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楠楠

摘要：“5·12”大地震给汶川羌区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重大创伤，而震后重建则给汶川羌区带来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灾后重建带来的跨越式发展不仅使汶川羌区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引发了民族民俗文化的变迁。羌族民众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与民族文化保护及传承机制，实质上是对羌区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一种积极的调适和融合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山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汶川羌族社区；灾后重建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084-04

汶川县山地特征突出，因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而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世居其间的羌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地民族”[1]。历史上，由于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这里的羌族社区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文化长期保持了“原生态”的发展态势。但“5·12”大地震及灾后重建带来跨越式发展打断了这一发展态势，促使羌区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羌族民众对此进行了积极的调适，以适应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

一、灾后重建推动下的跨越式发展

汶川因汶水① ①汶水为今岷江。而得名，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高大宏浑的山地特征极为突出。岷山山脉、龙门山脉东南部、邛崃山脉横亘交汇于此，导致地形地貌极其复杂险峻，山峦叠嶂、地势陡峭、河谷纵横，海拔落差大，构成了汶川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交通极其不便，使该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上，羌族人民长期活动其间而形成典型民族聚落。汶川县有“西羌门户”之称，羌族人口占全县人口31.5%。由于不易受外界的影响，羌族社会文化发展长期保持原生态的发展态势，世世代代保持着“靠山吃山、垒石为室”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特征。

“5·12”大地震这一突发灾难打破了汶川羌区社会文化平和、渐进、缓慢的发展模式。据统计，地震中羌民遇难有3万人之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43亿元，大批的羌族文化遗迹、古建筑等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给汶川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重创。政府按照“一省帮扶一个重灾县”的原则，采用“举国之力，对口援建”的模式，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大救助，如此灾后重建给汶川羌区带来了跨越式发展[2]。

经过3年重建，汶川县地方总产值年均增长2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37%。最重要的是，汶川羌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已经实现了村村通路。交通的改善，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也带动了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汶川羌区旅游的可操作性，使汶川羌区由旅游途经地变为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在推动传统村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促使传统性的寨子向现代化的村子转型。

除此之外，羌族的文化重塑与保护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2008年7月3日和9月19日，国务院先后颁布和下发了《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两个重要文件，要求灾后重建必须注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修缮，不仅要注重羌族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同时也要注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据此，羌区建立并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级保护机制，建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在汶川、茂县、理县和北川恢复和重建了羌族博物馆及民俗博物馆，且陆续建立了县级图书馆、文化站、传习所等机构，使羌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拥有了更完备的机制保障，从而有效促进了羌族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比如，在羌族文化保护中打造具有代表性的羌族文化品牌，如羌绣等，并使其成为羌族民俗旅游中的特色旅游产品，给羌区民族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汶川地震虽然给羌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灾后重建则推动了羌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无论是涉及民计民生的社会经济，还是关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都有了质的变化。因此，灾后重建的跨越式发展不仅打断了羌区社会文化的原生态发展模式，而且导致了羌区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

二、跨越式发展中的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灾后重建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外部环境中的人、物及现代思想的大量涌入，汶川羌区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促成了诸如山地生计模式、信仰习俗、卫生观念，以及语言文化等民族社会和地方性民族文化的变迁。

（一）山地生计模式改变

通过分析大量文献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可知，灾后重建后的汶川羌区山地生计模式发生了改变。在人类学的概念中，“生计是指当地人通过不同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策略”[3]。汶川山区为暖湿带季风气候，阳光充沛、雨量集中、土壤丰厚、野生植被茂密，在这种特殊的山地环境中，羌族人民世代传承着传统的“山地生计模式”，主要种植玉米、土豆和莲花白等农作物，同时从事高山采药和放养山羊，以充分利用山地资源来维持生计，属于典型的、极具山地特色的、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模式。

“5·12”大地震使羌区的山地地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山体开裂崩塌严重，植被大面积破坏，溪水断流等情况所见皆是，这使羌族传统的“山地生计模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山地资源基础。与此同时，羌区出现了严重的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原有居住点不再适宜继续生活的需要。可见，地震导致了羌族人民生计环境的改变，因此，绝大多数羌族人民搬迁至山脚平坝。政府对灾后重建进行了政策扶植，也加速了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灾后汶川羌区在社会变迁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生计方式的改变，在新的生活环境下，羌族人民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山地劳作模式。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大多数羌族家庭开始选择种植樱桃、猕猴桃或茶叶等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时，羌族人民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平台，推动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打造具有现代意义的生计方式。例如，在政府整体规划资金和外来援助力量的支持下，汶川成功打造了龙溪乡羌人谷等一批羌族民俗旅游村寨，羌民特别是青年人不再保持固有的“山地生计模式”观念，而是选择借助民族旅游的发展，通过创办“羌家乐”或出售民族手工艺品的模式来维持生计。

（二）卫生观念重整

由于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更替，羌族民众长期固有的观念随之发生改变。地震前的生活环境使汶川羌族长期保持传统的山地居住方式，汶川羌族多遵循垒石为室的原则，这种石质的房子被羌族人称为“邛笼”，门窗皆小，采光不好。“邛笼”多为上下结构，中间用石板或木板隔开，上面用以居住，下面用以圈养牲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羌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由于固有的山地生活模式导致了羌民卫生观念淡薄，长期以来，其卫生状况令人堪忧。

灾后重建中，一方面，当地政府开始以“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为标准来营造城乡环境，使羌族人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整齐划一、白墙灰瓦的“新房”取代了石质的“老房”，“新房”不仅更加坚固、宽敞，同时也做到了人畜分离；另一方面，政府大力宣传新农村建设理念，并协同民间组织有意识地帮助羌区羌民树立环保和卫生意识，比如组织学生志愿者教授羌民如何进行垃圾的分类和无公害化处理。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在政府的宣传下，羌民逐渐意识到良好卫生状况的重要性，卫生观念从无意识到潜意识转变。此外，外来人口卫生习惯逐渐移植进来，羌民的卫生观念转变更加明显。

（三）信仰习俗变迁

历史上，羌族的宗教信仰为多神信仰，在传统民居中，既在房顶供奉本族的白石神，又在堂屋供奉汉族特色“天地君亲师”牌位，且神龛前常供有长明灯。另外，羌民家中堂屋正中间都摆设有火塘，属于日常生活和信仰的中心，做饭取暖，事情商议、诵经祈福均在于此，火塘信仰实质上既是对祖先的怀念，也是对家族兴旺的心灵寄托。即便火塘的浓烟熏黑了房屋四壁，羌族群众的传统观念却认为烟熏过的石头会更加结实、坚固。

灾后重建以后，羌民仍然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摆放的是现代化的家具和日常用品，神龛俨然成了点缀，缺乏以往的庄严，长明灯不再长明，传统的火塘也被现代化的电暖炉所取代，逐渐淡出了羌民的生活。可见，羌民传统的宗教信仰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羌民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虔诚逐渐淡化，对家族兴旺的愿望似乎并不强烈地寄托在火塘信仰中。

释比文化是羌族信仰文化中的核心，释比在羌族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羌民生活中的人生礼仪、祭祖酬神、祭山治病等仪式都离不开释比。但地震及灾后重建使得释比文化信仰的传承和发展开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威胁，不少释比传承人在地震中遭遇不幸，使释比文化面临着缺乏传承人的危险。不少村寨整体从山上迁移至平坝，如汶川龙溪乡木梯村集体异地移民搬迁至平原地区，生存环境及生计方式发生了改变。离开了山区环境，羌族习惯中许多由释比主持的仪式如羌年中的祭山还愿仪式不得不进行改变，因此，释比文化因缺乏赖以存在的山地环境而失去了某些民俗事项传承的基础。

另外，羌族群众在山里采药砍柴而唱的极具特色的羌族山歌以及在森林中集体性表演的沙朗舞也因山地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总之，山地环境的缺失使得诸多传统文化信仰无法保持，即便是把这些传统文化搬至舞台或在旅游业中进行展演，也无法保持它们天然的本真性。尽管灾后重建给予了灾民现代意义上的新房，但羌族群众普遍仍希望能够在日趋现代化的今天更多地融入和传承本民族的特色，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没有完全改变羌族同胞发自内心的诉求和渴望。相反，从羌民对羌族传统信仰文化和习俗的强烈诉求和下意识地保护这一现象中，可以肯定跨越式发展下羌族信仰习俗已经在发生变化。

（四）语言文化冲击

马戎先生认为：“在一个多族群社会，当各族群具有自己独立语言时，双语现象是十分常见。”[4]这在汶川羌区也不例外，汶川羌族群体内同时使用“羌语”和“四川方言”的现象十分普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部分羌民走出大山去打工或求学，有机会习得除羌语之外的其他方言，但由于交通闭塞，绝大多数羌民，特别是中老年羌民仍以居住地为中心进行活动，从而难以改变羌民只能使用双语的现象。

灾后重建使大批援建者不断涌入羌区，援建者的到来打破了羌族村寨的闭塞状态，既带来了全方位的物质支持，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如来自广东的援建者的生活、消费等方式以及文化因素，都对处于相对封闭山地环境中的汶川羌族同胞产生了影响。在交流当中，羌族同胞发现使用羌语无法与外界进行相互沟通，所以他们不得不尝试使用四川方言或“川普”与外界进行交流，此外，一些年轻人开始向广东援建者学习广东话，以便更好地交流，这充分反映了羌区语言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说明羌族人在主观认同上丢掉了说羌语的传统，但不容否认羌区语言文化在大批外来援建者的语言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变迁。

总之，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所带来的跨越式发展，使羌区社会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山地生计模式、信仰习俗、卫生观念以及语言文化方面的变化仅是羌区重建后社会文化众多变化的一个缩影，生产生活中其他方面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基于原有生存环境的改变。

三、结语

地震对羌族社会的破坏，灾后重建引发的跨越式发展，从不同方面打破了羌民传统原生态的山地生计方式和信仰习俗，推动了羌区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克莱德·伍兹认为文化变迁是“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5]5，但羌区社会文化的变迁则充分说明了外部刺激因素更应得到强调和重视。汶川羌区社会变迁的过程，也是文化变迁的过程。灾后羌区社会文化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而且某些具体的文化事项和文化特质也发生了变化。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和多元文化的碰撞，给羌民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羌民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变迁而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调适，以回应文化变迁带来的冲击。羌族人民对文化变迁的回应，一方面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外来多元文化的移植和接纳，整个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发展是关键，融合是重点。羌族民众和援建者试图通过复原或最大限度地保留羌族文化符号，实现对汶川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维系，但事实上，地震及灾后重建的跨越式发展已经造成了羌区山地社会经济的变迁，而“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文化的变迁”[5]6，不管怎样保护，都已无法保持羌族文化的整体性和原生态性。

参考文献：

[1] 纳日碧力戈，龙宇晓.山地民族研究集刊中国2013年卷：总第1卷第1期[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1.

[2] 蒋彬.对口援建与羌族文化重建——以山东援建北川为例[J].民族学刊，2012（01）：44-49.

[3] 秦红增，唐剑玲.瑶族农民的生计转型调查研究——以广西大化县七百弄布努瑶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77.

[4]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3.

[5] 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M].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曾祥慧]