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养猪是我国南方山地民族比较普遍的生产方式之一。通过对生活在黔东南锦屏县皆阳村苗族养猪方式的调查，提出受山地环境和资源条件影响，山地民族养猪具有散户圈养、熟食喂养、商品率低等特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皆阳村民散养生猪缺乏经济效益，但由于养猪具有环境保护、社会交往、农业增产、保障生活等功能，在农村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山地民族养猪的非经济价值，通过发展农业种植带动生猪养殖的发展。

关键词：南方山地民族；养猪；锦屏县皆阳村

中图分类号：S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088-05

养猪在中国历史久远，是中国大多数农户家庭经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方山地民族比较普遍的生产方式之一。长期以来，农户散养生猪在中国生猪饲养中占重要地位。例如，《中国畜牧年鉴》1998-2010各年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出栏生猪中，来自农户散养和规模养殖的比重分别为768%和232%；2008年规模养殖出栏头数比重才首次突破50%，分别为4305%和5595%。基于养猪在中国的普遍性及其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国内不少学者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生猪养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拟从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出发，选取曾经长期生活过的锦屏县偶里乡皆阳苗寨作为调查对象，探讨山地环境下少数民族农户养猪的特点和功能，这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皆阳村养猪模式及其特点分析

皆阳村（苗语称之为“gheib vangl”，谐音“诶阳”，意为下寨）属锦屏县偶里乡，位于偶里田坝下半部，为偶里田坝内四村之一。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山岭起伏，峰峦迭嶂；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620米，最高点布英登山海拔761米；皆阳村总面积11112亩，有农田759亩，旱地213亩，农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75%，典型的山多耕地少；全村林业资源丰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就组织村民大造杉林，现存有集体林场面积6000多亩，大多数已成林。皆阳村下辖帛皆、棉花地、从也用、皆娥、皆补良阁、皆也凤、从星、皆阳8个自然寨，分布于寨内田坝四周；有6个村民小组，314户1304人，劳动力740人，户主全部姓龙，苗族，至今仍操苗语。

皆阳村以水稻种植为主，辅种玉米、红薯、油菜等作物，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在20世纪，当地粮食生产勉强能够维持生活。随着近几年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从事农业种植的人口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也相应地逐年减少，但各家各户仍多有余粮，或拿去出售，或用于烤制米酒出售，从中获一定的经济收入。皆阳村大多饲养牛、猪、鸡、鸭等家畜家禽。养牛主要是为了耕田，饲养猪、鸡、鸭则主要是为了供自己食用，或者用于祭祀，或者其他形式的庆典等，仅有少量用于售卖。近些年来，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皆阳村养牛、养猪户已大为减少。

（一）皆阳村的养猪模式及特点

1.散户圈养。在皆阳村，村民养猪有专门建造的圈舍。圈舍一般紧挨住房，以便于喂食。圈舍用材为杉木或松树，整个建筑物带人字形屋顶，半边用于喂养猪、牛，半边用于囤积猪、牛粪便。圈舍大小根据各家喂养数量修建，一般分为2-3间，较大的1间作为牛圈，稍小的1-2间作为猪圈。猪圈底部架设圆杉木或松木作地板，地板底下挖约40厘米的坑道，用于畜积粪便，也便于粪便的排泄，保持圈内干燥。圈室上方堆放稻草，便于取出投放到圈内给猪铺垫用。一般来说，由于圈舍构造工程量相对较大，不易修建，圈养的方式往往也决定了喂养的规模，有多大的圈舍，就喂养多少数量的猪。笔者2014年2月对上一年度的养猪情况进行了调查，2013年皆阳村养猪户共有232户，其中常年保持喂养1头的有86户，这类养殖户一般选择生猪出栏后再补栏；常年保持同时喂养数2头的有112户；同时喂养3头及以上的有34户，这类养殖户中有的以喂养产仔母猪为主。近些年来由于皆阳村都有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养猪主要依靠居家留守的妇女或老人，由于劳动力不足，养猪户和户均养猪数都有明显减少。

2.熟食喂养。在皆阳村，90%以上村民养猪选择喂养熟食，只有在“活路”忙不过来或劳动力不够的情况下才选择喂养生食。他们认为喂养生食长大的猪，比喂养熟食的在肉质和口感上要差很多。煮猪食的泥砖灶台比较大，有的是单独建一个灶台用来专门煮猪食，有的则在厨房的灶台上加装1-2口直径约2尺的大锅用于煮猪食。煮猪食的食料来源比较杂，一是种在山坡上或田地里的农作物，如白菜、萝卜、南瓜、红薯、洋芋等。由于农作物有季节性，而且只能把吃不完或不能食用的部分用来作猪菜，因而这类植物在皆阳村民用来喂猪的食料构成中仅占少数。二是山上和田坎边的野生植物，以及田间的浮漂、水葫芦等水生植物。此外，芭蕉由于叶子大而宽，茎分生能力和适应性较强，繁殖较快，被皆阳村民普遍种植用来喂猪。三是生活废渣，如剩饭、剩菜、淘米水、水果等。四是大米和米糠，或者辗碎的稻谷。这一类的配给量较少，一般每头猪每天的用量保持在2斤左右，在过去粮食不够的时期则用得更少。由于食料来源比较广，皆阳村民喂猪过程中非常少见使用饲料（当然这也有经济因素的影响）。煮食的柴火主要来源于山上的杂树。除此之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废品、包装盒，以及建造房屋、圈舍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木料、木屑，翻新房屋产生的腐朽木料等。

3.商品率低。在过去，大多中国农户采取庭院养殖的方式饲养生猪，其最终的养殖目的在于供自己食用，或由此来换取一些生活资料。现在这种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养猪迅速向商业化转变。但是在皆阳村，商业化养猪却不多见，喂养生猪的目的有二：一是过年宰杀。在过去，皆阳村过年时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宰杀年猪，现在仍有80%以上的家庭过年都要宰杀自家圈养的猪。二是用于满足生育、婚嫁、丧事、节庆等活动而操办宴席的需要。这两大用途占生猪消费的绝大部分，加之皆阳村民之间盛行在无猪可用的情况下通过“借猪”来过年或“办事”，皆阳村所喂养的生猪只有少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皆阳村民散养生猪难言经济效益，相反甚至赔钱，这也不利于生猪的市场化。以当地生猪市场收购价格20元1公斤估算，1头生猪100公斤，养殖周期6个月，收入不过2000元。而剔除喂养成本，其中，仔猪成本400元，粮食成本约400元，各类猪菜成本约400元，纯收入仅为800元左右，而且其中尚未扣除6个月的人工成本，没有扣除柴火成本（按当地柴火每100公斤120元计算，柴火成本大约在2000元左右）。相反，如果把投入居家喂猪的劳动力投入市场，按当前劳务市场的价格，月收入可以在1500-3000元之间，6个月至少可实现收入9000元以上。

（二）皆阳村养猪模式和特点形成的山地因素解析

每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都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重要的联系。皆阳村民养猪方式的形成，与当地山地环境和资源条件有关。

首先，当地丰富的林业资源和生物资源为皆阳村民喂养生猪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锦屏号称“杉乡”，皆阳村有集体林6000多亩，每家每户仍留有大小不等的杉木林、松木林、茶油林、杂树林，特有的林业资源既为圈舍的建造提供了原材料，也为当地人采伐柴火提供了便利。同时，山地条件下多样性的生物资源，也为人们采摘各种野生植物用于养猪创造了条件。

其次，大多数山地民族经济欠发达，人们满足于自给、半自给的家庭生产方式。他们通常把“吃”的问题摆在首要位置，这就决定了这些山地民族以种植业尤其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时间通常占其全部劳动时间的80%左右，养殖业居于副业的地位，是为种植业服务，并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另外，在自给、半自给的封闭经济中，社会家庭经济追求的则是“安全”，他们更愿意根据自然资源进行生产，获取稳定的收益，而不是参与回报率较高、风险和代价也较高的市场竞争。例如，当地人在生活中更愿意选择“借猪”而不是购买，在于“借猪”可以实现等量交换，比市场交易更保险。

最后，长期以来皆阳村民以自种蔬菜为辅食，加之人口总量小，肉类的日常消费量较少，靠内部消费拉动生猪消费比较困难。外部交易则由于皆阳村地处山区，山岭起伏，公路通行条件较差，运输成本高，从而影响了生猪的商品化。20世纪70年代，偶里乡修筑一条绕经平略乡的盘山公路，陡峭狭小，到达锦屏共25公里，竟需15小时。随着交通条件逐渐改善，2005年卦治至偶里公路动工修建，2010年建成通车，公路从皆阳村寨中穿过，使到达县城的路程缩短到15公里，20分钟即可到达。可交通改善并没有提高当地人把生猪投放市场的积极性。在调查中有村民说：“虽然现在交通比以前方便了，但一来一回肯定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成本，最主要的是如果拉到城里，交易没有成功，还要把猪拉回来就麻烦大了。”

二、皆阳村民养猪生产的功能分析

有学者利用2000年以来《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有关生猪数据，对不同养殖规模生猪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比较，提出生猪养殖规模大小与每千克增重总成本呈“U”形变化关系，而与每千克增重净利润呈“倒U”形变化关系，即中小规模养殖具有一定的成本效益优势，而散养与大规模判刑并无成本效益优势[1]。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皆阳村民养猪方式也并不占成本效益优势。但事实上，皆阳村养猪动机与经济因素关联不明显，他们更看中的是养猪所具有的其他价值。

（一）环境保护功能

皆阳村的养猪方式，对当地的生活环境起到了维护的作用，其表现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熟食喂养可以处理家庭生活垃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的生活垃圾逐渐增多，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更是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据调查，我国农村每人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086千克，全国农村1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每年上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得不到任何处理而被随意弃置，不仅侵占了大量土地，而且造成土壤、大气及水体的污染，传播疾病，严重地威胁了农村居民的安全健康[2]。而在皆阳村，由于其熟食喂养生猪的特点，大量生活垃圾如商品包装盒、塑胶制品、废报纸，以及自家房屋建造过程中剩下的废木料、或是房屋、房屋附着物维修过程中留下的废弃物品，也成为了主要的燃料来源，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其二，熟食喂养可以处理厨房垃圾。长期以来，皆阳村民形成了用日常生活中屯积的厨房泔水（包括淘米水、米汤、面汤、剩饭剩菜、鱼肉残渣等），拌入猪菜进行高温蒸煮制作猪食的习惯。与城市厨房泔水经由下水道排走不同，农村基本没有专门的设施处理厨房泔水，如果这些废弃物得不到处理，日积月累将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极大污染。通过回收作为猪食，显然极大地减少这种污染。一般认为，泔水养猪存在一定的安全卫生问题，但也有研究分析了泔水喂猪优势和缺陷，提出了泔水喂猪具有可行性[3]。我国《畜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从事畜禽养殖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餐馆、食堂的泔水饲喂家畜。笔者理解，经过高温消毒处理的泔水是可以饲喂利用的。皆阳村民用泔水喂猪经过高温蒸煮，且泔水一日一用，加之量小，长期的喂养历史中未发现可靠的证据证明因泔水喂猪而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社会交往功能

猪肉在人类的饮食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皆阳苗寨，猪肉除了可以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和提高生活水平之外，还赋予了社会交往价值。皆阳村的节庆、生育、婚丧等均有隆重操办的习俗，在这些习俗中需要大量的猪肉炒各式菜肴来招待或答谢亲朋好友。但有时由于自家所喂养的猪未达到宰杀的大小，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到市场上购买猪肉，而是在周边亲友中借来应对。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相互交换有利于增进双方在熟人社区圈子中的情感。对此，也有研究提出“借猪”实际上是当事人之间建构其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猪债”欠的时间越长，越是能证明彼此之间的亲情关系之久远[4]。而在杀猪，尤其是在杀年猪的时候，皆阳村民通常会热情邀请周围邻居和亲友来吃庖汤，这种方式也无形中加强了邻里之间、亲戚之间的感情维系。用猪肉醺烤而成的腊肉，无论是用于招待亲戚，还是用于走亲访友，都被视为是比较隆重的礼俗。在苗族社会，腊肉通常作为春节回娘家必不可少的礼物之一，从中可见这一物品在苗族社交礼俗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猪肉还常常作为一种馈赠的礼物在皆阳村的礼俗中流动，如婚礼结束后，一般他们会把猪腿赠送给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通过馈赠，可加强施受双方的认同和团结关系[5]。

（三）农业保障功能

猪的养殖是中国以农耕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各民族主要肉食来源，并且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进步，衰退而衰退，两者之间是一种协调发展的关系[6]。长期以来，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畜牧业为种植业提供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种植业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必不可少的精粗饲料。民间常说的 “种田不离猪，扫盲不离书”“要想庄稼好，还得猪上找”“栏中无猪，田中无谷” 等谚语，生动地反映了养猪与种地的关系。对山地民族而言，其生存的物质保障依靠传统农业种植，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无不与农业有关。而农业种植的效益则与肥料的多寡具有密切联系。在皆阳村，农业种植的肥料来源主要来自牛粪和猪粪，两者大致各占50%（但实际情况是养猪的多于养牛的，猪粪使用率远高于牛粪）。村民利用圈舍饲养生猪，为收集猪粪肥料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水稻种植中，他们从播种、育秧、栽秧，到田间管理，都利用堆积、发酵的猪粪还田施肥，从而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农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番薯、蔬菜等的种植上，猪粪肥也是这些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肥料。毕竟“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如果村民不养猪，在经济状况较差而不可能大量选择使用化学肥料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四）生活保障功能

汉字的“家”，上面是“宀”，表示与房室有关，下面是“豕”，有“猪”的意思，其含义是有猪才有家，家家必养猪，无猪就不成为家庭，形象地说明猪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在皆阳村，养猪对村民生活上的保障功能有3个方面：首先，养猪可以满足临时性活动的需要。苗族是一个习俗文化十分丰富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要活动都要用到猪来“办事”。但是这种情况有时是不可预计的，临时掏钱购买的话，在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的农村，对一个家庭的开支影响较大，“手头有猪，心中不慌”，养猪可以用于解决这些活动临时产生的经济消费。其次，生猪可以作为一种储蓄手段，在家庭经济困难时可以通过交易获取收入。许多研究表明，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农户主要靠生猪饲养进行储蓄来计划家庭一些大的开支。“养猪是一种积蓄方式，通过养猪可以把零钱换成整钱，在应急时变卖换取现金”[7]。第三，对于偏远山区缺乏生计模式的村民，尤其农村留守妇女和老人而言，养猪既是对自有资源的一种开发和利用，同时也为这些农村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必要的生计保障。这些生活保障功能的存在，也是皆阳村民散养生猪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存在与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及伦理文化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居住的地域条件、气候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8]。对一个民族来说，其生计方式是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并不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被动应对，而是该民族在针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经由文化的创造和作用的结果；一个区域的畜禽养殖特点与家畜品种繁育传承，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息息相关。由此，深入剖析山地民族的养猪方式，我们不难理解皆阳村的养猪方式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基于区域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不断调适的结果。而山地生境及其伴生的经济上的相对封闭滞后，使他们仍然满足于自给、半自给的生产方式，缺乏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精神，不适应也难以承受扩大生产规模的风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山地民族散养生猪经济效益低，机会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但是抛开经济效益来看，山地民族散养生猪对于维护地方生态环境，增进社会交往，促进农业增收，提高农户生活水平等方面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各种商品进入农村，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必然带来更多的垃圾，使环境受到污染。面对这庞大的垃圾，如果寄希望于在农村广泛开展垃圾集中处理，当前不仅存在资金和技术上的困难，而且也由于农村山地环境复杂，村民居住又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布局，要使垃圾得到集中堆放也难成现实。调查也发现，在皆阳村公路边修建的一个约10立方米的垃圾池每天丢弃各种垃圾，堆满后未经处理运往距皆阳村约2公里的皆完业（地名）附近公路边丢弃，污染现象已十分严重。因而，熟食散养生猪对于当前每家每户自行处理生活垃圾，保护居住环境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鉴于当前中国农民频繁外出务工，养猪散户减栏空栏的状况有所增多，我们认为决策部门应基于散养生猪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出发，对农户散养生猪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对此，有一些学者提出应加大对农村散户养猪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9]，或适度加大规模养殖[10]等政策建议，这对于促进农户生猪养殖，提高养殖效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本文认为，我们应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山地民族生猪散养问题，使生猪饲养规模保持与农业种植规模相适应，而不是单纯刺激生猪养殖的发展，以避免生猪养殖规模扩大给农村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如养殖规模扩大，过多猪粪肥得不到农业种植的消化，又将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等。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富农惠农政策力度，吸引并留住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种植，通过发展农业种植来带动养猪业的发展。同时，应在农村推广猪-肥-粮、猪-沼-果等多种农牧结合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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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和平，邓俊良，任俊玲.泔水喂猪可行性探讨[J]. 黑龙江畜牧兽医，2007（5）：40-41.

[4] 吕俊彪，王敏. 在“礼”与“理”之间：一个大板瑶族村寨的“借猪”习俗[J]. 思想战线，2013（6）：49.

[5] 马赛尔·莫斯. 论馈赠： 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M].卢汇，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6.

[6] 徐旺生.中国养猪史[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142.

[7] 陈传波，丁士军. 中国小农户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2-223.

[8] 龙正荣. 基于山地生境的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1）：102.

[9] 禇斌，吴明亮. 农村散户养猪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上海畜牧兽医通讯，2011（5）：64.

[10]张伟力. 中国山区适度规模养猪在现代养猪格局中的潜力[J]. 养猪，2008（6）：27.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