或组织的感激泛化到对社会的关爱和回报，在社会的层面上弘扬爱的旋律。这才是现代公共慈善精神的实质所在。那么，它所倡导和主导的这种价值在现实中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让我们先看两则统计材料：

资料一：澳门明爱总干事潘志明先生在安庆设置了“潘志明爱心助学会”，在安徽省内一些重点高校设立助学金，每届选取5名家境贫困的大学生对其进行每个月100元的补助，直至顺利完成学业。要求的条件就是：走出校门也能奉献自己的爱心，对贫困学子进行救助。据本文作者对某高校99级、2000级的10名受助毕业生调查，除去两位继续读博的学生，截至到目前没有一个参加他的爱心结对计划，也没有向助学会捐款或捐物的经历。

资料二：美籍华人唐仲英先生创办的唐仲英基金会从1997年开始至今，在国内18所知名高等学府和1个地区设立了“唐仲英德育奖学金”，按每生每年4000元人民币的额度资助。从1999年在安徽省某高校设立奖助学金以来，共帮扶了180名学生，其中毕业生有80名，1999年唐仲英基金会提出了“大手牵小手”的爱心结对倡议：呼吁获得唐先生奖助学金的莘莘学子去帮助那些乡村贫困小学生，在物质上帮助他们继续求学，在精神上鼓励他们从小树立顽强的意志。下表是对2004、2005届共40名毕业生捐赠记录调查的样本呈现。

表3中的两类数据很值得人关注：一是捐赠记录。在调查的40个样本中，从未有过捐赠记录的竟高达32.5%，；二是捐赠时间。所有的被调查人捐赠经历都是在2003—2005年度，即意味着调查对象都还没走出校门，都是为响应唐氏基金会的号召，从获得唐仲英奖学金里面抽取1/80--1/20不等比例金额资助贫困儿童，而当走向社会或者不再享受奖学金的时候，脱离基金会组织的时候，捐赠次数变成了零。

表3 2004、2005届唐仲英奖学金获得者捐赠记录调查数据汇总表

无论是潘志明爱心助学会还是唐仲英基金会，他们都把“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作为由始的宗旨，都寄希望于受助者能把他们爱心的接力棒传下去，就像水的涟漪一样推而广之，在社会形成良好的效应。唐先生本人也认为，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通过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出知识渊博的人才，更可以塑造品质高尚的栋梁。所以，他热衷赞助教育，希望培养出德学兼备的人才。但是，受助者脱离基金会组织之后表现出来的集体冷漠令人心寒。中国虽然有传统的“施恩不图报”的大无私美德，但还有一句古训：“知恩不报非君子”。施恩和感恩总是相对的两极，缺损哪一方，爱的天平就会失去平衡，慈善精神都是残缺不全的。

以美国慈善事业之父卡耐基为代表的“自由慈善主义”对慈善精神曾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认为：现代慈善精神认为某种特殊的道德品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自由慈善主义从韦伯论述的清教理性精神中演化而来，并不主张为了捐赠而捐赠；也不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或社会习俗而捐赠。捐赠不是为了有钱人精神上的救赎，而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所以，任何捐赠都要精心计算其后果，高度理性化。不智的捐赠害多益少，助长懒惰和依赖，是不可取的。正如同富兰克林所说：“慷慨并不是意味着多多地捐赠，而是明智地捐赠”（Liberality is not giving much but giving wisely.）。所以，为了保证善款的使用效率，一定要把钱交给最称职的经营者。而经营者和专门化的慈善组织也要树立起责任意识，存好钱，擅用钱。因为募捐来的资金不是某个个体的，是社会的资金，花得没有效率，等于自己的渎职。

在我国，当前国人对慈善精神的理解局限在捐赠者是否慷慨解囊层面，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了捐赠者拿出了多少钱或者物，办了哪些慈善项目等等。正因为如此，公众每年对胡润慈善榜津津乐道，关注的热度丝毫不逊色于对大陆富豪排名榜的期待。而慈善组织在运作善款、开展福利项目的时候也缺乏对受助者的考察，往往出现最有用的钱没有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且在资助的时候，忽视了对受助者品性的塑造，重“施财”轻“布道”，“放钱”强于“评估”。我们经常在媒体上能看到的是一张张光辉形象的宣传、面子广告，施资者的慷慨解囊与受助人拿钱或物的感激涕零，抑或喜悦形成鲜明对比。至于受助者以后如何使用善款无从知晓，也没有任何干预，缺乏对慈善精神精髓的宣传和教育。

正因为上述原因的存在，助长了一种不良的受助习风，那就是培养等、靠、要的惯习，甚至出现索捐笑闻。许多的受助者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别人的救济，而没有摆脱困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个最有竞争力的社会，必须保证让那些最有天赋、最有工作伦理的人成为优胜者。而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经济上的达尔文主义社会，充满着竞争[2]。同样的逻辑，慈善组织在实施救助的时候，囿于资金的限制，也必须保证把善款用在最有工作伦理的人身上，选择出最佳的救助人选。贫困有负责的贫困（既愿意努力但没有机会）和不负责的贫困（如因吸毒或赌博而荡尽家产）之分，真正的慈善是针对负责的贫困群体，为那些积极争取改变自己现状的人铺砖填瓦，重点帮助愿意自资的人，而不是对弱势群体的一视同仁。对弱势群体的普遍关怀是政府的公益，不是慈善的精髓，也不是慈善组织所要承担的全部义务。

慈善不仅是为了改变受助者的窘境，更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提高其品格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感恩意识。

感恩是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并且报答回去。感恩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东西方都有感恩的文化。国人的感恩意识主要来自亲情、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带有狭隘性和封闭性，在开放性的社会有必要借鉴一下西方国家的感恩文化。1 9世纪中期，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谈到他对美国人回报给予的印象，说他们给予的渴望不亚于索要的欲望[3]。当清教徒们来到这片新大陆时，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建立教堂、学校、医院。当农民无法独自搭立谷仓时，邻居朋友或教堂会爽快地过来帮忙。为了表达感激，农民为帮助他的人举办宴席。大家呼朋唤友而来，心满意足而去。久而久之，报答和给予变成美国文化，感恩意识变成参与意识，参与意识变成公民意识。美国人的报恩不囿于受恩者对施恩者的个别报答，而多是回馈他人和事业。

美国人有强烈的独立精神，也有强烈的互助精神。他们的互助精神多体现在报答性质的给予（Thanks giving）。这种报答性质的给予与现代公共慈善事业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感激和回报不是要求受助者对施惠者个体的感恩戴德，而是把所获得的恩惠回馈他人和社会。

[1]刘溜.中华慈善十年[N].中国新闻周刊，2004-11-15.

[2]和静钧.论感恩文化的破损[J].检查风云，2006,（13）：55.

[3][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