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光

摘要：宋初武将政治地位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政务两方面，军事上施行抑制武将的措施后，文臣地位并未显著提高，文臣作用也未立即凸显;政务上武将在太祖朝仍具有主要的话语权。宋朝武将地位下降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其地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伴随着政局变动而发生的，原因是由宋初政治环境的改变，武将群体素质、皇帝治国策略的不同及性格喜好的差异等方面造成的。宋代“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并非同时产生、齐头并进，而是不断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

关键词：宋初;武将;政治地位;崇文;抑武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1.05

晚唐五代时期，武将在政治、军事活动中都具有绝对的崇高地位，而宋朝自建立伊始，为避免重蹈五代后尘，对武将势力进行打压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宋朝也同样面临着武力威慑后周旧臣、平定周边割据政权、进行统一战争、防备辽国入侵等课题，而这些都需要武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抑武”政策的实施也需要把握一定的分寸，既要保证国家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也要避免引起武将的反感甚至是反叛，从而影响新生政权的稳定。也正是基于此，“抑武”政策尽管是将武将的兵权收回中央，但是并没有对武将的政治地位进行严厉打压。因此，本文通过对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武将政治地位演变的细节分析，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是怎样逐步展开的，其背后的“崇文抑武”政策又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柳立言先生曾指出，“从五代的重武轻文转变为宋代的重文轻武，但究竟轻视武人的什么？是人、事，或两者俱有？”笔者认为“抑武”指的是武将在宋朝权力比重以及话语权的下降，并由此造成的政治地位的下滑。本文主要从军事和政务两方面，将武将与皇权、文臣进行对比。军事上，“抑武”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力空缺由皇权填补，而非文臣群体;施行“抑武”措施之后，文臣的作用并未立即凸显，不应该将军事上武将地位的下降看作是文臣地位的提高。因此，军事的“抑武”带来的仅仅是武将地位相对于皇权的下降。宋初真正意义上文武地位的变化是在政务方面。正是通过宋初的种种举措，武将在中央和地方上的政治话语权被不断挤压，历经太祖、太宗两朝，宋朝国策逐渐由“文武参用”转变为“崇文抑武”。

一、武将地位与皇权强化之关系

自陈桥驿兵变后建立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对推举自己登上皇位的武将进行封赏，并对分散在各地的武将进行了升迁。这种封赏在五代乱局中并不少见，每次政权更迭之后，新皇帝大都会对拥立自己的武将进行新一轮的提拔和封赏。然而，由于赵宋政权建立的不正当性和吸取五代武将乱政的教训，宋太祖对于武将的地位开始进行压制。建隆元年（960）七月，与太祖较为疏远的高级将领、分别担任侍卫亲军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被削夺兵权。建隆二年闰三月，又剥夺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与侍卫亲军都虞候韩令坤的兵权。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宴请方式，又收回亲信、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兵权，任命张琼等资浅望微的心腹代领。这些被剥夺兵权的将领尽管出任地方节度使，但是实际上已经不再掌有兵权。乾德五年（967）郊祀时，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被人诬陷将天子亲兵收为心腹。而韩重赟作为拥立宋太祖的心腹愛将、义社兄弟，宋太祖在未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即想诛杀韩重赟，之后在赵普的劝谏下才放弃此想法。宋太祖心中“抑武”政策的目的是将兵权收归皇帝，而非由某位（某些）武将掌控，避免军士成为武将的私兵，从而革除谋叛的根源。通过以上收兵权的事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太祖亲信爱将还是关系疏远的帅臣，他们统领三衙重兵，即是直接威胁太祖皇位的人，所以太祖必须解除他们的兵权，才能“安枕而卧”。通过一系列手段，宋太祖将兵权都收到自己手中，像五代时期武将可以肆无忌惮地喊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相对于之前武将俸禄更加优厚，但实际上在交出兵权后，这些武将已经失去了对抗和反叛皇权的实力，也不再拥有割据一方的能力。宋太祖收回宿将兵权后，对于在外统兵作战资历较浅的将领还是比较信任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对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过分约束他们的战时指挥权。从现有史料来看，宋太祖朝“将从中御”措施并未过多的实施。太祖在将帅出征前虽有指示，但在实际用兵过程中，不做过多干预与节制，“给边防将帅们以独立自主的军事指挥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财权，以期边防将帅充分的或者说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武将面对地位变化而产生心理落差，太祖则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与武将阶层之间的关系。宋太祖在位时把武将宋僵之女立为皇后，为其弟赵光义、赵廷美迎娶武将李处耘和张令铎之女，为其子赵德昭迎娶武将陈思让之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武将高怀德，而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分别嫁给武将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王审琦之子王承衍。宋太祖采取与武将联姻的措施，令单纯的武将变为外戚武将。尽管在五代时期，皇帝通过联姻加强与武将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常用的手段，但如宋太祖这般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大部分与武将结亲也是极其少见的，这种措施使武将群体与宋太祖及赵氏皇族拉近了距离，皇亲国戚的身份让武将们感到慰藉，正如宋太祖所言：“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这让武将阶层相信自己尽管政治地位不会像五代时期那样显赫，但是以后的宋朝皇帝对于武将群体依然重视，影响力仍然存在。在继承五代时期武将跋扈的政治风气下，面对宋太祖对武将权力不断限制的举动，高级将领并未有反抗的举动，宋太祖与武将势力的联姻应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伴随着宋朝平定国内叛乱，统一战争节节胜利，武将在其中所建立的功勋不断扩大，武将政治地位却并没有走向一个新高度，自身反而更加谨慎。王全斌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建隆二年，宋太祖命王全斌率军攻打后蜀。王全斌在攻陷成都之后，“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因此受到批评。事实上，王全斌曾对其心腹说：“我闻古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称疾东归，庶免悔吝。”王全斌没有很好地对部下进行约束，其实并非王全斌没有能力控制军队纪律，也不是他自己残暴好杀，而是因为担心“功高震主”，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污”效果，借此来保全自身。武将尽管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战功，但面对皇权反而更为拘谨，乃至于通过抹黑自己的方式试图降低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也可以通过北宋武将曹彬的经历得到证明。在后周时期：

（曹彬）使吴越，致命讫即还。私觌之礼，一无所受。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至于数四，彬犹不受。既而曰：“吾终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归，悉上送官。世宗强还之，彬始拜赐，悉以分遗亲旧而不留一钱。

作为出国使者，曹彬即便接受了吴越的礼物，但是回国后即将这些财物全部上交，周世宗强令曹彬收回，最后曹彬又将这些财物分给亲友。在他担任晋州兵马都监时，有人看到曹彬时说道：“岂有国戚近臣，而衣弋绨袍、坐素胡床者乎？”由此可见曹彬本人俭朴、不好钱财的品格。到了宋太祖时期，曹彬也曾征讨后蜀、后唐两国，史载：“伐二国，秋毫无所取。”这样一位不爱钱财、洁身自好的武将在征讨江南回朝后，却说：“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这与曹彬之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应是曹彬对自己功绩进行的一种掩饰。在太祖面前表现出“胸无大志”的姿态，以迎合太祖对武将的“期许”。

宋太宗继位之后，武将的政治地位相对于皇权进一步降低。在宋太祖朝，出于对武将的防范，宋太祖将监军、兵马督监等职务安插在各地武将身边。此时的监军仅负责对武将的监督，及时把武将情况上报给皇帝，虽然他们代表皇权行使监督，却并没有对武将进行直接干预的权力。仅就军事而言，在武将与监军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宋太祖更加倚信于武将。乾德元年，在攻打荆湖地区时，慕容延钊作为主将，曾与监军李处耘发生矛盾：

莉湖之役，处耘以近臣护军，临事专断，不顾群议。初至襄阳，衢肆鬻饼饵者率减少，倍取军

士之直，处耘捕得尤甚者二人，送慕容延钊，延钊怒不受，往复三四，处耘遂命斩于市以徇。……

由是，大不协，更相论奏。上以延钊宿将，赦其过，止罪处耘，处耘亦恐惧，不敢自明。李处耘作为皇帝近臣，在军队中常有独断行为，因此与将领慕容延钊产生矛盾。然而宋太祖在这次事件中，将李处耘由原来的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降职为淄州刺史，而慕容延钊却得到赦免。因为监军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武将也对监军保持一定的尊重。但本质上，监军并无直接干预军事行动的权力，仍然以武将为军队的最高长官，武将的政治地位高于监军。但是在宋太宗朝，武将和监军之间的政治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被视为皇权代言人的监军已经可以对军队和军事行动进行干涉。如雍熙北伐中，在监军王优的威逼之下，主将杨业只能负责断后，请求主将潘美在陈家谷口进行支援。但是“（王）优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在整个战役中，监军王优对主将的军事指挥横加干预，甚至连作为开国名将的潘美都无法对其进行约束，最后导致杨业全军覆没、自杀殉国。与宋太祖朝相比，此时监军在军队中的权力和地位提高许多。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王优虽然被“除名、隶金州”，但惩罚力度之轻，与太祖朝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武将对监军更为忌惮，武将与代表皇权的监军之间相对平等的地位被完全打破。另外一件闹剧也反映了当时皇权的代表——诸道使者与武将的地位关系：太平兴国三年（978），纨绔子弟李飞雄假冒使者，手中没有任何任命凭证，就将众多武将逮捕起来，没有一人试图反抗，直到李飞雄言语中有所纰漏，才被识破。这件事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更为深远。太宗朝皇权更具有权威，甚至可以将这种权威赋予任何一个使者，将自己的命令执行下去，武将们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局面，这与宋太宗本人对武将认识和态度密切相关。淳化二年（991）正月乙酉，太宗与近臣讨论将帅问题：

（太宗）言：“前代武臣，難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编，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周世宗时，安审琦自襄阳来朝，喜不自胜，亲幸其第。今且无此事也”。吕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理！”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

从以上太宗与时任宰相吕蒙正的对话中可知，在太宗眼中此时武将已不再享有崇高地位，像五代那样皇帝亲自登门探访来朝将领的情况不会出现了，甚至将前代武将比喻成群犬，对武将蔑视之意尽显。四方武将如有罪过或反叛定会受到惩处，武将也清楚太宗之用意，所以都谨小慎微地履职。究其原因是宋太宗通过篡位夺得皇位，加之其兄“黄袍加身”的往事又历历在目，所以太宗深知皇位“易取亦易去”的道理，这使他对皇位的眷恋与痴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狭小的气量、阴暗的心理、猜疑的本性，更加重了他对将帅的防范与制约，严格控制和指挥将帅的一切行动。

二、宋太祖朝武将与文臣的政治地位

“崇文抑武”理念虽发端于宋太祖，但其产生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实际上该理念并未扭转五代以来文武群体的政治地位。首先，我们看地方州县长官的选任。虽然宋太祖开始任用文臣知州县，但究其本意并没有降低武将权力与地位的打算。“自梁、唐以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宋承袭五代，在建立时武臣是绝大部分州县的行政长官，负责治理地方。然而，武臣受制于自身学识、政治素养等，地方治绩很不理想，百姓多受其害。柳立言先生检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统计出太祖朝武人被批评的记载共有三处，具体有李汉超、仇超等，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三处，在《宋史》中同样有记载，比如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钜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李继勋“累历藩镇，所至无善政”，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韩重赞“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民采木为寺，郡内苦之”。这足以表明宋太祖朝大部分武臣依然延续五代之风，并不擅长处理地方政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宋太祖原本打算通过让武臣读书，提高其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建隆三年，太祖谓近臣日：“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邓小南先生曾说：“‘读书之要义，恐怕不在于研习某些具体内容，而更在于转向文治的姿态，在于营造一种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氛围。”邓先生的解释有其道理，然在另一层面上笔者认为，此时太祖令武将多读书多学些治道理政的知识，更多是基于武将的现实情况发自内心的期望。宋太祖本人似不太看重尊卑礼仪秩序。史载：“（慕容）延钊与太祖友善，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作为皇帝而言，宋太祖仍旧以兄长称慕容延钊，这与尊卑秩序中皇帝的地位不符。另一事也反映出宋太祖的这种态度。如宋太祖曾于雪夜赴赵普家，“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这一幕是宋太祖、赵光义兄弟在赵普家与其商量统一战争的重大议题，并作出“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宋太祖深夜私下前往大臣家中本来就不符合礼制，而太祖在赵普家中席地而坐，对赵普妻子以嫂称之，甚至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也在赵普家中商讨。此外，宋太祖本人在后周担任武将期间，也非常喜爱读书，史载：

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日：“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

在周世宗看来，身为武将只需要带兵打仗，不需要读书。但是宋太祖却认为需要通过读书来增长见识，最终也就不需要常常担心无法胜任自己的岗位。宋太祖是想将自己在后周读书的经验推广到宋朝武将，借以期望武将能够懂得“为治之道”。尽管宋太祖极力提倡武将读书，取得的成效却并不大。武将党进在面奏宋太祖时莫名其妙地喊出：“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其日：“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党进看似是在响应宋太祖，实际上却曲解了宋太祖的用意，以为“掉书袋”就是读书。又高怀德“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田重进“不事学”，这些武将对读书抱有消极态度，提高政治素养更是无从谈起。由于武将群体理政能力低下，又不愿通过“读书”提高自身水平，宋太祖只能把理政权力从武将移交给文臣。

正是在宋太祖扭转武将理政不力，而要求武将读书的效果又不近理想的背景下，文臣这一政治群体的权力和地位才开始得到提高。文臣在宋朝地方政务中发挥较大作用始于乾德三年，“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由于后蜀刚被平定，地方官员匮乏，开始有部分文臣担任地方长官，管理地方政务兼及军政。这只是在当时武将紧缺、形势急迫下的临时举措，而非重用文臣的象征。乾德四年，宋朝仅仅吞并了荆、湘、后蜀地区，南方尚有后汉、南唐、吴越政权，由于统一战争仍要武将发挥主要作用，宋太祖此时也并没有重用文臣的意图。建隆三年，宋太祖要求武将读书以提高武将政治素养的目的并未实现，导致在建隆五年，宋太祖在四十三个州府中设置通判。史载：“武人多不知书，案牍、法令、书判、行移悉仰胥吏，民之受病既多，而又果于营私，如亲随悉为镇将，其类不止一事。太祖于是州置通判，明诏州事取决焉，而武臣之为太守者，不得专执。”可见当时武将在治理地方政务上的不力，导致宋太祖在地方任命文官担任通判帮助武将处理地方政务。宋太祖个人的主观意志不在于抑制武将权力，而是希望文臣在地方上辅佐武将处理政务，提高行政效率。开宝四年（971）消灭后汉政权后，在宋太祖心中统一“天下”已成定局。基于这种判断，加之以前在诸州任命文臣担任通判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宋太祖开始着手重用文臣。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记载在开宝五年十二月：

初，上问宰相赵普日：“儒臣有武干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西川兵马督监。于是召见，面试射，且问：“能环甲否？”仲甫日：“臣在郭崇幕府，屡从征讨，固尝被介胄矣。”上曰：“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当为牧伯也。”仲甫顿首谢。

宋太祖所言作为辛仲甫榜样的王明，同样属于文臣，但是其所以能够领韶州刺史，充转运使，却是凭借自己在征讨后汉时所立下的战功。而此时辛仲甫等百余文臣只需要“忠淳”，在地方勤勉理政，就有机会升任地方大员。这很显然与王明之前的待遇有很大区别。宋太祖尽管这次打算任用文臣，但事实上仍旧对文臣进行武艺上的考量。这与后世宋代文臣出任地方长官，需要与皇帝进行“问对”的情形差异极大。从中也可以看出宋太祖任用文官的标准在从武向文转变的过程中，仍旧有选任武将的色彩。

虽然宋太祖已开始任用文臣，但实际上武将在地方职务中的比例仍旧很高。开宝五年，“上谓普日：‘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这条史料一直被视为宋太祖重用文臣，并且文臣已经掌管地方政务，武将政治地位已经处于文臣之下的重要依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截至开宝五年，宋朝通过占领荆湖、后蜀、南汉加上自身所拥有的州县，共计235个州府、1334个县。由于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地方长官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武臣，“刺史皆以军功拜……以刺史任武夫”绝非危言耸听，而宋朝建立伊始，基本上继续任用原政权的地方长官，所以任用文臣的数量也是相当有限。因此宋太祖任用文臣百余人仅占当时宋朝版图内地方州县的10%左右。虽然现存史籍中未有记载开宝五年之后对文臣任用的情况，但是从宋初选拔文臣的主要途径——科举取士数量也可得窥大概。宋太祖朝科举诸科共录取480人，自开宝五年到九年共录取231人。而考虑科举及第后并非直接担任州县长官，只有少部分经过多岗位历练后才可能担任州县长官，所以到开宝九年，太祖一朝文官担任州县长官的比例仍是比较低的。这种比例根本无法撼动当时武将占据主体的政治格局。

中央以太祖朝二府（中书门下与枢密院）长贰官员出身为例分析：上表为宋太祖朝二府（中书与枢密院）宰辅员任，共计20人担任过宰相、副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除去曾交叉任职的5人外，共计15人，我们对其出身进行分析：

首先由后周留任至宋初的三位宰相，范质、魏仁浦、王溥。其中范质“（后）唐长兴中擢进士第，仕晋至翰林学士，周祖擢为宰相。建隆初封鲁国公，乾德二年罢相”。可知其由科举进士出身，属于文职官员。魏仁浦既担任宰相又任枢密使，其“少为刀笔吏，隶枢密院。……世宗即位，差枢密副使，升使，继命兼相”。关于魏仁浦兼任宰相，史载“世宗欲命仁浦为相，议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日：‘古人为宰相者，岂尽由科第耶？遂决意用之”。说明在五代时期，担任宰相不一定非要科举出身，魏仁浦由吏人人仕，官至枢密院和中书的宰执。王溥“汉乾祐中登进士第，周祖镇蒲津，召置幕府”。可知其为后汉进士出身，后来为后周太祖郭威账下幕僚。赵普，“周显德初，永兴军节度刘词辟为从事。……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太祖领同州节度，辟为推官。移镇宋州，表为掌书记。……及受禅，以佐命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迁兵部侍郎、枢密副使。乾德二年，以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可知，赵普在担任枢密院官员前一直从事幕僚工作，属于吏员出职，文化水平并不高。薛居正“后唐清泰中登进士第，仕周至刑部侍郎。建隆初，知朗州。……乾德二年初置参知政事，居正及吕余庆首当其选。开宝六年拜相”。可知其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宰相。沈义伦“汉乾祐中，白文珂镇陕，伦往依之。周显德初，太祖领同州节度。宣徽使昝居润与伦厚善，荐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继领滑、许、宋三镇，皆署从事。……及受周禅，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后来以户部侍郎拜枢密副使直至担任宰相。可知沈义伦也是吏员出身。在太祖朝六位宰相中，范質、王溥、薛居正都曾是科举出身，属于文官阶层。其余魏仁浦、赵普、沈义伦皆为吏员出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官出身。在四位副宰相参知政事中，除前文提及的薛居正外，吕余庆“以荫补千牛备身，历开封府参军，迁户曹掾。仕汉历周，迁濮州录事参军，太祖领同州节制，闻余庆有材，奏为从事。……太祖历滑、许、宋三镇，余庆并为宾佐。及即位，自宋亳观察判官，召拜给事中、充端明殿学士”。可知吕余庆为荫补出身，由太祖幕僚升任高级文官。刘熙古“唐长兴中……召与进士试，擢第，遂馆于门下。……太祖领宋州，为节度判官。即位，召为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可知刘熙古为科举出身，同样历经太祖幕僚晋升高级文官。卢多逊“周显德末登进士第，开宝中累擢参知政事，九年拜相”。可知，卢多逊为科举出身的进士入仕。参知政事四人中除吕余庆外，其余三人均为进士出身。由此可见在中书宰辅集团九人中，进士出身五人，吏员出身四人，尚未有武将出身者。赵普、沈义伦、吕余庆、刘熙古三人皆为太祖霸府时幕僚，属于亲随侧近之臣。

接下来我们再看枢密院系统中的执政员任。枢密使六人中，除前文提及的魏仁浦和赵普为吏员出身外，吴廷祚“事周祖为亲校……世宗即位迁右羽林将军、充内客省使。未几，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刘崇，为北面都巡检使，师还，权判澶州。归阙加右监门卫大将军，俄迁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可知吴廷祚为武职出身。李崇矩“（周）显德初补供奉官，从征高平，以功转供备库副使。……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龙捷骁武左右射禁军数千人屯河阳，以所部攻大会砦，拔之，斩首五百级。改泽潞南面行营前军都监。……从征李重进，还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代赵普拜枢密使”。由其经历可知，李崇矩为武职出身。曹彬“汉乾祐中为成德军牙将……（入宋）迁客省使，与王全斌、郭进领骑兵攻河东平乐县。……乾德初改左神武将军，二年冬伐蜀，诏以刘光毅为归州行营前军副部署，彬为都监。……未几，拜枢密使”。可知，曹彬以武职任枢密院长官。由上可知除魏仁浦以外的四个专任枢密使中，只有赵普为吏员出身的枢密使，其他三人均为武将枢密使。五个枢密副使中，除前文提及的赵普、沈义伦为吏员出身外，我们再看其他三人的情况。李处耘“汉初折从阮帅府州，召置门下委以军务。……（人宋）授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右卫将军。从平泽潞，迁羽林大将军、宣徽北院使。讨李重进，为行营兵马都监，贼平，以处耘知扬州。……建隆三年诏归京师，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可知李处耘为武将出身的枢密副使。王仁赡“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飞龙使。建隆二年，迁右领军卫将军充枢密承旨。高继冲请命以仁赡为荆南巡检使，继冲入朝，命知军府。乾德初，迁左千牛卫大将军，不踰月加内客省使。二年春，召赴阙，擢为枢密副使”。可知王仁赡为武将枢密副使。楚昭辅“少事华帅刘词……宋初为军器库使。太祖亲讨泽潞及征淮扬，并以昭辅为京城巡检。建隆四年权知扬州使江表。……开宝四年，帝以其能心计，拜左骁卫大将军、权判三司。六年迁枢密副使，九年命权宣徽南院事”。可知楚昭辅为武将枢密副使。在五位枢密副使中除赵普、沈义伦外，其他三位枢密副使均为武职。

综上分析，作为主管民政事务的中书门下，其长贰官员九人中进士出身5人，吏员出身4人，尚无武将出身者。而枢密院长贰官员9人中，除赵普、沈义伦、魏仁浦为吏员出身外，其他6人均由武将升任。严格意义上说枢密院长官中尚无一位科举出身的文官。而二府15位宰辅成员中，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官仅有范质、王溥、薛居正、刘熙古、卢多逊等五人，占比33.3%，武将6人，占比40%，赵普、沈义伦、魏仁浦、吕余庆等四人为吏员出身，占比26.7%。由此可知，在二府宰辅成员中武将仍占优势，尤其是在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中，武将占有绝对优势，看不到科举出身的文官身影。另外，通过梳理枢密使副的为官履历，我们可以发现几位有任知州（判州府）的经历，如吴廷祚判澶州，李处耘知扬州，王仁赡知秦州和知荆南军府，楚昭辅知扬州等。这也再次印证了五代宋初武将在地方州县担任长官的普遍性。所以无论是地方州县还是中枢机构，太祖朝武将势力普遍存在并且具有较高地位，拥有较多实权是不争的事实。

三、宋太宗朝对于文武态度的转变

宋太宗一朝武将地位受到压制，文臣地位不断上升，导致武将政治地位逐渐处于文臣之下，真正奠定了宋朝以后崇文抑武的政策。不可否认，这的确是宋太宗一朝极为显著的特征，但是在宋太宗一朝二十余年的统治中，宋太宗对于武将并不是一味地打压，而是因时制宜有所变化。

宋太宗即位之初对武将施行拉拢措施，而并非打压。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举行科举选拔文官，共录取进士、诸科共五百人，其中进士甲乙两等及九经及第全部被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这被认为是太宗“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其实一定程度上的“崇文”措施并不意味着必定出现“抑武”的效果，二者无必然联系。“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因日‘莫若参用文武之士……是岁，御试题以《训兵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以示参用之意。”事实上，宋太宗初期所采用的政策正是文武参用。

环视宋太宗刚刚继位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实施“崇文抑武”的政治基础。政权内部，宋太宗本人得位不正，一直有所争议，此时宋太宗如果对武将立即进行打压，这对于他自身的统治极为不利。也正是如此，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先是免除了左屯卫上将军张铎借的一百六十万钱，之后又赏赐给宰相薛居正、沈义伦、卢多逊和枢密使曹彬、楚昭辅钱五百万、银三百斤，宣徽南院使潘美、北院使王仁镐各钱三百五十万、银二百斤，殿前都指挥使杨信、马军都指挥使党进银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勋、马军都虞候李汉琼、步军都虞候刘遇、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杨美银各三百斤。这次封赏是宋太宗对臣子的拉拢，在赏赐对象中，武职官员数量相较文职而言更多，这很大程度上证明在宋太宗心中此时武将作用相较于文臣更为重要。而在政权外部，宋太宗此时要继续完成宋的统一大业——攻克太原，收复燕云十六州。基于此，宋太宗“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此时宋朝内外需要武将的支持，宋太宗完全没有“抑武”的必要。陈峰先生在谈到这一时期政策时认为，“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将禁军大将党进外放为地方节镇，不久，另两位禁军三衙宿将杨信和李重勋相继病死。于是，宋太宗起用了资望俱浅的武将掌管了禁军。另外，宋太宗登基伊始，便罢免了张永德、向拱、张美和刘廷让几位宿将和开国功臣石守信的节钺，将他们转为虚职、闲差。通过这些人事变動，既铲除了乃兄遗留的禁军将领，又获得降低高级将领影响力的结果”。对此，也可作其他解释：禁军中的人事变动确实是为了铲除宋太祖在军队中遗留的政治势力。但是张永德、向拱、张美和刘廷让四人之前即是地方节度使，实际权力并不大，尽管此时四人被授予虚职，但是在雍熙三年（986），张永德、刘廷让又被“遣分守边郡”。从现实的角度看，宋太宗的这一举措是为了避免即位之初地方出现动乱，特意将他们从地方调入京城，便于控制。宋太宗此时对于武将的态度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件事得以证明。太平兴国四年四月，“沂州防御使张万友决所部军校郭斌致死。命鞫之，万友具伏。上方宠任武将，戊辰，诏释其罪”。此时宋太宗正在亲征太原，甚至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在这种影响重大的战役中，宋太宗需要武将积极地配合，因此对于武将采取优容的策略，张万友的过错也就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抑武”政策真正开始于宋辽高粱河之战后，这一次战役宋方惨败。此后太宗罢免了几员大将的兵柄。史载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戊申，“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甲寅，“彰信节度使刘遇责授宿州观察使，光州刺史史畦责授武定行军司马，皆坐从征范阳，所部兵逗挠失律故也”。對石守信、刘遇的贬责，李焘作了如下注释：“守信失律事，《实录》《正史》都不详，所以班师，殆由此耳，当考。”“《刘遇（传）》《史畦传》载失律事亦不详，恐《国史》或有所避忌，更须参考。”关于石守信、刘遇、史畦等究竟为何被贬？《国史》所避忌的又是什么？李焘没有作出解释，据漆侠先生考证，宋辽高梁河一战，宋军惨败，太宗负伤逃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军中夜惊，不知上所在，众议有谋立王（魏王德昭）者，会知上处乃止。”按刘遇在围攻幽州时为宋东面主将，史畦为其部将，而“从征范阳”的石守信此时也可能在刘遇军中。高梁河之败，从太宗至士卒无不逃窜，亦无不失律，要处罚的话，都应受到责贬，太宗不责罚其他将领，为何偏偏贬责刘遇等人，显而易见，在刘遇军中必然发生了特殊情况——即“众议”谋立德昭之事。这一谋立事件的主谋及“众议”具体所指为哪些人？史无明文，可能是刘遇等人，也可能是军中其他将校，此时太宗不加分辨地将刘遇等三人全部罢免。事实上，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石守信、刘遇、史畦三位武将，还有宋太宗对于武将所产生一种极度不信任感，兼之“守内虚外”政策确立后，宋太宗的注意力由外转向内部从而导致对于武将需求的下降，并因此开始对武将进行抑制。作为影响宋太宗政策转变的重要事件，同样证明“抑武”政策的实施不仅是出于吸取五代武将乱政的教训，更是宋太宗为了维护个人皇位所做出的决定。

宋太宗时期“崇文抑武”政策正式施行后，武将地位毫无疑问低于文臣，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武将在政治中毫无权力可言。宋太宗大开科举之门，诸多文臣被任命到地方担任各级长官，虽然以枢密院为代表的中央部门文臣的身影越来越多，而在地方，武将依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宋史》当中仍旧有相当一部分传记记载武将知州的履历，诸如曹翰、王文宝、翟守素、刘审琼、刘福等等，这些武将在各地担任知州，表明武将并不是被完全排除在政务之外，在地方政务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话语权。武将的地位和作用在宋朝边境州县尤为突出。太平兴国七年侯赞被任命知灵州，“在朔方凡十年，上虽念赟久次，而难其代者，赟竟卒于治所”。边境州县由于受到北方辽国、西北党项势力的军事压力，敏感地区的军事需求也就导致在长官的任命中更加看重武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宋太宗朝武将地位不至于被压制得过低。

面对武将被压制的现象也有许多反对声音，甚至这些声音就出自文人士大夫。端拱二年（989）正月，直史馆王禹傅建议：

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也。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

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官常。……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禹傅深切感受到了文武地位差异，甚至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建议，“上览奏，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尤器之”，张洎、田锡等文臣也不同程度地请求提高武将地位。这些文臣之所以会要求提高武将地位，是因为当时辽国正在南下入侵宋朝，宋朝边疆局势变得恶劣，正是极需要武将发挥作用的时期，这些文臣的态度表明了提高武将政治地位符合现实需要。然而，太宗时期两次伐辽战争的失败，致使太宗彻底确立“守内虚外”的政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武将地位低下的局面很难再扭转。

四、宋初武将地位演化的深刻原因

相对于五代时期而言，宋初武将与皇权、文臣之间的地位变化明显。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武将逐渐被皇权所驯服，权力被限制，地位也随之不断下降;第二，整体而言，武将的政治地位不断落后于文臣，但是有时也会随着国家政权的需要而有所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前人对此有着诸多见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深刻原因也影响着武将的地位。

首先，武将政治地位首先是随着宋朝整体的政治局势而变化的。在宋太祖朝，从“武”的一方面而言，在宋朝初立政局不稳时期，宋太祖对于武将采取的策略是收取一部分权力，又提高其政治地位。之后随着一系列对外战争取得胜利，这一政策得到进一步推行。从“文”的一方面而言，宋太祖一开始打算仍旧任用武将治理地方政务，但由于武将自身能力以及不配合，宋太祖的倾向便开始转向文臣。虽然政策发生了转变，宋太祖也对武将采取了一定的抑制举措，但是事实上武将此时的地位仍然要高于文臣。

而到了宋太宗朝，武将的地位已经完全无法与皇权抗争，甚至只需要一介使臣就可以轻松地控制武将。宋太宗在征讨太原的过程中对于武将一直很优容，而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后，宋太宗对武将有了新的认识，用心防范，严格控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守内虚外”，将注意力转到国内，不再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尽管西北、蜀地用兵需要武将的支持，但在宋太宗看来这并不是威胁宋朝皇权的大患，因此也没有提高武将地位的必要。除此以外，宋太宗在认定此时宋朝已经处于太平之世后，极力提高文臣的地位，并借文臣对武将进行压制。

因此，对于武将地位的抑制，宋太祖、太宗两朝并不是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既不是一开始就对武将进行粗暴地打压，也不是时刻紧绷抑制武将地位的这根弦，而是随着政局与国势的变动，以及国防力量对于武将的需求程度而不断演变。宋初武将权力尤其是资深的高级武将权力被不断压缩，这种权力的流失导致武将地位的下降，同时皇室又通过联姻的方式变相提高武将的地位，明显与“抑武”政策不相符，这也表明二者的关系并非呈现完全的正比。

其次，这也与皇帝的性格有着极大关联。皇帝作为传统帝制国家中的最高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皇帝自身的理念、性格等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太祖原本作为一名武将，对于文臣的观感同样延续了五代时期武将对于文臣的轻视之情：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在宋太祖心中，文臣的文采于国事毫无用处，甚至常常以“措大”对文臣的窮酸进行嘲笑。宋太祖的种种做法看似与之前好读书的形象有着巨大差异，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他读书是有着他自己极强的目的性，是为了“广闻见，增智虑”，“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古今治乱，他日免为舞文弄法吏欺罔耳”，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宋太祖虽然已经贵为皇帝，但是他身上仍旧保留了许多武将的习气，自身也就更加亲近武将群体。宋太祖非常喜欢喝酒，曾经盛赞“酒，天之美禄”，宋太祖在建隆二年就感慨：“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尽管宋太祖表现出悔意，但此后史籍中仍时常有他喝酒的记载。宋太祖出身于行伍，在感情上无疑令其在文武之间更加倾向于武将。因此，宋太祖尽管出于政治上的需求对于武将权力进行了一定的压制，但是却并没有对武将地位有太大打压。

宋太宗自知在武功方面不能与其兄太祖相比，虽然他也尝试在武功方面赶超太祖，比如两次伐辽即是想在此方面建立不朽功勋，然却事与愿违，军事上的屡屡失败彻底击垮了太宗在武功方面的信心。于是他转而从文治上发力，希望在此方面可以赶超前朝，于是宋太宗大规模开科取士。

太宗一朝科举考试共举行八次，录取进士数为6139人，平均每次录取767人，太宗在位21年，平均每年录取292人。而太祖朝共录取进士才480人，年均30人。可见两朝数量差距之大。再者太宗重建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曾经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并且他本人也常常在闲暇之时练习书法，将作品送给近臣。这些儒雅的活动都是宋太宗和李昉、苏易简、张洎、钱若水等文臣进行的互动，对武将并未有任何亲近的举措，还将宫中原有的“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甚至在评价兵书《阴符经》时说：“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与之前以“兵者，不祥之器”作为规诫相呼应，这间接地展现了宋太宗对于武将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武将在两朝地位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异，政治上的需求之外，还应考虑到宋太祖、宋太宗两人的治国理念、经历和性格的不同。

尽管士大夫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宋初士大夫群体还没有发展壮大，士大夫政治并未形成，士大夫群体并不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从时间上看，士大夫对于“抑武”的明确言论在北宋初期与中后期比相对较少，在太祖朝相对于太宗朝较少，在太宗即位初又比其在位中后期少。宋初的这种趋势与皇帝的态度紧密联系，显然是士大夫附和皇帝而做出的反应。从目的上看，士大夫一开始“抑武”是出于惩五代之弊，避免武将叛乱的考虑。而之后随着“守内虚外”政策的确立，在一些士大夫看来，当时宋朝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维护内部政局稳定转变为保证国防安全，也就建议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进一步要求改善武将地位。

馀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宋初武将地位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施政权方面，这离不开皇帝和文臣的刻意压制，武将群体在“功成身退”思想影响下有意避让，正是这三方的同时发力才会出现“抑武”的结果。尽管如此，武将政治地位相对于文臣而言却并未全面处于下风。值得深思的是，收回武将权力固然是五代武将乱政下的历史必然，而一味地把武将置于文臣之下，从五代“崇武抑文”到宋代“崇文抑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更多的是由于宋太宗个人原因所造成的，这是否又是历史潮流下的必然规律呢？北宋初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为了巩固其尚不稳定的统治，这也是当时抑制武将权力根源所在。此后，北宋政权稳定下来，国内统治及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成为北宋的主流问题。国内的治理偏重倚靠文臣，而面对辽夏的军事威胁却更需要武将发挥作用。在面对这一主流问题时，北宋各个政治群体是否依然坚持“崇文抑武”这一政策不变呢？张邦炜先生认为“崇文抑武”是宋朝的潜规则，无论是潜规则还是明规则，这种规则并不是强制性必须遵循的规定。即便是试图抑制武将权力的军政体制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也值得重新审视其发挥的实际作用。譬如“帅臣”制度任命文臣为大帅，统领辖区内的所有军队，而武将只能为文臣所节制，被视为宋朝以文制武的一大制度。那么在战事实际的指挥当中文臣是否会有被架空或者不被武将所听命的可能？宋夏好水川之战中，尽管主帅韩琦命令禁止出兵，裨将任福却多次违反命令，甚至于韩琦警告任福“违节度，有功亦斩”。然而任福却仍然置其命令于不顾，导致宋军大败。任福多次违反韩琦的命令而擅自做出军事行动，这一事件下的深层问题，令人质疑“帅臣”制度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能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文臣、武将作为政权统治阶层中的两大群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影响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抑武”政策的考察不应仅仅考虑皇帝、文臣群体，也应该注意到武将自身的反应以及北宋中后期出身自武将之家并在北宋政治舞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后宫势力，视野也应该放大到“大宋史”，即当时宋辽夏金国家之间或战或和的背景之中，更不能忽视制度文本与实际运行中的冲突与背离。

[责任编辑：范学辉、孙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