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懿德

【摘 要】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随着国家的强盛，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外来人口和文明进入河洛地区。两宋时期，河洛文化以二程理学的南传为主要标志，渐趋步入衰落期，河洛文明也随即走上下坡路。

【关键词】隋唐；北宋；河洛地区；周边地域；文化交流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中国历史由中古向近世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层次的变革。这一点已经为众多学者所公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1]这一时期，尤其是唐代，随着国家的强盛，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外来人口和文明进入河洛地区。来自印度、中亚、西亚以及北方草原的文明都对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既成就辉煌却又不固步自封，在其发展历程中成为一个即继承了前代的文化成果，又能够兼容并蓄地吸收外来的文明的时代。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指出隋唐五代宋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2]

1 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域的文化融汇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四方士人争相云集洛阳，河洛地区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交流中心之一。隋唐帝国的文治武功，令周边民族和国家艳羡不已。中外文学交流显得十分活跃。隋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各国使者搜罗著名诗人的诗集，携归本国。如盛唐诗人白居易的诗，就被高丽、日本的遣唐使带回本国。又如元稹“无胫而走”，流传到东南诸国。外国僧人来洛阳，在搜求经卷同时，亦不忘搜罗唐人诗文。唐人诗文通过各种途径，从洛阳流入亚洲诸国，对各国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时期，京都洛阳广泛流传着域外传来的乐舞。隋炀帝定九部乐，唐太宗立十部乐，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华夏传统的乐曲，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是来自隋唐境内的少数民族音乐，其余四部则是境外东西方传入的音乐。

书法，作为一种独特艺术，在京都洛阳得到极大发展，此后书法远播异域。

唐三彩源自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重要输出物品，受到各国人民的深爱。依据各国考古学者提供的资料，唐三彩几乎遍布欧、亚、非三洲。

隋唐时期，洛阳成为全国的儒学、经史传授和教研中心之一，经学、儒学传播到域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公元七世纪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王国使用汉语、朝鲜语夹杂的方式表述本族母语，开启了朝鲜语表音义“吏读文字”新纪元。此后的新罗学者薛聪将唐朝的儒家典籍翻译成朝鲜语，中华儒家文化自此在朝鲜半岛的流传进入崭新传播期。

隋唐时代的洛阳，东西方的僧人来此地传播宗教，日本、朝鲜的僧人来洛阳求佛法，洛阳成为彼时国际宗教文化交流中心。新罗有许多佛教徒来洛阳求法，如义湘、圆测、法朗、道义等。洛阳城内的域外人士，信奉着不同的宗教，在此和谐聚居，共同促进河洛文化的发展。唐武德年间，在洛阳城内置袄祠、袄宫，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均有袄祠，贞观年间，唐太宗令景教（基督教聂士脱里派）行天下，东都建景寺。永徽初年，大食哈里发奥斯曼遣使至东都觐见唐高宗，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武则天时期，波斯国人拂多诞密乌没斯持《二宗经》（即摩尼教经）来朝，至洛阳。此后，洛阳设立摩尼寺，摩尼教广泛传播开来。

2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域的文化融汇

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成为学术中心，二程“洛学”诞生于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纂于此，欧阳修在洛阳草成《新唐书》。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组织的“耆英会”成为研究义理、探讨经世之学的学术政治团体。这一切为“洛学”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

洛学之所以有此名称的原因在于其发源于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于西京，他们在洛阳兴办私学，招揽天资聪颖的弟子，予以教化，宣讲他们的学术思想，渐渐成就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流派，即后世学界通称的洛学，洛学将“天理”视为其哲学架构的逻辑基点，天理、人欲的争辩贯穿其学术体系的始终，故而又可称其为理学。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学术流派。

二程理学思想在闽南地区的流播，大多得益于闽籍二程门徒龟山先生杨时、廌山先生游酢、豫章先生罗从彦三人，后期经由延平先生李侗及婺源朱熹的继承和弘扬，成为具有典型闽南地域特色的学术派别。龟山先生杨时、豫章先生罗从彦、延平先生李侗因其三人均是闽南延平人氏，故后世称之为南剑三先生，他们同时也是洛学与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人物。杨时对二程理学思想可谓信之弥坚，修习理学之时，更是恪守先哲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之言，[4]潜心学问。杨时的门徒罗从彦在受业之时，对于二程洛学上的诸多疑惑，百思不得其解，曾经专程远赴西京拜谒程颐，以期求的学术上的精进，豫章先生是二程理学在闽南地区流播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介质者，二程理学的传播，豫章之功莫可忽略。延平先生李侗痴心于二程洛学，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后听闻豫章先生深得二程之传，投其门下，成为授业弟子。终生未曾出仕，致力于二程理学的传播，著有《李延平集》行于后世。上述所论南剑三先生实为二程理学在闽南区域流播的重要传承者，他们三人在程朱理学的发展演化史上居功甚伟。

朱熹是闽学集大成者，又是二程洛学的发扬光大者。终其一生，未尝致仕，毕生精力全部奉献于二程理学在闽南之地的传播上。由于朱熹曾于建阳考亭（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聚徒讲学，他的学术又被后世称为“考亭之学”。朱熹学问渊薮以二程理学为根柢，博采诸家学说，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从而成为种花儒学史上彪炳千古之第二人。又因朱熹学问宗旨以程颐之“理一元论”为归依，故而后世将其与程颐合二为一，称其学问为“程朱理学”。朱熹在自成一家之言的历程中，对于伊川先生程颐学问的诠释和阐发，突出的彰显在三方面：首先，将“理一元论”的学说概括化、体系化。二是完善了理在气先论。三是全面发展了“格物致知”论。只有通过经明行修的格物过程，方可日臻至洞察世事的圣人之境，因此朱熹创造性的将人类个体的认知与道德意识完美契合。

纵观程朱理学的发展演化史，周敦颐堪称披荆斩棘的拓路者，程颢、程颐、张载三人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而朱熹则是整个理学演进的体系建构者。诚如上述所言朱熹的理学是对两宋时期诸家学问的整体博采，经由自身融汇，方自成一家之言，其理学思想影响之深远，传播地域之广泛，实为中华儒家文化发展之典范。

【参考文献】

[1]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

[2]（日本）山本达郎.从唐到宋——东亚史上的转变时期[M].转引自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81.

[3]（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2272.

[4]（唐）韩愈著，严昌校点.韩愈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158.

[5]（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743.

[6]（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67.

[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4.

[责任编辑：王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