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英+史改侠+李娜

摘 要：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关键词：北宋；辽；武将；便宜行事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014-04

北宋初除了在宋军讨伐北汉时与南下援救北汉的辽军时发生过较大的战斗外，宋太祖末年以前的宋辽关系是一种偶有边境局部冲突，又无官方交往，但允许民间进行边境贸易的特殊关系。宋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率军亲征北汉，宋辽战事大起。此后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宋辽之间一直未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两国战事不断。两宋时期政治的主流是中央集权，然而便宜行事却并未退出政治舞台，在国家政治、军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往对宋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其中央集权、将从中御等命题，对于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宋代的便宜行事却较少涉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宋辽战争时期武将的便宜行事权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从这个侧面揭示宋代将从中御之策的实际运行情况。

一、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

宋太祖开国伊始，首先致力于消灭诸割据政权。为避免两面作战，他并未贸然发动对辽战争，因此这一时期宋辽之间多是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乾德三年（965），契丹“侵易州，略居民”，宋太祖只是令监军李谦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数，俟契丹放还易州之民，然后纵之”[1]。同时，宋太祖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在军事防御区域设置上，以易州为其前沿阵地，极边地带以缘边巡检司管辖，利用河北的天然河道为屏障，将兵力集中于镇、定、高阳关，在防御中蕴含着进攻的因素[2]。他赋予边将便宜行事之权，姑息小过，令其长期驻守，从而熟悉敌情，对边防事务尽心尽力，“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资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锡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3]由此可见，“便宜行事”的地位不容小觑，边防将帅不仅在军事行动中可以采取自己认为适宜的策略，而且在经济方面也享有自主权。至于宋太祖时期的监军，其主要职能除监视将帅外也担负行军作战的职能，实不能与后来的监军相提并论，这也为将帅便宜行事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

宋太祖朝担负边务者多长期驻守某地，有的甚至守边长达数十年之久。何继筠“深沈有智略，与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边前后二十年，善揣知敌情，屡以少击众，契丹人畏伏，多画像拜之”[4]。郭进“守西山凡二十年”[5]。由于长期驻防，自然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且责任心强，对边防事务的处理较为有利。

有的边臣虽有小过，但宋太祖却姑息以待，以使将帅秉承皇恩。韩重赟“好释氏，在相州凡六七年，日课部民采西山木造佛寺，未尝暂息，人皆苦之”[6]。宋太祖对此释而不问。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李汉超驻守关南，“人有讼汉超强取其女为妾及贷而不偿者”，宋太祖亦不加以追究，只是密谕汉超曰：“亟还其女并所贷，朕姑贳汝，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7]宋太祖此举使李汉超感恩戴德，转而精心治事，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安定。

在宋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后晋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才能算是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他在太平兴国四年（979）率军亲征北汉后，乘势进攻辽之燕京。七月，宋军大败于高梁河，宋太宗负箭伤逃归。为了抵挡辽军追击，他对北面防务重新作了部署，命崔翰、孟玄喆等留屯定州、李汉琼守卫镇州（今河北正定）、崔彦进则屯守关南（后改为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此数人均“得以便宜从事”[8]。崔翰留屯定州时，不仅得以便宜从事，而且“缘边诸军并受节制，军市租储，得以专用”[9]。稍稍恢复了宋太祖时的御将之术。

二、武将对将从中御国策的突破

宋之立国，以将从中御为其基本国策。然而将从中御在宋朝的军事生活中并未完全得到落实，实际上也不可能事事皆从中御，否则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依据御赐阵图或帝王成令，作战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或与显见的战功失之交臂，又或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都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违背皇帝的成算，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十月，契丹以六万骑兵攻打定州，宋太祖命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三千御之，“戒钦祚曰：‘彼众我寡，但背城列阵以待之，敌至即战，勿与追逐。钦祚于是与敌众战于满城，敌骑少却，乘胜逐北至遂城，杀获甚众，值夜，入保遂城。敌围钦祚数日，钦祚度城中粮少，是夜整众突围而出，至保寨军中，不亡一矢。”[10]虽然宋太祖的意思是让田钦祚等人守住城池就可以了，但是田钦祚等人却违背了宋太祖的旨意，敢于更改帝王的成算和“勿于追逐”的作战意图，开城野战，取得了可观的战果。

武将也时常利用战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更改帝王的成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辽朝以韩匡嗣为统帅大举南攻，与宋军大战于满城。宋军统帅崔翰一开始按照宋太宗所颁下阵图布成八阵，阵与阵之间相去百步，士卒均无斗志，宋军眼看就要战败。李继隆、赵延进等人欲集中兵力，改八阵为前后两阵，崔翰等“犹以擅改诏旨为疑”[11]，赵延进、李继隆明确表示违诏之罪由自己承担，崔翰等遂同意放弃宋太宗预先设定的阵图，将八阵和为前后二阵，士卒重新恢复了斗志，又采用诈降战术，取得了大破契丹的战果。可知正是宋太宗的阵图促使李继隆、赵延进等人做出便宜行事的决定。崔翰虽然不如李、赵二人态度坚决，但当此二人表示承担违诏责任时，他也很快加入了这一阵营，之前“欲以诏书从事”的诸将在面对袁继忠的慷慨陈辞时，也都改变初衷，并不想坚决地执行坚壁清野的消极据守战术。当然这也与他们的特殊地位有关。“[赵]延进妻即淑德皇后之妹，故在显德、兴国中，颇任以腹心”[12]，李继隆之父为李处耘，“开宝中，为太宗纳其次女为妃，即明德皇后也”[13]，均为地位特殊，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武将。

武人对于军功的渴望在宋太祖、宋太宗朝仍比较强烈，这也导致他们时常违背朝廷对待边事所持的较为审慎的态度而擅自采取一些更富有进取意味的行动，出现“将臣以重兵戍边者，多生事致寇，以邀战功，河朔诸州，曾无宁岁”[14]的状况。

另外，宋代统治者对于违诏将领的处置并不严厉。雍熙北伐中宋军大败，直接责任人曹彬、郭守文、傅潜按法当斩，但经百官商议后，仅责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郭守文为右屯卫大将军、傅潜为右领军卫上将军。可见对于违背诏令而战败的将领，其处罚并不严厉，傅潜日后更是成为河北地区的主帅。乌白池之战宋军失利，宋太宗怒气难平，他归罪于将领不能完全依他预设的方略行事，他对马步军都虞侯傅潜等人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15]但宋太宗的不满仅限于此，他并未对李继隆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处罚。相反，当将领使用便宜之权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时，宋太宗更是不仅不予以处罚，还要进行嘉奖。前述唐河之战中，袁继忠、李继隆等人未遵从宋太宗“坚壁清野勿与战”的成算，取得“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的战果，捷迅传到朝廷后，宋太宗对二人“降玺书褒答，赐予甚厚”[16]。

宋真宗时对于将帅便宜行事取得战功是否进行赏赐虽已不再像宋太宗时那样顺理成章，但最终都没有进行惩罚。羊山之捷后，吕蒙正建议不对秦翰等人进行赏赐。他指出秦翰等人擅自行动虽取得战功，但是如果他遵从宋真宗成算，则取得的战功将远大于此，因此秦翰等人的行为自然不值得赏赐。王显也上言：“先奉诏令于近边布阵，及应援北平控扼之路，无何，敌骑已越亭障，今前阵虽有克捷，恐未赎违诏之罪。”[17]宋真宗未同意吕蒙正等人的意见，他认为“见寇不俟大阵，前驱陷敌，亦可赏也”[18]，仍旧进行褒奖。

既然违反诏令所受到的处罚较为轻微，甚至不受处罚，而一旦取得战功就会受到褒奖，这就使得中央的遥控指挥如阵图等在实际战争过程中对将领的约束力降低，许多武将临战审时度势便宜而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武将在自主行使便宜行事权时，也难免遭遇军事上的失利。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听信雄州知州贺令图等人的建议，命三路出师攻打辽朝，其中东路军主帅为曹彬、崔彦进，西路军主帅为潘美，中路军主帅为田重进。三路出师后，西路军很快攻下寰州、朔州、云州、应州，中路军也攻占了灵丘、蔚州等地，东路军曹彬部则攻占了新城、固安、涿州等地。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因粮草不济而退军，但当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遂违背宋太宗持重缓行之令，再次重新攻占涿州，但因缺粮，不得已只得退兵，辽军遂进攻从涿州南退的宋军于歧沟关，宋军大败。

三、武将畏谨之风对便宜行事权的影响

宋太宗曾谓其近臣曰：“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19]所谓“循谨”，自然是指谨慎和服从命令，尤其是服从来自中央的指示。这样的选将用人标准，使五代以来武将的跋扈之风逐渐收敛，许多庸将、怯懦之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对宋代军事带来消极影响。到宋真宗时期，武将的畏谨之风更加盛行。

宋真宗选用武将不以谋略、胆勇而以亲疏为重要标准。负责北边防务的王超、傅潜、王显、周莹等人，多为宋太宗晋王府旧人，畏敌怯战，甚至对诏书也视而不见或阳奉阴违。相反，在宋太宗时期有杰出表现的李继隆却因受到宋真宗猜疑而得不到重用，直到宋真宗亲征之前才得以启用。

宋真宗对于将帅的畏敌行为亦多有放纵。咸平三年（1000），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受诏以五千骑兵追击敌人，但是他素“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恇怯，数日不敢行，伺敌渡河而后发，敌剽淄、齐者数千骑犹在泥沽。荣不欲见敌，乃以所部略界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驰，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20]。对将帅的这种畏敌行为，宋真宗不是严格依照军法从事，而是“悯之，遣使收瘗，置荣不问”[21]。这种放纵又客观上使畏谨之风进一步盛行。

随着宋辽之间战争气氛日益浓烈，宋廷除调整河北防务外，对将帅的控制有所放松。宋廷任命王超出任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出定州城北沿唐河设阵防备，全面负责河北防务，但威虏军魏能、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及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朗等皆不受其节度。王超上言：“敌或诱袭王师，恐大军不可轻动，请分击之。”宋真宗诏：“[王]超随宜裁制，仍令押阵使臣禀其节度。”[22]实际上是赋予了王超军事自主的便宜行事权。但是王超在任镇定高阳关都部署时基本奉行坚守定州的战略，辽方不善攻城，面对这种局面遂采取绕道进攻的方式从侧翼突破宋军防线。咸平六年（1003）辽军复南下，王超眼看辽军从身旁经过，却未采取任何措施，使辽军轻易突破驻有重兵之唐河防线。当宋真宗命令王超率大军赴澶州为亲征做准备时，王超又不服从调遣，握兵不动，“复缓师期”，“契丹遂深入”[23]。王超手中的便宜之权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可见，由畏敌惧战者出任将帅，这些人很难能在军事行动中有积极的作为。他们宁愿闭关不出或消极备战，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

四、北宋对武将便宜行事权的限制

唐后期随着府兵制的瓦解，君权开始下移，此种形势一直延续到五代，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因此宋代统治者自宋太祖始就意识到维护皇权的重要性，尽管他赋予武将较大的便宜行事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来自中央的控制。

经历了宋初的“收兵权”后，高级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纷纷被解除军职，出为地方节度使，宋太祖多以地位相对较低的人担任边防将帅，如“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棣州，以拒契丹”。这些人除“何继筠授以节制，示以懋功之典”[24]外，其他人所居之官不过巡检使，由于位微望轻，便于皇帝控制。加之这些边防将帅领兵数少，不过五六千人，符合宋太祖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规划，因此虽长期任职，也根本不足以造成对中央的威胁。

宋太宗、真宗以后颁赐阵图、委派监军、将从中御的做法，实际上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只是不像他的后继者情况那么严重。开宝二年（969），“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屯于阳曲。上闻契丹分道来援北汉，其一自石岭关入，乃驿召继筠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给精骑数千，使往拒之。”[25]宋太祖此举为宋太宗、真宗等人树立了榜样，其后这种临战颁赐阵图的做法越演越烈。赵匡胤在将帅临行前虽赐予阵图，主帅王全斌、曹彬等人还是多有便宜行事的举动，应是此时的阵图对将帅的约束力还不像后来那么显著，阵图本身也不那么详细。

宋太宗时期，伴随着消极防御战略的确立，宋的军事指挥政策较宋太祖时也发生了变化，采取了“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26]的做法，对将帅诸多节制。便宜行事权的赋予也自然较宋太祖时大为收缩。朱台符评论道：“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唯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27]精辟地指出了宋太宗时期不许将帅便宜行事所带来的弊端。与此同时，崇文抑武的局面形成，在对官员的提拔任用方面，重文臣而轻武将，在一些边地州军也开始使用文臣领兵。

宋真宗即位后，宋辽冲突不断，对西北防务则“素不留意”[28]。此一时期，宋朝的军事战略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面对辽的屡次南下，仍然消极防御，实行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保守战略，“寇至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纵不得已出兵，只许依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29]。宋真宗朝还继承了宋太宗颁赐阵图的做法，对便宜行事基本采取抑制的态度。宋真宗在亲征澶州时，还不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此一时期，文臣参与的情况比太宗时更为频繁，史载“帝尽以军事委[寇]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30]。“[寇]准处分军事，或违上旨”[31]。议和之事基本确定后，寇准主动对真宗说：“使臣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32]对此，宋真宗并无丝毫不悦，他对寇准“笑而劳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说明统治者更信任文臣，当需要赋予前方军事上的便宜行事权时，统治者更愿意把此项权力赋予文臣而非武将。

五、结语

在古代通讯手段不发达、作战以冷兵器为主、战场形势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赋予武将便宜行事之权，无疑能使武将及时调整作战方略、迅速捕捉取胜的战机，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宋太祖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对边防将帅长期任用、姑息小过，赋予军事上及经济上的便宜行事权，使得这一时期边防事务未出现大的波澜，为统一南方地区提供了条件。这种措置边防事务的做法也被后来的宋代臣僚们所推崇。但是由于宋代统治者推行将从中御、崇文抑武之策，多方限制将帅的便宜行事权，遂使将帅在作战中拘泥于阵图与成令，畏谨之风盛行，而庸懦的武将即使手握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虽然在实际战争中，将从中御不可能全部落到实处，有部分武将因个人性格、地位、朝廷对便宜行事的后果的态度等多方面影响而敢于突破皇权的藩篱，但这在宋辽战争中并不居于主流地位；同时由于作战指挥权不明确，各自的便宜行事也会使得各支作战队伍无法在整体上相互配合，作战的决策不能很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导致战争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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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